駿馬獎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本屆駿馬獎評選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主線后的第一次，示范引領意義重大。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6月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對于增進歷史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起著獨特的“文以載道”作用。

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幾千年前，《詩經》就融合了黃河流域及周邊邦族的文學傳統，《楚辭》融合了長江中下游及周邊邦族的民歌傳統和方言聲韻。秦漢時期，列國文化交融，諸子百家會通，融農耕、草原、海洋文化于一體。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西域綠洲文化結合而生成北朝文藝，與南方山地湖澤文化結合而生成六朝文藝。隋唐時期，南北文藝混一，唐的十部樂中就包括龜茲樂（庫車）、西涼樂（河西）、疏勒樂（喀什）、高昌樂（吐魯番）、高麗樂（東北）等十個地區的多個民族音樂，這些“胡部新聲”促成了從“詩”到“詞”的轉變。遼宋夏金時期，雖然各政權對峙，雖然黨項、契丹、女真人借鑒漢字另創文字，但漢字仍是通用文字，大家仍都共傳儒學，考古發現各政權的文化共同性遠遠大于差異性。元明清時期，戲曲和小說不論形式還是內容，共同性更是遠遠大于差異性。契丹人元好問的詩，色目人薩都剌的詞，滿人納蘭性德的小令，都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符號。

中華文學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又有明確的一體意識。如各民族神話都有盤古、伏羲女媧、炎黃、堯舜禹的源流，都有“同源共祖”的敘事；無論《江格爾》《格薩爾》《瑪納斯》三大史詩，還是古老象形文字記載的東巴史詩、貝葉上的傣族史詩，以及流布于南方的創世史詩、遷徙史詩，都共同構建了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集體記憶。東漢云南白狼王曾以地方語言創制《白狼王歌》表達對中原王朝的認同；金朝完顏亮以《題臨安山水》表達一統天下的抱負；畏吾兒元曲大家貫云石以寫屈原來體現對儒家政治操守的追求；元代哈薩克詩人廼賢以寫岳飛來贊美保家衛國的忠義。這說明，中華文化的精神早就超越了狹隘的族別差異。在各民族文人的心中，來自哪個族群并不重要，天下、忠信、仁義這些中華文化的共同價值觀才最重要。而這共同價值觀便是凝聚多元的“一體”。到了近現代，很多少數民族作家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不斷表達堅定的“中國”認同。如抗戰時期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用維吾爾文創作《中國》一詩，抒發中國“就是我的故鄉”；哈薩克詩人唐加勒克用哈薩克文創作《誓言》，將“中華”視為自己的眼睛。新中國以來，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藏族、彝族、壯族、白族、傣族等大批少數民族文學家都以本民族語言創作了大量以“祖國”為題的詩歌與小說，用飽含深情之筆，共同書寫著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共同強化著國土不能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有人會說，有了差異性、多元性才會有文學的豐富性。但豐富性不能只來自于單一民族，更要來自于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要來自于從差異尋求共同、從多元凝聚一體的歷史進程。近幾十年來，受西方民族理論與文化多元主義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文學界出現了一個怪象——作家們都從總體性、時代性中退卻，更加關注差異性、特殊性。如選擇單個社會群體孤立發展的敘事模式；如選擇構建單一民族封閉的歷史譜系；如選擇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中心與邊疆的二元對立；如選擇割裂與整個國家歷史進程的密切聯系，產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夸張表述。文化多元主義原本是保護弱勢文化的“柵欄”，走向極端便成了畫地為牢的“藩籬”，造成文化間的彼此敵視和排斥。

中國“文化多元一體”道路與西方“文化多元主義”道路不同。中華文化的哲學基礎總能使多元與一體、相互矛盾的事物辯證統一。民族文學創作應把握好多元與一體的辯證關系。中華文明雖擁有多元的地理人文樣態，但我們有一體的國家建構，一體的中華民族，一體的政治文化認同。不管使用哪種語言，民族文學創作都應既深入挖掘各民族獨特人文之美，又不能忘記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如寫西藏，怎么獨特都可以，但不能寫成獨立的喜馬拉雅文化圈，因為真實的歷史是古代西藏在最強大的時候也是向東看的。同理，寫西域的別忘了他們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向東看，寫南方族群的別忘了他們歷史上一直向北看，寫北方族群的也別忘了他們歷史上一直向南看。絕不能越寫越遠，脫離史實與一體。當然，我們也應牢記所有少數民族都是中華文明的共同創造者。從中國歷史看，凡是更好促進了共同性的差異性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維護與發展；凡是損害了共同性的差異性文化，最終都會被時代淘汰。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民族文學作品的第一評判標準，就看是否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是希望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期，國際上一些人大打“民族牌”，試圖分化裂解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我們民族文學相關的是，一系列學術性的錯誤史觀影響中國文學界的認知，比如刻意制造“漢與非漢”的對立、“游牧與農耕”的對立、“內亞與中國”的對立；說滿蒙藏回不是中華民族；說云南貴州廣西是自古以來“反抗國家”的無主之地。國內出版的一些民族歷史書籍往往受此影響，民族文學創作也受此干擾。對錯誤史觀不加以甄別，必會影響文學藝術創作。

二是希望有利于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我國社會正處在現代轉型的關鍵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和價值追求復雜多變。有的作家贊美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生活方式，有的在現代社會的急速變遷中發出文化落寞的哀嘆，有的只熱衷書寫單一民族的歷史文化。這都是突出局部真實而忽視了整體事實。如有一部反映藏族牧民虔誠轉山朝拜的電影，說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塑造了藏民的物質精神世界，殊不知修好朝拜路的正是中國共產黨，修繕好布達拉宮與上千座寺廟的，以及修編好大藏經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只盯住某一個切片呢？我們的文學創作還是應突出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以各民族故事豐富中華民族故事，以各民族精神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全景式展現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壯闊歷史，書寫各族人民實現共同富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描繪各族人民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的和諧景象。最終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學創作促進民族團結進步。

三是希望為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提供有力保障。在美西方的強大輿論打壓下，我們民族團結故事被歪曲成“民族同化”，民族地區現代化發展被歪曲為“資源掠奪”，民間文化傳承保護被歪曲為“文化滅絕”。如果我們不奮起創造新的敘事，中華民族的故事就將被定格在這些謊言之上。我們的民族文學創作應擔負起歷史使命，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故事、經驗、人物汲取到創作中來，面向海內外不同人群講好真實的中國故事，講清楚中華民族是具有強大認同度和凝聚力的命運共同體，講清楚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各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國家民委和中國作協已聯合印發了《關于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民族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可在文藝創作、評獎頒獎、教育培訓、作家作品版權、民族語文翻譯等領域進一步推動全國民族文學工作形成一盤棋。

請各位評審把握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和中華民族整體敘事邏輯，認真評選出那些既反映民族特色傳統，更突出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華民族共同形象符號；既體現各民族對本民族的熱愛，又彰顯各民族對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高度認同；既展示各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又彰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既書寫各民族物質生活變遷，更體現各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一系列優秀作品，使駿馬獎能在全國民族文學領域引領時代風尚。

（本文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主任、黨組書記潘岳在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