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在文學圈里，“非虛構”這個詞很火，與之相對應的是口述實錄、田野調查等多種紀實形式。與此同時，報告文學在書寫重大事件、典型人物等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對于“非虛構”與“報告文學”的關系，有人將他們視為兩種不同的文體，而且經常采取厚此薄彼的態度。事實上，“非虛構”的說法來源于國外，與“非虛構”相對的是“虛構”，也就是小說。可以這樣理解，“非虛構”是一種以“真實”為原則的寫作界限——不是體裁，只是寫作界限。我認為，報告文學也是“非虛構”這種寫作界限之下的文體式樣。當然，“非虛構”包含的創作形式更加寬泛。所以，把“非虛構”與“報告文學”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這樣的認知是不妥的。非虛構與報告文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說回到報告文學，這種新聞和文學結合的體裁，起源于歐洲，與近現代報業的發展密不可分，在中國則被定名于20世紀30年代。近百年來，報告文學在中國文學體系里不斷發展壯大，在不同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的現實作用，比如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尤其是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認為是新時期中國最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報告文學作品。這篇作品發出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時代先聲，在改革開放尚未正式啟動之時，已深度地介入到時代重大主題的表達中。也正因如此，該作品一經《人民文學》刊發，便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讀者爭相閱讀。自此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一大批報告文學作家站在時代前沿，書寫時代主題。中國報告文學中的“重大主題創作”，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時期。

當下，小說創作繁榮興盛，不論是流派風格還是創作技法都種類繁多，更重要的是，當代小說理論研究也漸成一套完整體系。于是，人們普遍認為當下的敘事文體中，小說才是主流。與此相對應，報告文學由于呈現出過度“主題書寫”且很多作品文學性不足，損害了這一文體應具有的展現、批評和引導功能。因此，無論在批評家還是在普通讀者那里，報告文學都遭遇了一些詬病和冷遇。甚至有人質疑：我們還需要報告文學嗎？

回答是肯定的，我們非常需要報告文學。我的認知是，中國故事獨特瑰麗，其精彩程度遠超一切想象，這就是非虛構寫作的厚實土壤，也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創作底氣所在。今天的時代，有著獨屬于這個時代的故事和情感，值得我們用心去感受、去投入、去書寫、去記錄。高質量的文學作品，一定蘊含著來自生活的鮮活和復雜，帶著時代特有的氣味、聲響、色彩和質感。報告文學也不例外。

我認為，今天報告文學遭遇的問題，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題材的選擇；第二個方面來自寫作本身。

先說第一個問題。報告文學的新聞性和時代性決定了“主題創作”的重要性，但“重要”并不等于“單一”或“唯一”。對于報告文學作家來說，需要展現和回答的東西太多了：“國之重器”需要展現在讀者面前，輝煌成就需要書寫；社會所關注的焦點熱點也需要采訪，并得出個性化的理解和呈現；在社會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作家敏銳關注到的新事物新經驗，也應當有所表達……新世紀以來，反映國家重大工程、重要成就的報告文學作品不勝枚舉，也有很多作品直擊社會關切的議題。例如，作家楊曉升的長篇報告文學《失獨，中國家庭之痛》聚焦獨生子女問題。有媒體將楊曉升的這本書稱為“推動獨生子女政策調整的功勛之書”。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講述了上海女醫生陳曉蘭為揭露醫療領域觸目驚心的醫德淪喪和醫療腐敗行為所作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和犧牲。朱曉軍通過該作品的書寫，呼吁更多的人關心醫療領域，從而改變看病難、看病貴的現狀。有評論家指出，作家不能僅僅“站在道路一旁為駛過的車輛鼓掌”。我想說的是，作家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更應該主動去跟隨、去助力、去提醒。所以，除了“主題創作”，還有“民生百態”“社會萬象”……總之，報告文學不僅要聚焦重大工程、重大成就，也要勇于回應社會關切的具體議題，進而推動這個社會更好地向前發展。

再說寫作本身。很長時間以來，因為報告文學適于“宣傳”的特點，很多人把報告文學與“通訊”甚至“軟廣告”畫上等號。報告文學作家因為利益關系，也愿意接受各種“命題作文”，導致這些年報告文學僅有“報告”而無“文學”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作品大量使用資料和數據，雖然說“單純事實消息”和網絡平臺上的“公開資料”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但這些東西大段大段甚至整頁整頁出現在一個報告文學作品里，會導致其文學性大打折扣，讀者讀之必定覺得索然無味。因此，有人甚至認為報告文學是“原創性最低的文學體裁”。還有的作品，直白地寫事實，語言凝滯死板，無論結構還是敘事，都沒有什么“講究”。有人因此認為報告文學“寫作門檻最低”。值得一提的是，在報告文學評論中，也少見對寫作方法及技巧的評述，大部分仍停留在討論題材本身的價值意義上。

如何有效提高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是當下報告文學作家應該高度關注并身體力行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要沖出這個“瓶頸”，就要勇于嘗試變革，包括擴大題材范圍，探索“呈現手段”，探究“非虛構”與“虛構”的尺度，等等。

就題材的選擇而言，我認為，可“大”也可“小”。事實上，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小題材”。一葉可知秋。這個時代的每一個奮斗者，他們身上的故事，都必定帶著時代的特有標記，他們都是精彩的中國故事的組成部分。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為時代立傳，為時代里奮斗著的普通人畫像。對于報告文學作家來說，并不是手握“國字頭”題材，就一定“勝券在握”；也并不意味著，身處基層，接觸到的只有“小人物”“小事件”，就“輸在了起跑線上”。要知道，我們的寫作，實際上與我們自身的經歷和認知密切相關。我們看東西，有三種角度——仰視、俯視和平視。如果僅僅是仰視，我們可能只是看到觀察對象的底部；如果僅僅只是俯視，則可能只看到觀察對象的頂部，而且只是流于表面的部分。因此，更多的時候，我們需要真正深入進去，進行多角度的平視。在寫作中，更是如此。之所以能夠采取“平視”的視角，是因為，這是我們真正能夠融入的生活，我們在其中能夠看到最多的面向，情感能投入得最多，“筆力”也能進入得最深。或許，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就是“好題材”。這樣一來，也就使得報告文學的題材變得豐富多樣，有“重大題材”，有“民生題材”，有“特殊題材”……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那么，我們看到了一個題材的多個面向，又該如何把它們呈現給讀者？這就是呈現方式的問題。就像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非虛構作品，其采用的“口述史”寫作方式，讓千百種聲音自己說話，相互支持，相互抵消。或許，這是對某些人群、某些經歷、某些情感的最合適的呈現方式。好的報告文學，在“呈現”的過程中都極其注重細節，文字生動而極富張力。我個人比較愛讀趙瑜和任林舉兩位老師的報告文學，他們的語言、敘事和結構都獨樹一幟。我認為，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敘事文體，“跨文體寫作”是其重要特征。

對于報告文學來說，細節是關鍵。即使再善于表達的受訪者，都只能依靠回憶講出較“粗”的場景事件，具體到人物動作、心理和即時現場，必須依靠作家對生活的感悟、對受訪者及事件的理解甚至是自己的親身經驗，以精準貼切的語言一一展開，這也正是對真實的升華——文學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這里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且敏感的話題，報告文學中的“非虛構”與“虛構”。或者說，報告文學能不能有“虛構”的存在？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報告文學必須真實，真實是這種紀實文體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樹，首先必須確保這棵樹存在，且樹干樹枝都長在那里；接下來，枝頭上的樹葉，其具體形狀、脈絡以及色彩，就是允許“虛構”的部分。不要小看或者質疑這種細節上的“虛構”“加工”，這恰好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的重要體現。或者這樣理解，大樹就是“報告”，其上添加的姿態各異的葉片，就是“文學”。

（作者系重慶報告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