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馬德里的藝術愛好者，不會錯失“朝圣”委拉士開茲的《宮娥》。在這幅畫中，畫家刻意制造出一種“偶然性”，仿佛現代人用相機捕捉到某個瞬間，帶著觀眾偷看宮廷生活的片段。

    戈雅的創造力在他漫長的藝術生涯中始終強烈而持久。這幅《陽傘》是戈雅最浪漫美好的畫作之一。

    格列柯的形式語言極為獨特，喜歡自由地將形體拉長變形，動感十足，情感激越，帶有強烈的表現性與主觀性。圖為格列柯《年輕紳士肖像》。

自15世紀文藝復興始，直至20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輝煌的歐洲美術史由無數重要藝術家書寫而成。與意大利、法國和尼德蘭等地相比，西班牙畫家的數量或許沒有那么多，但仿佛總是在積蓄一種能量，在絢爛的畫壇星空升起一顆顆巨星。近日，西班牙普拉多國家博物館攜70多件油畫精品登陸上海浦東美術館，呈現一場頂級的視覺盛宴。藝術愛好者們在與跨越5個世紀的大師之作近距離對話之時，思緒也被帶向屬于西班牙的“光輝時代”。

格列柯：

不被時人理解的先鋒性，終在20世紀現代藝術中得到回應

15、16世紀的西班牙不僅控制著意大利和尼德蘭的部分土地，還隨著哥倫布的遠航將勢力擴展到美洲，“日不落帝國”的強盛國力和王室的藝術熱情滋養了藝術發展的土壤，為第一位大師的出現做好了準備——格列柯（1541—1614）。很多人大約都不知道這位出生于克里特島的藝術家其實叫做多梅尼科斯·塞奧托科普羅斯，而是習慣用他故鄉的名字稱他為“希臘人”。從威尼斯到羅馬，格列柯一路學習，也一路受挫，直至來到西班牙的托萊多，雖然未能獲得宮廷認可，但最終形成獨屬于自己的風格并在當地獲得成功。受威尼斯畫派影響，格列柯重視繪畫的色彩語言，認為“對色彩的模仿是藝術最大的困難”“色彩高于形式”，但他的形式語言又極為獨特，他自由地將形體拉長變形，動感十足，情感激越，帶有強烈的表現性與主觀性，不屬于一般意義的文藝復興風格，但也無法全然歸入手法主義。在他創作的《揭開啟示錄的第五封印》一作中，觀眾能夠一眼就讀出作品宣揚的宗教精神與奇跡，人物仿佛擺脫重力向上升騰，在經過拉伸后體量感被弱化，形狀和色彩都不再摹仿自然，具有了超現實的意味，卻表現出了動人心魄的戲劇性場面。

雖然托萊多當地給予格列柯的“現代”藝術極大的包容，但當他死后，他的風格被主流的巴洛克風格視作無法理解，也鮮有后繼者。整個18世紀對格列柯的藝術都是否定的，19世紀的部分藝術史家在認同他的部分技巧的同時，也批判著他的反自然主義風格。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藝術家們重新“發現”格列柯，也在他身上找到“自我”。馬奈、德拉克羅瓦等人受到他的色彩啟發，塞尚與畢加索借鑒他的形式構成，德國表現主義畫家筆下的夸張變形也深刻著他的烙印。“希臘人”那不被時人理解的先鋒性，終于在20世紀的現代藝術中得到回應。在普拉多博物館出版的藝術手冊中他的名字與后輩委拉士開茲、戈雅放在一起，并稱西班牙畫壇三杰。

委拉士開茲：

相隔兩個多世紀后，印象主義奠基者仍對他倍加推崇

17世紀的西班牙，與政治、經濟的日薄西山截然不同的是藝術領域的輝煌景象，畫壇人才輩出、碩果累累。生活在西班牙屬地那不勒斯的里貝拉受到卡拉瓦喬藝術啟發，將強烈的明暗對比注入自己感情真摯、色彩明朗的作品，創作出一系列打動人心的宗教作品，成為首位受人敬仰的大畫家。從西南部的藝術之都塞爾維亞走出了數位名震畫壇的大人物，蘇巴朗、牟利羅，以及委拉士開茲，共同將西班牙藝術帶向高潮。

委拉士開茲（1599—1660）可確認的作品有近半數都收藏在普拉多博物館，自1899年起，這位17世紀最偉大的西班牙畫家的作品就一直占據著博物館的C位展廳，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前往。試問有機會來到馬德里的藝術愛好者，哪一位會錯失“朝圣”《宮娥》等名作的機會呢？畫家刻意制造出一種“偶然性”，仿佛現代人用相機捕捉到某個瞬間，帶著觀眾偷看宮廷生活的片段。畫家自己也在畫中，手持畫具望向我們，從容淡定，自信滿滿。

委拉士開茲是西班牙的榮耀，但他的藝術不僅僅是西班牙的。20歲出頭就成為宮廷畫師，他有機會接觸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收藏，看到其深處的意大利趣味，在結識魯本斯后，更是聽從后者的建議，兩次前往意大利，走訪各地，將意大利藝術，尤其是威尼斯畫派的色彩的活力與光線的微妙注入自己的作品。宮廷畫家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給王室成員畫肖像，藝術史家貢布里希曾經直言不諱地說這些人“很少有漂亮的面容，有趣的面孔也很少”，對于任何富于挑戰精神的藝術家來說，制作這類肖像絕非一份誘人的工作，但委拉士開茲卻“仿佛使用魔法”賦予它們獨特的魅力。他崇拜魯本斯和提香，但并不只是摹仿大師的手法，而是想作出挑戰，只消看一眼他的《英諾森十世》，便不難察覺他將穩重的金字塔構圖與自由奔放的筆觸結合，動人地再現了教皇的王者威嚴，人臉部分用薄涂法突出面容細節與表情，法袍則用厚涂法傳遞出面料的光澤與不同質感。任何觀眾都會相信自己面對的就是被畫者，無怪教皇本人發出“太真實了”的感嘆。委拉士開茲用大膽的構思、瀟灑的筆法，加上酣暢淋漓的色彩表現，將看似平常的日常變成偉大的作品，在相隔兩個多世紀后，印象主義的奠基者仍對他倍加推崇。

戈雅：

無論內容主題還是形式技術，他的畫作都是啟示性、革命性的

西班牙藝術在17世紀發出最強音，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都陷入低谷，這種尷尬局面直至18世紀下半葉，才隨著一個人的出現而改變——戈雅（1746—1828）。

戈雅的創造力在他漫長的藝術生涯中始終強烈而持久。雖然同為宮廷畫家，他崇拜委拉士開茲，將后者的筆觸、光線與表現性融入自己的作品，成為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但身處一個動蕩的時代，他無法像委拉士開茲那樣保持一份平和與坦然，生命的坎坷被他畫進了作品。無論是內容主題，還是形式技術，戈雅的畫作都是啟示性的，革命性的，甚至現代性的，被視為“現代藝術第一人”。

作為首席宮廷畫家的戈雅自然也創作過不少宮廷肖像，但其中有一幅杰作在同類題材中堪稱異類，即《卡洛斯四世一家》。“皇室”“家庭群像”，人們在此類繪畫中預設的奉承與溫情絲毫不見，畫家以真人大小描畫國王一家，他們衣著珠光寶氣，華麗張揚地顯露著自己的尊貴身份，但給人的印象卻是呆板的、冷漠的、假模假式、令人討厭。戈雅對卡洛斯四世和妻子路易莎的刻畫幾近刻薄，前者身材臃腫，表情懦弱，后者傲慢狡黠，任觀者猜度他們的心思與境遇。站在畫面左后方暗處的畫家本人直視著觀眾，令人想起委拉士開茲在《宮娥》中的出現，只是戈雅表達的不是親密溫暖的氣氛，而是仿佛在說，“這家人就站在這里，你們自己看自己判斷吧”。雖然這幅畫并沒有以往宮廷肖像應該對皇室抱持的贊美之情，甚至透露出一些諷刺之意，但卻意外地被國王和王后接納了，據說被“丑化”的王后路易莎甚至對它評價頗高，不知道是否被流動于畫面之上的光彩打動，又或者對畫家的精心構圖暗自叫絕：問問自己，一眼望去，你首先看到的是誰？

贊助人制度決定了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家無論有怎樣的天賦，有時也不得不妥協，得到贊助人的認可是成功的前提。但從1737年法國人舉辦官方沙龍展開始，藝術家便有了將作品面向公眾的機會，有了為自己而不是贊助人創作的機會，畫家可以畫自己想畫的，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于是就有了《1808年5月2日》和《1808年5月3日》，戈雅用激蕩的筆法，強烈的明暗對比，表達著自己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氣節，那個看似逸筆草草卻成熟篤定的白衫黃褲的青年成為美術史上最打動人心的經典形象之一，被無數藝術家致敬。而蝕刻版畫《奇想集》更是讓藝術家將個人宣泄發揮到極致，看著那一個個怪誕可怖的形象，我們一邊感嘆戈雅的奇思妙想，一邊也對他因病失聰的痛苦感同身受。畫家的工作不再只是裝飾宮廷與教會，不再只是投他人所好地創作。戈雅用他的藝術關注國家命運，講述個人命運，他為自己而創作。

為自己的創作在“黑色繪畫”中達到巔峰。在75歲高齡時，戈雅的健康每況愈下，而復辟的波旁王朝治下自己希冀的政治與宗教改革成為泡影，陷入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絕望之中，他獨自在居住的“聾人別墅”（房屋的前主人恰巧也是聾人）的石膏墻壁上用油畫顏料畫下14幅主題黑暗的作品，夸張、怪誕、放肆、恐怖、令人不安。這些畫不是用來展覽的，戈雅也未曾寫過它們，甚至不曾與人討論過，那是獨屬于自己的作品，肆意地抒發自己的心聲，焦慮、壓抑、恐懼，無人能解。單是看看《薩圖恩食子》就足以震撼我們，戈雅的精神已經到了怎樣的崩潰邊緣，終日面對怎樣的痛苦，才會在自己的餐廳墻上畫出這樣恐怖的圖景？你很難想象他是那個曾經畫出最浪漫美好的《陽傘》的戈雅。他終于成為了自己的贊助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西班牙藝術家的創新精神與革命精神從未停歇。格列柯、委拉士開茲、戈雅，在他們身上無法使用的單一風格標簽，同樣也無法適用于他們的后輩，安東尼·高迪（1852—1926）、巴布羅·畢加索（1881—1973）、胡安·米羅（1893—1983）、薩爾瓦多·達利（1904—1989）……一個個杰出的西班牙人努力擺脫現實的平庸乏味，用藝術演繹他們的奇思妙想，至今仍有回響。

（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