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與時代同步伐，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是新時代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使命任務和歷史責任。

6年來，廣大青年作家胸懷“國之大者”，將個人的思想向著宏大的歷史敞開，把文學的理想、藝術的創造植根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業，積極做偉大時代的參與者、歷史進程的記錄者，以凝聚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展現了新時代文學蓬勃向上、絢爛多姿的發展圖景。

積極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面對重要時間節點、重大歷史事件，廣大青年作家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從黨的百年歷史中汲取砥礪奮進的精神力量，推出了一大批革命歷史題材優秀作品。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情講述了“半條被子”的故事。故事發生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見到徐家家境貧寒，連御寒的被子都沒有，女紅軍臨走時用剪刀把僅有的一床被子剪開，將半條被子留給了徐解秀。“半條被子”的故事從此傳為佳話。

湖南青年作家曾散深受觸動，以此為素材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半條被子》。這部展現軍民魚水情深的作品，與聚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軍規》、記述“雜交水稻之父”故事的《時代楷模袁隆平》、刻畫深山守護者和環保人士形象的《大山赤子劉真茂》等一道，生動詮釋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創作《半條被子》的過程中，徐解秀的孫子朱小紅講的一句話讓曾散印象深刻。他說：“當年女紅軍送給奶奶的是半條被子，如今共產黨帶給人們的是幸福日子。”在沙洲村的多年采訪經歷，給曾散最大的感受就是“變化”。當年沙洲村因為交通落后，貧困率較高，“正是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讓這個大山深處的村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朱小紅經過廚師培訓率先在村里開辦起第一家農家樂，許多村民也都吃上了‘旅游飯’。現如今，沙洲村家家戶戶都實現了小康”。

曾散表示，報告文學作為最貼近時代、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文體，需要廣大青年報告文學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走進火熱的生活現場，與時代同頻共振，始終用心用情用力書寫時代和人民。

“80后”作家朝顏出生于革命老區江西瑞金，父親有過8年的參軍經歷，兒時的朝顏時常從父輩口中聽聞各類革命故事，家中大量的紅色藏書更是伴隨她度過少年時代。于她而言，不斷向時間和歷史的深處挖掘、創作紅色題材作品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舉動”。

“紅色題材創作是我無法繞開的宿命。”談及自己的創作，朝顏如此感慨。她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作品《贛地風流》入選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該書記錄了從土地革命到改革開放再到新時代的巨大社會變革，展現了江西紅土地上的“風流人物”和時代精神。書中有一章節特別引人注目，主角是紅軍長征路上唯一以“小腳”走完全程的女性楊厚珍。

在創作過程中，朝顏采訪到楊厚珍的兒子、兒媳，還專程去楊厚珍的舊居探訪，獲得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素材。在她看來，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的意義“不僅在于銘記歷史，還在于真實記錄宏大背景下無數普通人的命運和追求。我們所塑造的形象，首先是個體的人，然后才是英雄，如此方能直抵人心，釋放啟發當代社會的力量”。

和朝顏一樣，“90后”青年作家禹茜茜的骨子里也流淌著紅色基因，她的爺爺曾跟隨羅炳輝將軍參加抗戰。近年來，她扎根“紅軍搖籃、將軍故里”安徽金寨，創作了以紅色文物保護為主題的《橘人》、紅色題材廣播劇《大別山的紅色收藏家》、與洪學智將軍紅色家書有關的《一代風范勵后人》等一批紅色題材作品，用腳步丈量文學的天地，不斷深化對紅色精神的理解。

多年前，為創作關于金剛臺婦女排的作品，禹茜茜曾爬上海拔1584米的金剛臺，實地感受婦女排被敵人圍剿躲入紅軍洞時的經歷。“我們從清晨爬到晚上10點，異常崎嶇難行的山路讓有的人跌倒，有的人瘸著腿回來。難以想象的是，婦女排的戰士們還要在如此艱苦險惡的環境中住山洞、吃樹皮、嚼草根、穿密林、臥冰霜，堅持游擊戰，保衛紅色根據地。”快爬到山頂時，由于海拔較高，山上的積雪尚未完全融化，山坡又異常險峻，禹茜茜突然被雪滑得直接跪在山階上。就是這么一跪，讓她思緒萬千、百感交集：“身后是女英烈為引開敵人犧牲跳崖的地方，身前是高高飄揚在大別山上的革命紅旗，頓時創作的意念就迸發出來，腦海中堅定了一個信念，就是一定要傳承革命先烈的大無畏精神，把作品寫好。”

用心展現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壯麗圖景

新時代的火熱實踐召喚著青年作家，也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和廣闊的表現舞臺。在書寫中國式現代化、展現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征途上，廣大青年作家以自己的創作擔負起記錄時代、書寫時代、謳歌時代的使命，展現出新時代文學的精神風貌和價值追求。

“隨著我逐漸長大，鄉土離我們越來越遠。中國鄉村40多年的變化，我不光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作為在鄉村長大的‘80后’寫作者，我想把鄉村這些年的變化用文學的方式進行梳理和總結。”談及新作《親愛的人們》，寧夏青年作家馬金蓮很感慨。這部分為上下兩部、共80多萬字的長篇作品，刻畫出鄉村在改革開放中經歷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變化，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

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作家，馬金蓮創作《親愛的人們》的過程卻并不順遂。為了塑造出具有血肉、個性和時代特點的鄉土人物，她深入鄉村、實地采訪，接觸到眾多的人物和故事。但如何塑造出既新穎又能引起讀者共鳴、超越自己以往作品的新人物，“為鄉土文學大觀園的圖譜添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農民形象”，是她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此過程中，她從火熱的現實生活中汲取到靈感，通過藝術化整合三五個人物原型，塑造了馬一山這個多面、復雜、立體的“50后”老農民形象。馬金蓮坦言，盡管創作過程中會有卡頓和不足，但只要思緒短暫離開馬一山，回想現實中的原型，總能讓她收獲新靈感。馬金蓮的寫作姿態是體貼、心疼她筆下的人物，善良地為他們開拓，熱切地期待他們幸福。正是通過馬一山的故事，新時代山鄉巨變中個體的豐富情感，在她的筆下徐徐展現。

“怎樣讓鄉村的土地變得更加值得期待，讓世情變得更加善良溫暖，我仿佛知道卻無法作答，只希望自己的作品成為尋找答案的隱秘通道，并以此期待未來。某種意義上說，我的成長、作品的成長與當時鄉村發展的成長并行在一個軌跡上。”有著十余年鄉村工作經歷的貴州作家肖勤，同樣將目光聚焦在表現新時代農村的發展上，力圖通過文學表達找到一條反映現實、書寫現實的路徑。

生態環保題材小說《水土》講述基層干部以自己的力量改變鄉村命運的故事，長篇小說《守衛者長詩》呈現縣城平凡人用一生對正義和善良的守衛，紀實文學《迎香記》展現普通農村婦女帶領村民打通隧道、修筑公路、實現鄉村振興的事跡，醫療題材小說《血液科醫生》傳遞醫患之間愛與守護的溫暖……肖勤的創作題材多元、內涵豐富，但始終飽含著濃厚的鄉土氣息，展現著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壯麗圖景。

“我的創作使命就是寫出一個真實的農村，一個靈動的、鮮活的、與泥土一樣富有多種生命元素的農村。”肖勤表示，要寫好新時代鄉村振興，不僅要深度融入鄉村生活，更要對鄉村的人和事有著深刻理解。“只有做一個靈敏的觀察者和記錄者，真正融入熱火朝天的生活、融入冒著人間煙火氣息的人民創造中，才能為自己的作品提供細膩、綿密的絲線，織就錦繡山河。”

以總體性視野描繪歷史和時代精神圖譜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青年作家只有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才能在洞穿歷史和現實底蘊的基礎上，對歷史進程和世道人心做出準確有力的刻畫和呈現，從而更好地反映中華民族的千年巨變，揭示百年中國的人間正道。

滿族青年作家馬伯庸獲得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長篇小說《大醫》，就是一部大歷史觀映照下人與時代關系的優秀之作。該作品也入選了“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和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翻開《大醫》，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在1910年這一時間節點，三位性格、出身和機遇各不相同的主人公方三響、姚英子和孫希輪番登場，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悉數呈現，中國近現代醫療事業的發展歷程、百年前中國醫療工作者在動蕩時代中的責任與擔當深深打動著讀者。

“我有責任告訴大家，那個時代有這樣一群人為了民族安危、人民幸福一直在努力，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馬伯庸透露，在創作《大醫》的過程中，他查閱了大量醫學書籍、專業論文和歷史檔案，力求在細節上還原當時的歷史情境。例如書中寫到輸血、使用青霉素等細節，他在挖掘歷史資料后發現，“血型”這一概念到1900年醫療界才初步具備，1911年醫生們才普遍接受輸血與受血血型必須相同的理念。為確保小說中的醫學操作和治療手段符合那個時代的認知，如果要寫1910年一位醫生進行輸血操作，就必須讓他不先驗血型就直接抽血，而且必須現場抽新鮮的血液，因為當時還沒有抗凝劑。

《大醫》還深入闡述了“大歷史”與“小人物”的辯證關系，通過個體的成長和經歷，描繪了時代的精神圖譜和歷史的可能性。小說中的人物雖然是虛構的，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經歷如同歷史的縮影，體現了個人虛構與群體真實、故事虛構與細節真實的結合。這是馬伯庸稱之為“三明治式”的寫作手法，即在保持時代精神、歷史事件和生活細節真實的基礎上，加入虛構的人物和情節，以增強故事的戲劇性和吸引力。

大時代與個體交匯、真實與虛構交融，“90后”網絡作家瘋丟子的創作也具有類似特點。她受到父母言傳身教，小時候讀過的軍事類書籍、看過的戰爭題材電影給她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覺地影響到后來的創作。雖然她的作品不限于戰爭歷史題材，但這是她創作中的重要主題。瘋丟子通過借用網絡文學多元鮮活的形式不斷釋放想象力，形成了獨特的文風和多變的寫作風格。其兩部代表作《戰起1938》《百年家書》都采用穿越的方式，將現代人物置于歷史背景下，將個體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

《百年家書》以抗日戰爭為背景，講述了女主角黎嘉駿的抗戰傳奇和兩代人的百年傳承，展現了英雄們的英勇不屈和百姓的奉獻精神。瘋丟子談到，她在創作此類作品時，始終注重歷史的真實性和嚴肅性，通過詳盡的考據將歷史事件融入故事之中。比如，寫這部作品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對敵我雙方的戰術安排作出準確描述，“雖然已通過資料了解到相關背景，但還是很難想象當時具體的情形。恰好在那時，中國作協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組織網絡作家‘走進抗戰歷史’采訪采風，我作為其中一員走訪了平型關大捷主戰場，通過現場講解、觀摩當時沙盤和真實地形，才真正了解了當年這場重要戰役的來龍去脈”。

這類通過現代人的視角觀察和體驗歷史事件的小說，被稱為“圍觀式歷史小說”，可以讓敘述帶有親歷的體驗感和濃烈的情感色彩，而這種創作方式總讓瘋丟子收獲意想不到的驚喜。比如每年高考結束，瘋丟子都會在網上收到一些學生發來的感謝信，他們都是因為看了《百年家書》而記住了很多歷史考點，原本需要死記硬背的知識點就這樣通過閱讀網絡文學“化入”了大腦。

“現代讀者和歷史是有距離的，要想讓他們進入當時的歷史情景，相信我寫的故事，就需要把細節做到位。”正如馬伯庸所言，歷史小說的創作需要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在總體性視野的觀照下，發揮合理的想象，通過細節刻畫連接現代讀者與歷史之間的距離，讓讀者身臨其境，感受到個人與時代的復雜關系。

新時代新征程上，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牢記“國之大者”，以堅定的文化自信和創新精神，記錄時代脈動，書寫時代篇章。在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中，青年作家的比例正在不斷攀升，成為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廣大青年將以青春之筆，不斷織就中國式現代化的錦繡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