讀《登春臺》，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一件回環相嵌的套盒或是一座小徑分岔的花園。在聯系性與偶然性之間，現實的經驗、情感的流動、哲學的思辨紛至沓來，匯聚成格非筆下廣博蕪雜的小說世界。讀者在此間流連忘返又不免心生疑竇，何為登春臺？何處是春臺？又該如何下春臺？

《登春臺》分為4章，彼此相對獨立又暗自交織，借助不同代際、階層、身份的4個人物的命運流轉，不著痕跡地將城鄉變遷、人口流動、算法控制在非線性的敘述結構中串聯起來，勾勒出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城市化進程，也即小說標題所揭示的——“登春臺”。但不同于常見的奮斗敘事或現代性反思，《登春臺》敏銳地錨定了人際關系的“聯系性”，提供了一種別開生面的“進城”書寫。一方面，城市化使人與人的關聯性日益直觀，甚至連產生聯系的方式都充滿了偶然；另一方面，淺表化聯系的背后則是重復的日常經驗和隱匿的精神疑難。書中錯落登場的沈辛夷、陳克明、姚岑、竇寶慶、鄭元春、周振遐等人都是城市化大潮下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這些他人眼中氣定神閑的成功者，其“登春臺”的過程充滿了機緣巧合，所經歷的生活又不乏相似之處。正如小說扉頁上的題詞，“在那里日日萬事叢生，其實本無一事”，格非不動聲色地掀開了城市化帶來的“聯系的陷阱”。

《登春臺》在保有強烈現實感的同時，又悄然與現實經驗拉開了必要的距離。格非不斷將筆觸伸向個體成長的生命原點，去勾描當代人被掩蓋在均質化聯系下幽微難明的精神圖譜。表面上看，4個章節分別對應著4個人物的小傳，但實際上《登春臺》講述的并不是彼此割裂的4段人生歷程，更像是一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所要經歷的種種惶惑。一些相似的情感體驗總是反復出現在不同篇章，遙相呼應。而一旦進入到關于痛苦、迷惘的情感敘述，敘述者的語調聲腔便為之一變，從冷靜確鑿的呈現過渡到不確定的意識流動，如同夢境般飄忽，不自覺地一邊對記憶自我修正，一邊自我掩飾。

格非自如地調動時間的修辭術，通過回環往復的懸念與伏筆，找到人與人之間更深層、內在的生命聯系，引領讀者在不同的時空精神漫游，尋訪年少不可得之事是如何困擾我們一生，又怎樣召喚我們無數次折返往復。由此，《登春臺》每一段人生篇章的我既是“這一個”，也是“每一個”。

必須承認的是，盡管小說結構看上去是平行的，卻并不“平等”。前3章的主人公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都曾因周振遐的只言片語而如獲神啟，拾回了直面自己生命中“提婆達多”的勇氣。步入生命晚年的周振遐似乎寄寓了作者理想化的人格，是參透人生困苦的豁達長者。小說中濃郁的哲學色彩和玄想氣質也幾乎都圍繞著周振遐展開，從黑格爾的無限性理論到洛倫茲的聯系觀，周振遐總是處在形而上的高空輸出哲理金句，俯瞰著世事變化，如“每個人的心里，都掛著一塊幕簾。幕簾把一些東西擋住了。但人其實很清楚，幕簾后面有什么”。

小說到了第四章，則筆鋒一轉，格非延續了《隱身衣》《月落荒寺》中對知識分子的叩問與反思，展開了對過度知識化的諷刺，冷峻地寫下周振遐內心世界的虛弱與傲慢。周振遐試圖躲開稠密的人際關系，置身被植物包圍的住所，追求回歸鄉土式的隱居生活。但退回到前現代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不過是他一廂情愿的幻想，真實的鄉村早已在現代文明沖擊下改變。他自視為世界的觀察者而非局中人，實際上卻在隱秘地享受著一種對蕓蕓眾生俯視的“悲憫”。他沉浸于知識與哲學的王國，但仍然無法擺脫沉重的肉身，需要與無聊、病痛、恐懼耳鬢廝磨。

書中那些哲學議論當然是獨屬于格非的風格所在，但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作者設下的另一種“敘事圈套”。《登春臺》的思想分量并不在于文本對古今中外哲學思想的融匯。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曾熟讀老莊或者海德格爾，既不妨礙你進入《登春臺》，更不影響你走向生命的澄明之境。正如附記中被周振遐解惑的眾人，懂得了很多道理之后，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周振遐的頓悟時刻恰恰來自于他放下知識分子的自憐與自戀，真正地走進人群。

在我看來，《登春臺》最獨特之處在于它以從容且誠實的姿態提出了“下春臺”的命題。山河巨變，萬物互聯，登春臺易，下春臺難。在過剩的社交聯系面前，無論是回歸傳統的鄉土，還是寄身知識的烏托邦，一味地在人群之外消極遁逃并不是從心所欲、通往平和的不二法門。畢竟，生命的本真從來不在日常生活之外，深層的聯結往往就開始于一次表面的聯系，在于重拾身邊的“附近”。明亮而清澈的“現在”，就在于我們的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