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生態文學創作呈現出云集式發展態勢，少數民族生態文學成就斐然。內蒙古少數民族敬愛自然的思想根植于作家心靈，使他們自覺將“天人合一”理念融入生態文學創作。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和人們生態意識的全面覺醒，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追藍逐綠、向美而行的生態文學創作，不僅是對世界生態環境的呼喚，也為當代文學增添了養料。本文從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作品著手，探析生態文學別樣的生態審美意蘊。

一、呼喚：天人合一的生態境界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主張人的行為應與自然法則相符，其核心理念“仁”倡導人際交往應秉持友善和諧的溝通方式，更涵蓋了對自然世界及社會環境的深切期許。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反映了他對自然界生態系統的尊重與保護。孟子將仁愛之道拓展至珍視萬物，將悉心呵護自然眾生上升為君子道德責任之所系。荀子秉持天有其自然規律、人應有其道德規范的觀點，倡導人的作為須遵循倫理準則，切莫無度開采或毀損自然。董仲舒深化了儒家關于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生態世界觀，認為人類的善行可以促進自然界的和諧。至宋代，張載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這一專有名詞。中國傳統生態觀是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不斷動態發展的，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在當代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是當代文學生態境界的集中表達。

天人合一是中華民族傳承至今的人文體現，更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人與自然之間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生態文學探討的本質，也是生態文學創作的動力源泉。人與自然的和諧互動，有助于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境界。生態境界是一個涵蓋人對環境的認知以及人與自然情感聯系的綜合性多層次理念，它鼓勵人們深入理解自然，培養對生態環境的責任感，通過提升個人和社會的生態境界，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生態境界要求文學色調既非創作者主體臆想的單色，也非自然的三原色，而是人與自然共同勾勒出的文學復色。生態文學創作給予了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與自然對話的契機，他們以詩意的筆墨詮釋了天人合一的生態境界。

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是生態文學的引路人之一。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生態文學創作仍有空白，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立足草原與荒漠，以作品為媒介探索天人合一的生態內核，認為自然是生存之源，更是靈魂的棲息地。他們的作品昭示了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和諧關系，這種關系的親緣性和同一性，植根于民族的信仰與生活方式，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哲學。

蒙古族作家滿都麥早期文學創作以描繪詩意的原野被人們熟知。在他的筆下，草原、動物和蒙古族人在生機盎然的圖畫中綻放出奇異的光彩，凸顯了自然與人的詩意氛圍。小說《老蒼頭》中的巴音桑斯勒山是一座得天獨厚的風水寶地。由于遠離喧囂、氣候適宜、牲畜肥壯，所以這里的人們心靈純凈、長壽安康。而野鹿、巖羊、盤羊、山狍等野獸的追逐跳躍，更是為自然風光增添了幾分神奇靈秀。小說《雅瑪特老人》中的老人膝下無子女，與牧羊犬、羊群朝夕相伴，她把這些生靈當作自己的孩子悉心照料，在它們得到食物的同時，老人生命的空白也被溫暖填補。小說《春天的回聲》以綠意盎然的草原為背景，以戀愛中的青年男子視角聚焦草原，描繪出絢麗多姿的草原畫卷，這里有“緞子般柔滑的草原”“銀子般的蒙古包”，還有“看起來如撒落的珍珠一樣漂亮”的大小牲畜、“鮮花般盛開的姑娘”，草原是孕育著愛的生命世界，寧靜、純樸、色彩繽紛，這一切都因愛而鮮活。“蒙古包”“小珍珠”“太陽”“緞子”等意象表達了“天人合一”的生態詩性哲學，所描繪的天、地、人和諧相處的場景，體現著草原文化中生態世界的詩意建構，為蒙古族的生存空間打造了綠色伊甸園，展現“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態境界。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在作品中體現了對草原生態系統復雜性與重要性的深刻思考。小說《父親魚游而去》以描繪普通人的生活和非常規的日常舉動作為敘述基底，深入描寫了父親一系列反常怪誕的行為：食沙、裸體雨浴、像愚公那樣挖掘河道、像熊般咆哮、野獸般狂奔……這些非典型的行為雖然偏離了傳統“父親”的形象，但它們的異質性始終與“水”這一元素緊密相連，源自對水的極端渴求和依賴。作家通過這種被虛構的怪誕現實來隱喻人與水隔絕所面臨的困境和絕望。小說荒誕卻真實的細節、詭異而神秘的藝術氛圍揭示了以“水”為代表的自然生態的失衡，表達了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天人合一思想。

滿都麥和海勒根那的作品在創作基底上具有極大反差，滿都麥強調在和諧詩意的自然境界中，表現對世界和生命的深刻理解與關愛。海勒根那的作品強調在詭異神秘的自然環境中表現人類面對自然困境時的心態變化。二者截然不同的創作手法和敘述風格都深刻體現了少數民族作家對“天人合一”生態境界的追求，即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尋找生命的真諦，展現一種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生命觀。

二、復歸：生態倫理的人文關懷

“生態倫理”是生態學和倫理學交叉領域中的衍生產物。生態倫理探討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強調在生態系統中維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道德責任，審視人與自然共榮共生的辯證關系。在人類與自然的相處進程中，大致可分為崇拜自然、適應自然與征服自然三個階段。人類與自然生態之間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演化為獨立的主客二元體，自然成為依附于人類的存在，是人類的附屬品和被掠奪對象。尤其是工業革命后，人類征服自然之心空前強大。因此，探討當代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要對作品中所展現的生態倫理和人文關懷進行深入剖析，才能體悟到少數民族對自然的敬畏之心。

生態倫理強調人類對待自然環境的責任感和尊重，倡導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生態意識。生態倫理鼓勵人們采取適當的生態關懷行動，維護地球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通過關懷自然環境和他人，促進可持續發展生態觀的有序實現。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彌補了生態倫理道德下的人文關懷缺失。在少數民族文學生態書寫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通過將傳統精神層面人的主觀視角轉變為生態倫理學層面人與自然共處的他者視角，使得生態文學創作跨越歷史的鴻溝，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在生態文學創作中得到復歸。這是引發人類良知覺醒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人文關懷復歸到人與自然共處的關鍵命題。

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是內蒙古乃至全國生態文學創作的先驅，他的小說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他對本民族人民的熱愛和對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烏熱爾圖研究生態問題的過程就像是尋找自己民族根源的過程。他以森林為背景，創作了一系列關于人與自然的作品，詮釋了人與自然的絕佳相處模式。例如小說《老人與鹿》中的老人不僅自己熱愛山林，還將這種思想傳輸給子女。老人已經八十多歲了，出門需要他人接送，但當他進入森林時便看到了一切，也記住了一切。樹的印記刻在他的心里，指引他邁入森林的路也烙在他的腦海中。但令人惋惜的是自然在衰退，除了石頭，萬物都在變遷。“這里原本有一整片茂密的森林，十一年間就被砍伐成碎片了，剩下的孤樹都是木頭變成了一種不起眼的點綴，就像嬰兒的頭發一樣。”這種變化不是自然的選擇，是外力的干擾讓自然變得面目皆非，而它也不再屬于鄂溫克族。生態文學研究者格羅特·費爾蒂認為：“環境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二元論的術語。就是說，以我們人類為中心，一切非人類物質圍繞著我們，構成了我們的環境。相比之下，生態意味著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一個整體的系統，以及系統各部分之間的緊密聯系。”①烏熱爾圖的作品是將自然看作一個整體，生態倫理和人文關懷也融入其中。

“掠奪或守護”是人類對生態問題的哲學思考。生態文學治愈人類心靈創傷的同時，也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視角。烏熱爾圖的小說《灰色馴鹿皮的夜晚》中芭莎奶奶是一個善于思考的老人，她最喜歡的動物是馴鹿，她將自己的一生和森林捆綁在一起，為森林而生，守護自己內心深處的馴鹿世界。她離世后被放在馴鹿皮上，這一場景具有深刻的隱喻意義。鄂溫克族人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森林，希冀將自己的靈魂獻給自然，從本質上而言他們始終生活在自然之中。作家將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芭莎老人身上，體現了希望人類和自然永久共生的理念。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將孕育他的戈壁大地作為舞臺，捕捉傳統民族生活的細節美，描繪鮮活的日常生活，借助質樸而動人的表達映射出豐富的文化內核，創作手法獨特。在小說《有聲的戈壁》中，作家突出了生態與人類之間微妙的互動，以一種深邃而富有表現力的方式呈現出生態與倫理的交織關系。而“濃煙”“烈焰”“怪物”“纏繞”“膨脹”“魔鬼的舞場”等詞匯以隱喻方式表達出自然與人分離后的災難性后果，正是因為無度的欲望導致了人類的非理性行為，對自然界進行無休止的掠奪和破壞，將人類自身推向滅亡的邊緣。作品深刻思考在歷經農業、工業以及科技三大文明階段之后，人類是否能夠在更深層次上實現生態文明和人文關懷的復歸與升華。

烏熱爾圖和阿云嘎以與自然契合的文字讓人體會到自然之美。他們的心始終牽掛著自然，希望人類社會能遵循生態倫理道德，對自然多一些人文關懷，通過對生態環境的人文關懷來維系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倫理道德紐帶。

三 外化：民族風俗的生態智慧

“傳統文化生態智慧在當代文化中的賡續路線是考量當代文學的關鍵。”②先秦哲學思想中衍化出了諸多生態智慧，道家老子無為而治的生態哲學思想與儒家孟子仁民愛物生態道德倫理都彰顯了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探索少數民族風俗中蘊含的生態智慧，是華夏文明得以賡續的中樞紐帶之一。

蒙古族的民族風俗與生態智慧一脈相承，二者都體現了民族的生命觀。如果說天人合一是生態文學智慧的靈性根基，那么民族風俗就是生態文學智慧的魅力外化。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內蒙古游牧民族生活受天惠較少，土地貧瘠、朔風凜冽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內蒙古少數民族獨具地域風情的民俗文化，這些民俗文化也衍生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智慧。立足于游牧文明之上的生態智慧是中華文化傳承的精髓，作品所展現的少數民族風俗是生態智慧的超時空外化。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作家受“長生天”影響，對自然神靈和祖先英靈有著崇高敬意，“長生天”可以通過收集“贊力”“祝愿”“祈禱”給予人們庇佑。③另外，蒙古族認為“火”是生命的延續，將其奉為光明之神，能夠為人消災解難，帶來祥和與安寧，而沖撞火神則會受到貶責，人們會將灶火、篝火作為重要祭祀場合的祭禮道具。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是國內生態文學創作的重要作家。郭雪波在內蒙古獨特的沙漠情懷和多元文化熏染下，將終極生命理念寄情于文學作品，創作了粗獷淳樸、瑰麗天成的草原生態文學佳作，其代表作《銀狐》《狼孩》《沙狼》等生態文學作品震撼人心。他的長篇小說《銀狐》借助一只銀狐的故事表達了對民族與風俗、人與生存環境之間關系的思考。小說以半農半牧的蒙古族聚居地為背景，通過描繪內蒙古地區蒙古族聚居村落的民族風俗，以人與狐貍之間的對抗表現對生態環境惡化的憂慮。由于草原沙化、水土流失，白爾泰作為民間文藝工作者來此收集素材，無意間卷入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之間的沖突。狐貍在內蒙古少數民族傳說中是邪靈的化身與象征，可以引邪入體使人生病甚至死亡，所以人們對狐貍充滿敬畏之心，奉之為神靈。但是隨著自然環境惡化導致的生存區域縮小，狐貍不僅偷吃了人們養殖的靈芝，還占據了祖先們的墳墓，人與狐貍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村民一邊想方設法對狐貍趕盡殺絕，一邊又將其供奉為狐仙，而狐貍一方則施展“邪術”使得整個村落的婦女失去理性。小說以神奇的魔幻色彩表現狐貍對人類的報復與懲罰，但饒有趣味的是，狐貍對男女的態度不盡相同，認為男人只懂得殺戮與破壞，而女人則被銀狐認為是與之相通的群體，所以在小說中雖然狐貍使女人們瘋癲，但是卻拯救了即將上吊自殺的梅珊，將其帶入了一望無垠的荒漠深處相依為命。小說通過對銀狐傳說的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極具少數民族民俗風情的天人共生的智慧畫卷。

當代達斡爾族女性文學作家薩娜的筆觸擅長融合奇幻的元素、深奧的思考與現實世界。在小說《達勒瑪的神樹》中，作家賦予作品萬物有靈的生態智慧思想。年邁多病的達勒瑪將樹視為生靈，能夠感受到樹木在人類施以砍伐之時發出的痛苦呼聲，她無論怎樣苦苦思索，也難以理解人類為何對森林如此無情。那位長者竭盡所能，終究未能遏止人們對于森林的貪婪濫伐，只能躲進洞里祈求心靈的寧靜。

郭雪波和薩娜的小說借助民俗風俗，將動物善良與人性丑惡的沖突躍然于紙上，通過對宗教、神話、圖騰文化等少數民族風俗的描寫，理性透視了小說中動物尊崇自然與人類侵害自然的現實外化，將生態智慧演繹得淋漓盡致，引發人們對綠色生態的深思。

四、結語

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作品呈現出從天人合一中挖掘生態境界、從生態倫理中感知人文關懷、從民族風俗中探索生態智慧的特點。作家們通過文學作品呼吁守護自然的時代使命，尤其是呼吁當代人應尊崇生態倫理道德、順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哲學家海德格爾說：“大地是承受者、開花結果者。”④天地之間，無論是人還是其他生靈，都是大地所播下的種子，人也只是大地開花后結的果子之一，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才能相互依存。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依托遼闊草原和無垠荒漠的自然環境，創作出敬畏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態文學作品。將人帶回大地，使人屬于大地，才是生態文學的審美意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