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致鐘泰函

文人書札亦如文人之形色，千姿百態豐富多彩，且不說文字內容，即便從“卷面”印象來看，也因各人書法功力和性情的不一，而造成形式格調上的巨大差異。又由于書札往還大多在親朋熟友之間，不必偽飾，完全素顏，所以相比亮相于廳堂展室的書法作品，毋庸說，書札應更能體現書寫者的性情。

日前偶然于同好處，讀到一冊《鐘泰友朋信札》，收錄了上世紀一大批著名文人與鐘泰的信札，如柳詒徵、馬一浮、呂思勉、熊十力、錢基博、夏承燾、蘇淵雷、陳從周等，多為上世紀文壇頂流“大咖”，計有百余通。

鐘泰（1888—1979），字讱齋，號鐘山。早年就讀于江南格致書院，后留學日本，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歸國后任兩江師范學堂日文譯教，辛亥革命后曾入皖督柏文蔚幕，爾后歷任安徽高等學堂、南京法政專門學校、杭州之江大學、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大夏大學等校教職。抗戰后又在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后并入華東師范大學。曾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一九七三年辭歸南京直到病逝。鐘泰先生精研周秦諸子，下及宋明理學，著有《中國哲學史》《莊子發微》《國學概論》等。這一份學歷與履歷，也足可與他“朋友圈”里的大學者相頡頏了，只是就大眾的知曉度而言，略為遜色。

我隨手翻覽這冊《鐘泰友朋信札》，一下子被熊十力先生的幾封書札吸引，那種頂天立地、密不容針、粗頭亂服、狂放不羈的風格，在文人書札中可謂獨樹一幟！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學的開山祖師，但給人印象更深的，是他的特立獨行，他的天真與狷狂。他曾有詩稱：“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因他學問超拔，行為放誕，故亦有“民國第一狂人”之稱。

人之個性，或狂傲或謙卑，或拘謹或曠達，通常從其字里行間，多少總能看出一些端倪。熊十力先生的性情，在下面這通書札里，就可以讀出大致的信息來。

鐘山吾兄，我自大病二十多年，九死一生后，總不在北京過冬春，此兄所知也。大前年回京，忽忽四個年頭。冬春不能向學，苦不堪言。行年忽過古稀，老朽幽居斗室，亦無人接談（后生總不 喜見 老人），時念 吾儕 舊 好，存者甚稀，不勝凄愴之感。時于朔風夜半，孤枕寒窗，雜感紛乘，努力排除，仰思先圣，寸心如裂，竟不知淚之何從也。鐘山吾兄，吾時具念及你，欲傾吐而不得，此情此意，吾鐘山其知之否耶？吾本南人（雖鄂籍，而江南緣不淺），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吾愛此風光，夙有習氣，熏在賴耶，夢之久矣。庾信哀思，其可已耶！卜居之托（所欲不獲從心），姑且作罷（平生孤露，薄有虛聲，只增慚悚）。兄不憶船山句乎：飛鳥云邊隨去住，清猿無事憶離群。

新論刪本寄奉一部，兄如衰時，務先交一可靠之圖書館，以便保存，毋令散失。此書自信非尋常述作也，幸托相知，敢吐肝膈。常州唐玉虬寄其先德荊川年譜，有兄一序，文字甚好。但謂荊川近念庵似不盡爾，荊川父子受白沙影響較多，念庵工夫荊川究未用過，其言大抵不無契于龍溪，要之于陽明無甚入處。

漆園啟 十一月五日（此信幸存）

“漆園”是熊十力先生晚年自號，此函從內容大略來看，應寫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最有可能的是一九五三年。一是因為熊十力于一九五〇年應董必武、郭沫若之邀，自廣州經武漢來到北京，正符合信中“大前年回京”；其二，生于一八八五年二月的熊十力，是年虛歲已接近七十，故言“行年忽過古稀”也差不多；第三，一九五三年冬，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壬辰刪定本）正好出版印行，文人間喜以新著分贈好友同道，此信寫于十一月五日，所以“新論刪本寄奉一部”正是時候。再有，《新唯識論》乃熊十力之代表作，他自己十分看重，“自信非尋常述作也”，故才會叮囑“兄如衰時，務先交一可靠之圖書館，以便保存，毋令散失”云云。通常人送一本書，還不至于考慮對方衰病后會怎么處理，即便考慮了，也不至于真的會照實寫來。直率如此，也只有熊先生。另有一點，此函由身居北京的熊十力，寄給上海的好友“鐘山吾兄”，時鐘泰居住上海虹口區的山陰路。按年譜記載，熊十力先生于一九五四年十月返回上海定居，與鐘泰同居一城，此后再有信件往還，信封上寄付地址皆寫“本市虹口區”了，故此信只能是寫于一九五四年之前。

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黃岡人，喜歡“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風光與天氣，對北京的冬春頗不適應。鐘泰是江蘇南京人，他倆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同在四川，并任馬一浮創辦的樂山復性書院主講，那時已結下了深厚友誼。此信的前大半，雖為熊先生向好友的“吐槽”之作，但讀之亦不啻為一篇既充滿真情實感又文采飛揚的好文，尤以借王船山詩句感慨自己身居京城的孤寂，凄苦可知。最后說到的常州唐玉虬，是比鐘泰小幾歲的好友，有名中醫，也是詩人學者，出于對先祖、明代儒學大師唐荊川的敬 仰，曾 撰有《唐荊 川先生 年譜》一書，鐘泰為之作序。至于熊先生信中提到的念庵（羅洪先）、白沙（陳獻章）、龍溪（王畿）、陽明（王守仁）幾位，皆為明代的大學者、思想家。

許多人在評價熊十力時，都突出他的學問和個性，梁漱溟稱他是“曠代奇哲”，之所以如此說，就在于熊身上獨特的氣質品性，那便是率真與狂放。世上有好多天才，其性格特點、處世方式往往比較怪異，這一點熊先生也是如此。坊間傳播最廣的趣聞，莫過于說熊十力和廢名討論佛學時，兩人爭得相持不下，忽而真動起手來互掐了……蔡元培當年請熊十力到北大上課，熊先生嫌課堂上講課太受限制，還有正講到興頭時，下課的鈴聲會干擾他，于是要求學生到他家里聽課，他則在廳堂里走來走去地講課。講到得意處，意氣風發，情不自禁，他會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猛拍一掌，然后哈哈大笑，聲振屋瓦。此后，稍有經驗的學生聽課時都離他遠一點，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熊先生不修邊幅，張中行說“他是治學之外一切都不顧的人”，夏天總是穿一條中式白布褲，上身光著，無論來什么客人，年輕女弟子、學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如此。熊十力回上海后，王元化去其淮海西路的寓所拜訪，有一次遇到熊老正在沐浴，王便至外間駐足等候，但熊老卻要王進去，他就赤身坐在浴盆中，與王元化談學論道。王說熊先生是“以出世態度做入世學問”，在生活上，實乃通脫曠達的魏晉人風度。據說，早年還有一次熊先生僅有的長褲洗之未干，只能穿了長袍匆匆出門講課，涼風吹來掀起長袍之角，露出光溜溜的小腿，他苦笑自嘲為“空空道人”也。

唯有獨特之個性，才會有獨特之書風。熊先生的書信和手稿，毫無修飾，爛漫天真。他不像魯迅，寫信用的箋紙十分講究，寫稿也會謄抄清楚，讓人看了舒心悅目。他的書信隨手寫在各種紙上，甚至將有些用過的舊紙背面，也寫得滿滿的，可謂滿紙煙云，暗無天日，讓人很難釋讀。即使他的書法作品，也是線條粗拙，章法奇突。記得張中行曾撰有一文，記那年熊先生離京南下，他向老師求字以作紀念，熊先生題道：“中行：每日于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鉆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什剎海寓寫此，漆園老人。”那幅書法的圖片我見過，似乎是寫在如攤開冊頁大小的紙上，字體由大到小，最后可能寫不下了，就把字再寫小擠在最后幾行處，真是自在和灑脫。這種書法已不在乎別人的評說，也無須在乎所謂的規矩法則，仿佛進到一個自由之境，天然質樸，圓融無礙。據說齊白石十分欽佩熊先生的才學與文采，特請熊先生為自己母親寫祭文，還對熊先生的書法大加贊賞，評之為“古樸雅健，自有風趣”。

如果照眼下書壇的術語，熊十力先生的書法，是大有可能被視為“丑書”的。不過，當今書壇流行的所謂“丑書”，都是職業書家為了追求視覺效果，或避免大眾的審美疲勞，從而精心設計刻意為之的，和熊十力先生順其自然的真情流露，畢竟不是一回事。我想起以前曾讀過的一則小故事，說古時有兩位士子在趕考的路上，遇到一位測字先生。一位士子上前，從他的匣內拈出一紙，展開乃一“串”字，測字先生立馬拱手，高聲向他道喜，稱他此趟趕考，不但能中，下次還可連中，因為“串”字即可解為“連中”也。第二位士子頗有不甘，瞅準那張放入匣內的紙條，再次拈出，以圖獲得幾句吉言。不料測字先生打開紙條后連呼“不好”，士子大惑：“何故他的‘串’字好，而我的‘串’字就不好了呢？”測字先生解曰：前一位士子是無心得“串”，故可連中；您是有“心”拈“串”，不但不能“連中”，反成大“患”啊！

看來，有心或無心，學問大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