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中阿傳統經典互譯與傳播學術研討會”日前在埃及開羅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研討會由國際儒學聯合會、北京外國語大學、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聯合主辦。與會學者就中阿典籍互譯與傳播、中阿文明互鑒及中阿人文交流等話題展開交流。

互譯工程成果豐

中阿典籍互譯出版工程是國家級的互譯出版工程。2010年5月，新聞出版總署與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處簽署中阿典籍互譯出版工程合作備忘錄。據此，雙方啟動中阿典籍互譯出版工程，將更多的優秀作品呈現給雙方讀者，構建現代文化的“絲綢之路”。

五洲傳播出版社與阿拉伯國家出版商協會分別作為“中阿典籍互譯出版工程”中阿雙方執行機構，共同承擔這一文化工程的實施工作。2014年，該工程的第一部作品《埃米爾之書：鐵門之途》（林豐民、顧巧巧、鄒蘭芳等譯）譯成出版。截至2023年，互譯作品數量已達50部，《論語》《孟子》《老子》等20多種中國優秀典籍被翻譯成阿拉伯語。

由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授薛慶國和敘利亞學者費拉斯·薩瓦赫合作完成的《老子》《論語》《孟子》阿拉伯文譯本，是中阿學者在中國文化原典阿拉伯文翻譯史上的首次聯袂。其中，《論語》《孟子》的阿拉伯文譯本，是薛慶國承擔的國家漢辦“儒家經典翻譯項目”，兩人合作歷時3年完成。這3部經典阿語譯本問世后，均受到阿拉伯讀者和學界專家的好評。國家漢辦將該系列譯作作為推薦圖書，配備給在阿拉伯國家開設的各孔子學院。在阿拉伯國家的各大書展上，《論語》譯本更是供不應求，每次都是最先售罄的中國圖書。

在中國典籍進入阿拉伯讀者視野的同時，被翻譯成中文的阿拉伯經典作品和文學佳作也日益增多。《懸詩》《日落綠洲》《日月穿梭》《羚羊的白天》《鴿子項圈》《人類七天》《貝魯特磨坊》等尤其為令人矚目。《日落綠洲》是被譽為“阿拉伯哈代”（哈代，英國著名作家）之稱的埃及當代作家巴哈·塔希爾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以19世紀后半葉埃及發生的奧拉比反英反封民族革命為歷史背景，以西部邊陲小鎮錫瓦綠洲為空間場域，用文學的手法描述了馬哈茂德·阿茲米上校跌宕起伏的一生，生動詮釋了“愛、毀滅、流亡”等主題。作品獲得2008年首屆阿拉伯小說國際獎（也被稱為阿拉伯小說“布克獎”）。

“懸詩”是阿拉伯文學大花園中的一朵奇葩。中古阿拉伯人格外尊崇詩人，每年要在沙特麥加附近的歐卡茲舉行賽詩會，評選出優秀作品，將其用金水描畫在細麻布上，懸掛于麥加的古廟中，故這些詩作被稱為“懸詩”。詩人當中，烏姆魯勒·蓋斯成就最大。現代作家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一書中評價他的長詩，“無人不贊許其辭句之美，想象之富，描寫之可愛而復雜，音韻之鏗鏘與溫甜；他所引起的感興乃是青春的快樂與光榮”。

這些互譯作品，生動展示了中阿雙方國家的形象和文化魅力，獲得了來自中阿各界的高度評價，為加深中阿雙方人民對彼此文化的理解與欣賞，展示和傳播各自的文明之美發揮了積極作用。

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10周年。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參贊兼開羅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張易在致辭中表示，本次研討會是中埃翻譯界對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深化雙邊人文交流的積極響應，也是賡續兩國傳統友誼、推動中阿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實踐。

典籍互譯促交流

對于典籍互譯的價值和意義，阿拉伯翻譯家們有著自己的理解。艾因夏姆斯大學中文系教授穆赫辛·法爾加尼在《戰國策》的譯本序言中寫道，“通過中國古代文獻的翻譯，我們可以把握中國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了解其發展的歷程。也許，翻譯可以探究那些文本背后的秘密，希望這能夠釋放我們借鑒他者的能量，讓這種借鑒意識不斷增強，讓人的理性道路不斷延伸。在我看來，任何古代遺產的價值，都在于其能否照亮當下。”

已經翻譯出版過多部中國著名文學作品的翻譯家、作家梅·阿舒爾，是一位擁有10年翻譯經驗的自由翻譯者。在她看來，翻譯是創作性的工作，是一個學無止境、自我提升的過程，是一種更加深刻的閱讀，也是一種對于宇宙的探索方式。“語言是遼闊的天空，知識是無盡的大海。交流像是耀眼的太陽，照亮一切。文藝就像色彩，給我們生活上色；文化的溝通和交流，讓我們在這片共同的土地上更加了解彼此。”梅·阿舒爾說。

薛慶國認為，中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是歷史悠久的東方文明。體現在中國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原典中的思想，既有強調守成和傳承的因素，也有許多關于創新、變革和與時俱進的內容。他結合自己對阿拉伯典籍《古蘭經》的翻譯體會說，譯經和解經工作一樣，既要與時俱進，也要嚴謹慎重；既不能故步自封，也要避免穿鑿附會。新譯絕不能是胡譯，對于經文的理解，要有一定出處，但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代阿拉伯經注學家的注釋，將經注學家的一家之說視為神圣。在語言理解允許的范圍內，在翻譯中體現與時俱進理念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中國文化受歡迎

談及如何選擇翻譯的文本，開羅大學文學院中文系講師亞拉·伊斯梅爾認為，可以多選比較容易被阿拉伯讀者接受的經典著作。例如《孫子兵法》是阿拉伯世界最受歡迎的中國書籍之一，這部經典著作有多個阿文譯本。“中國古代兵書蘊含著深邃的戰略思想。其他兵書如《六韜》《三略》《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等如果被翻譯成阿拉伯語，也很有可能贏得阿拉伯讀者的青睞。”

除了經典書籍，亞拉·伊斯梅爾認為，能夠反映當代中國人生活的作品也擁有巨大的讀者市場。“過去幾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阿拉伯人渴望了解中國成功的密碼以及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亞拉·伊斯梅爾說。

曾翻譯《紅高粱家族》《余華短篇小說選》《手機》《中國當代女作家作品選》《中國飲食文化》《中國改革新征程》等作品的哈賽寧·法赫米來自埃及南方，是艾因夏姆斯大學語言學院中文系教授。他認為，翻譯是文明溝通的橋梁。“研究翻譯的學者，有責任選好適合本國讀者閱讀的作品進行翻譯，避免因借助第三語言轉譯造成誤讀，影響中國在阿拉伯讀者眼中的形象。”

哈賽寧·法赫米說，20年前，埃及學習中文的人為數寥寥，然而今天，埃及已有30多所高校設立了中文系，中文和中國文化越來越受歡迎。埃及教育部還將漢語納入中小學教育體系作為第二外語。他建議，除了在人文、教育、經濟等領域進行交流，還可以更多地舉辦一些國際書展和文化聯歡會，支持埃中雙方作家、翻譯家、學者和藝術團的互訪。

“我愿意做尼羅河中的一個小湍流。”穆赫辛·法爾加尼說，在埃及文學中，常常用母親河尼羅河來比喻美好事業，他希望有更多人為中埃文學長河的奔流激蕩貢獻力量。法爾加尼已經完成了《詩經》《戰國策》等中華優秀典籍的翻譯，他還獲得過“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和“中國阿拉伯友好杰出貢獻獎”。

法爾加尼的話，代表了中埃兩國學者、翻譯家等的共同心愿。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李偉表示，愿攜手埃及學者朋友，做中國儒學和傳統文化的傳播者、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維護者、不同文明對話的踐行者，共同加強中埃、中阿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