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俊賢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他是我在西北大學讀碩士時的導師。這些年來，我常常耳聞趙老師脾氣直烈，喜仗義執言，對張三李四大發雷霆，對領導亦拍案而起，脾氣上來只顧自己口暢，不慮他人感受，訓起學生來更是毫不留情，言語刺辣令人難以自在。但這些于我，卻僅是耳聞。的確，細細想來，我從師三年，趙老師從未對我發過火，更沒有厲聲訓過我。他老人家的那些江湖傳說于我終只是傳說，我真的既未親見，更未親歷。

我入趙老師門下純屬偶然。1991年4月，接到西大復試通知的我，急忙從新疆伊寧市前往西安。先是坐兩天的長途汽車到烏魯木齊，再從烏市乘綠皮火車三天兩夜后趕到西安。因幾年未坐火車，到西大招待所后周身還是火車不斷晃行的旅行感覺。疲憊的我到系里辦了手續，簡單吃了便餐后就直接睡下了。不料，因睡得太沉，第二天早晨起來時，離復試時間只有半個小時。我匆忙在學校大門口買了二個包子便急步前往中文系。等我到考場時，已經開考。老師們都端坐著，考試形式是抽題。由于我是最后一個到，沒什么可抽的，最后一張紙條就在那里等著我。打開一看，是兩道有關現代文學方面的題，雖然給準備的時間，但我還是覺得不那么有把握，便大膽地問：有沒有當代方面的題？什么都可以。答復沒有。我只好下去準備。交卷后，有一個老師問我是做什么的？（我后來知道他是劉建軍老師。）我說我是伊犁師范學院的當代文學老師，郭志剛老師的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里的作品基本都看了。他隨口問了我幾個常識點，我也順利地回答了出來。他說，回去等通知。

9月開學后，我得知我被分到了趙俊賢老師名下，幾個自本科就在西大就讀的同學替我捏了一把汗，說趙老師脾氣大，說話做事一定要小心。但我當時的想法是，我本科學的是日語，讀研期間若能以中日比較文學做方向當會更好，就沒有急著聯系導師。聽說系里C老師搞中日比較文學研究，我便找到C老師希望能調到他名下，但C老師說，系里已經分定了，不好另調，我只好接受現實。一個月后，同學們都已拜見過自己的導師，我覺得再不去也確實說不過去了，就登門拜訪趙老師。一坐下，趙老師就問，你去C老師那里了？我沒有料到他一見面就會問這個，但覺得他已經知道了，就沒有必要隱瞞，就如實說了為什么去的原由。趙老師解釋道：“你到我這里來是劉建軍老師分的。復試完那天劉建軍給我說，你不是還想招一個學生嗎？這個學生正好是高校教當代文學的，就分給你。”我這時才明白劉建軍老師為何問我是做什么的。因是初次見面，只是小坐，師母倒的茶也沒喝。

半個月后的一天，趙老師讓我到他家來。袁老師開門并熱情地請我進來，見趙老師坐在躺椅上，我便如同回到自己家一樣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袁老師要倒茶，我說我自己來，袁老師也就沒再客氣。坐下沒聊幾句，趙老師拿出一疊校樣，讓我一周時間校完給他。我不知道這是已經出版的《中國當代小說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論》中的部分章節，拿回去后便認真地校了起來。一周后，我把校樣返還給趙老師，趙老師翻看了幾頁后說：“可以。”我松了口氣。接著他起身從桌上拿起《史稿》又對著校樣看了一下，說：“這個錯誤沒有發現。”他指的是《史稿》上我發現的一個注釋錯誤。說完他笑著說：“可以。我故意留了三處小錯誤，你不僅都改過來了，還發現了我沒有發現的錯誤。看來你還是認真的。”我這才反應過來這是他對我的一次測試。其實趙老師不知道，我平時可能顯得隨便，但真做起學術來，還是很認真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趙老師開心的笑，心情完全放松下來，覺得趙老師沒有別人說得那么恐怖。隨后趙老師問了我在新疆的事，也談了他這本書的出版，說他手上現在沒有書了，另一本《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也只有自印本。于是就在兩本自印書上面簽名送給了我。寒假，我隨母親回老家，竟在江西南昌一家書店看到《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我毫不猶豫地將書店所余的30本書全部買了下來，回來就直奔趙老師家。趙老師看到一下有這么多他的著作很驚訝，自然也高興得合不攏嘴，夸我有心。我本來想送給趙老師，但趙老師硬把書錢塞給了我。我后來想：是不是這兩件事博得了趙老師的好感，使我在之后的學習生活中沒有受到趙老師的怒目責斥呢？

入學第二年是1992年，也是我入學陜師大本科10周年。班里同學們想聚一下，但苦于沒人聯絡。那時，通訊不像現在這么發達，更沒有手機，市里的同學又大多忙于上班，我便自告奮勇地承擔起與省內同學的聯絡工作。也因此，我成為我們班去同學家最多的人，也是見同學面最多的人。也因我不時乘公交、長途車去各地同學家，便出現了趙老師找我找不到的尷尬局面。我回來后立馬去趙老師家里去賠不是并解釋原由，趙老師聽了也沒說什么，只賜我“旅游局長”的名號。后來他還在不同的場合給一些師友談及我時都說過這一名號，但那也只是說說而已，沒有訓我。真的沒有訓我。為什么要訓我呢？該完成的學業任務我都按時保質地完成了，趙老師看重的也就是這個，如果我都做到位了，他當然不會訓我的——何況我只是趙老師的一個普通學生。至于賜我“旅游局長”的名號，這最多算是趙老師對我彼時不悅的一種極限表述吧？

三年中，我常去趙老師家，也常聽趙老師談自己的學術體會。這其中，植入骨髓的就是他說，做事要有大格局。他說他的三步跳就是這樣。是的，從討論一個作家的《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1990）到一部系統的小說史著作《中國當代小說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論》（1989）再到格局宏闊、氣象萬千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綜史》（1994），趙老師的三步跳每一步都跳得格外有力，格外有氣度，真有大格局。我曾問他《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不是90年出的嗎？怎么排在《小說史稿》的前面呢？他說，那個是出版社壓了出得慢，實際上他更早寫完的是《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我頓生敬仰，暗自銘記。雖然我沒有趕上趙老師大干快上的那幾年，卻也趕上了他小步慢走的后幾年，參與了他《中國當代文學風格史發展史》的寫作，但趙老師的大格局意識，始終銘刻在我的腦海中。我大學畢業后在邊遠地區的一個地方院校教書，大格局的事不要說做，連想都不敢想。受趙老師熏陶，我萌生了以后有機會做點有格局的學術的想法。來四川大學后，這一想法更為堅定，雖然做得差強人意，但努力實踐這一理想依舊是我面對趙老師的內心承諾與永恒誓言。令人扼腕嘆惜的是，趙老師于2021年7月13日永遠離開了我們，未能見到我出版的三卷本《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但我想，倘若趙老師在天有靈，一定會感到欣慰的，特別是當他感知我的這一意識承傳于他，一定會含笑九泉的。

畢業后，我遠離西安，但依舊與趙老師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趙老師出本書都給我簽名寄來。凡趙老師吩咐的事我都立馬辦好，從未讓他失望。逢年過節時我也時常打電話問侯趙老師。每次趙老師聽到我的聲音就說：“哦，陳思廣。家里還好著吧？”之后就進入他個人的演講時間。他說的許多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這個長途只要拿起來沒有一個小時就放不下，但這是導師的聲音。有空去西安出差時，也盡可能去趙老師家里坐坐，再聽他老人家講講人生往事。如今，想給趙老師打電話沒有機會了，想再次聽趙老師嘮長嗑也不可能了。想到這里，悲酸之情涌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