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魯迅著作出版形式比較單調，市面上流通的只是《魯迅全集》和《墳》《熱風》《吶喊》《彷徨》等各個單集，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獨家發行。其實，按一九九〇年全國人大通過的《著作權法》，魯迅著作版權自一九八七年開始就進入了公共領域。當時我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做編輯，與黃育海兄商議：鑒于上述出版現狀，我們應將魯迅著作納入本社出版計劃。我們想到的是，僅以全集和單集形式出版魯迅作品與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有很大差距。首先，不妨考慮以“全編”形式分類輯纂出版魯迅的各體創作（小說、散文、雜文等），作為向非專業讀者提供的普及性讀本。育海兄時任本社副總編輯，主抓一套“現代作家詩文全編”系列叢書，很快將魯迅的幾種全編提上出版日程。

于是，我邀約錢理群、王得后兩位先生聯手編纂《魯迅小說全編》《魯迅散文全編》，當時他們尚在中壯年，已是學界權威的魯迅研究專家。我注意到，《著作權法》于一九九一年起正式實施，本社的這兩種魯迅全編正好就在這一年出版。之后，我又邀約得后先生編纂《魯迅雜文全編》（兩卷本），于一九九三年出版。從那時起，因為魯迅，我與錢、王兩位前輩建立了長久的合作關系。

出版魯迅作品，雖說原著已無版權限制，但人文版魯迅著作的注釋（主要見諸《魯迅全集》）屬于該社的知識產權，我們無權使用。而既然是普及性質的讀本，我們的魯迅各體全編亦須是注釋本（針對冷僻語詞、典故、專有名詞及歷史事件等），盡可能為讀者提供閱讀方便。我在做小說和散文全編時，專門請人另做注釋。雜文全編篇幅最巨，注釋相當多，涉及的問題亦較復雜，許多地方需要聯系魯迅文章語境去理解，須不時請教得后先生。考慮到彼此溝通方便，我只能自己承擔注釋工作。一方面做責任編輯，一方面寫注釋條目，前后大概費時一年。最后注釋文稿請得后先生審定，好在他還滿意。

魯迅三種全編出版后，我和育海兄有一個更大的心愿，就是重新編纂《魯迅全集》。此議曾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兩度啟動，均未果。后一次育海兄已往浙江人民出版社履職，在他的堅持之下，上級有關部門允將全集規模縮減為一套六卷本的《新版魯迅雜文集》，得后先生和我都參加了那個六卷本的編注工作。

再度與得后先生合作是在二〇〇五年，其時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擬出魯迅小說、散文、雜文全編。小說請林賢治先生操觚，散文仍由錢理群擔綱，雜文還是王得后編，我作注。這回的注釋并非徑取原浙江文藝版全編，半數以上條目都是重寫，且有增刪，亦費事經年。

這一次，錢、王兩位先生的編纂方式作了很大調整，采用更明晰的文體分類，逐篇厘定散文與雜文的分際。過去講魯迅散文主要就是《野草》和《朝花夕拾》這兩個集子，其實《墳》《華蓋集》《南腔北調集》《且介亭雜文》這些通常被認為是雜文集的集子本來就夾有不少散文作品。魯迅自己編集大多采取編年原則，并不細分文體。分類和編年自是各有優長，魯迅的說法是“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且介亭雜文〉序言》）。“全編”纂集思路本身以文體分類，就是為了適應現時一般讀者的閱讀需要，乃著眼于全民閱讀，而需要做研究的專業讀者使用按編年收錄原集的《魯迅全集》自然更為有利。

如何將魯迅雜文集中的散文分離出來？錢先生和王先生辨識文體的具體標準并無特別之處，就是將偏于敘事與抒情之作歸于散文（包括融議論、敘事與抒情為一體的隨筆），而偏于議論的則列入雜文（魯迅將自己的雜文又稱作“短評”）。但實際做起來則是一番沉潛反復的功夫。此中分際，他們在散文和雜文全編導言中各有交代。這回重新厘定，他們從《野草》《朝花夕拾》之外的各個集子中析出散文六十五篇，譬如，收在《墳》里邊的《看鏡有感》《春末閑談》《燈下漫筆》，收入《華蓋集》的《“碰壁”之后》，《華蓋集續編》的《送灶日漫筆》《記念劉和珍君》，《三閑集》的《在鐘樓上》……魯迅的這些名篇過去被收入各個雜文集中，現在按文體歸入了散文全編。

錢先生將魯迅散文編為四輯：朝花夕拾/野草/夜記：其他散文作品/南腔北調：演講詞。前兩個是魯迅自己編定的散文集，但從寫作和成書時間上看，《野草》在《朝花夕拾》之前，錢先生為何將次序倒過來，大概是考慮到《朝花夕拾》的內容與作者自身關系密切，敘述語態亦貼近世間現實，而《野草》屬于詩性散文，閱讀理解自有一定難度。對讀者而言，這是循序漸進的安排。后邊一輯以“夜記”命名，拈出“夜”的意象，提示讀者注意魯迅擅于從黑暗中捕捉“愛”的閃光的特質，這一輯作品均由雜文集移入，數量也最多。壓軸的十四篇演講詞亦是從雜文集中析出，稱作“南腔北調”，意在強調魯迅的談話風，編者導言中專門分析了魯迅面對公眾言述的若干特點，這里毋須贅述。

在陜西師大版的雜文全編中，因為已將散文盡悉移出，成為一個真正的雜文讀本。早先浙江文藝版的雜文全編采用編年體例，并未循從魯迅雜文集的編排（魯迅雖然大致按作成年月結集，但各集所收作品時間上往往互有交叉），亦是出于文體甄別的考慮。其實王先生早有區別歸類的想法，只是最初那個版本中未能斟酌完善。這回整齊歸一，王先生便將編纂體例改為以雜文集為單元，按原集出版次序排列，這是在分類的基礎上兼顧編年，實際上與錢先生的思路亦庶幾相近。本編作上下二冊，按魯迅的十六個雜文集，外加集外雜文，分為十七輯。編者導言中對魯迅雜文的思想特點與藝術性質做了深刻的討論，是王先生畢生的體會，相信對閱讀理解大有裨益。

陜西師大版三種全編于二〇〇六年出版。同年，得后先生邀我與他合作編注《魯迅雜文基礎讀本》，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王得后、錢理群、王富仁應邀給臺北人間出版社編選《魯迅精要讀本》（兩卷本），其中亦采用了我做的注釋。這些年來能與自己尊崇的學者一再合作，其間有幸獲得前輩指教，對于我本人亦是難得的學術訓練。

現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出《魯迅散文全編》《魯迅雜文全編》，采用錢理群、王得后兩位先生編纂的本子，自然是一種經典化的出版方略。事實證明，他們是各種魯迅讀本最具權威性的編纂者，尤其散文、雜文這兩個全編，我相信是能夠傳世的本子。

多年來，兩位先生為編纂出版魯迅著作花費許多心血，在伏案斟酌別裁之中，不但傾注了他們研讀魯迅的獨家心解，亦飽含自己心中熱忱的讀者意識。兩位先生的學術事業不必我來贊頌，這里只想說一句，他們為魯迅編書，向來亦是作為自己的學術課題。多年辛勤積成這份成果，值得我輩格外珍重。

從第一種魯迅作品全編到現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最新版本，已有三十余年歷史，我本人以綿薄之力參與其中，只是作為一個見證。而今目睹魯迅作品在全民閱讀活動中愈益產生巨大影響，不能不感到十分欣喜。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