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以生為本，以和為貴，擁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和胸懷，在價值取向、歷史演變、文明觀念的不同層面體現出包容性的特質。這一突出特性，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壯大注入了綿延不絕的動力和活力。在價值取向上，中華文化孕育了包納萬象、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深層基因。在歷史演變中，經過中原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的長期大融合，中華文明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在文明觀念方面，交流互鑒的文明觀孕育了泱泱大國的胸襟和氣度，有助于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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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文化淵源

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包容性的特質，與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闡述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質：“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是在保有自身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吸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開放包容的多元文化體系。中華文化認同，則是這一獨特的多元文化體系的核心和紐帶。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具有文化上的根源。《易經》作為中華文化的精神瑰寶，從哲學層面建構了包容性的理念。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的理念，貫穿《易經》的始終，成為易學體系的核心價值之一。“天人合一”觀念，指的是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統一。人類與自然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揭示了人類社會和個體命運的規律，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奠定了基礎。

儒家文化強調以仁愛為本、中庸之道、禮義制度等，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社會倫理上的依據。儒家的包容性觀念，既體現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也體現在國家治理的實踐中。孔子的“仁”是儒家倫理的核心觀念。在孔子看來，只有心懷仁愛，關愛他人，才能構建合理的社會關系。儒家也強調禮義制度的重要性。只有遵循禮義，人們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和諧共處。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觀念，在尊重人的豐富性的同時，也打開了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之路。

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注重內在的和諧，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精神支撐。老子認為，自然之道是世界的基本法則，要寬容待人，以德報怨，通過寬容與諒解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老子又提出“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一個好的治理者應該像水一樣，善于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莊子思想中蘊含的“無待”觀念，主張人們應該摒棄執念和成見，達到與萬物相融的境界。這些觀念使得中華文明在面對其他文明時，能夠保持開放、謙遜和尊重的心態。

佛教文化被中華文化吸納并發展壯大，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增添了新的內涵。佛教自兩漢之交傳入中國，與儒、道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格局。中華文化認同作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體現。在上古先賢及儒釋道思想的基礎上，中華文化發展出了天人合一、厚德載物、和合共生等豐富的理念。它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以包容的態度對待各種文化現象，為文化創新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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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歷史內涵

中華文明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明體系和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雖然充滿曲折，但通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開明盛世，凝聚起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統一國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國的天下觀的體現。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應該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大一統的觀念，不僅表現為政治上的統一，還包括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融合。這一觀念促進了漢民族與其他民族、國家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在中國文明史上，民族的大融合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壯大。春秋戰國時期，以華夏族為中心實現了早期民族的融合；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民族的交流融合促成了新的文明盛世；元明清至民國時期，在民族交融的基礎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念，形成了現代國家的雛形。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產生，在文明的起源上始于中原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史前時期，各民族在黃河、長江流域等地區的遷徙、繁衍過程中，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傳統。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文化為中心，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不斷地交往融合。隨著夏、商、周王朝的建立，民族交往逐漸呈現出政治化的特點。戰國時期，諸侯國間的爭霸戰加劇了民族間的交流，促成了大一統國家的形成。

胡漢民族的交往交融，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現象。這一現象至漢代達到一個高峰。漢朝實行開疆拓土的政策，與北方的匈奴、鮮卑等民族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融合。通過設置邊疆郡縣、推行和親政策等手段，漢朝與北方民族建立了穩定的關系，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農業、手工業技術傳入北方民族地區，提高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胡漢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使得漢朝文化更加多元豐富，北方民族的樂舞、騎射等在漢朝受到歡迎。

民族的大融合，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得到進一步深化。魏晉南北朝在中華文明史上是一個分裂動蕩的時期，同時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時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通過遷都洛陽、改漢姓、穿漢服等漢化政策，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交融進程。值得注意的是，胡漢之間的交往是雙向互動的過程，二者之間相互滲透，共同發展。正是北部民族的強悍血性，為中原文化的轉化帶來了生機，開啟了中華文明史上的又一個盛世。

元明清至民國時期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時期。元朝實行行省制度，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行省，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明清時期“改土歸流”政策的推行，使得民族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進一步促進民族交融。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觀念，在廣泛的民族共識的基礎上推動了現代國家的產生。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既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歷史的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成果。馬克思關于“真正的共同體”的思想、列寧關于民族融合的思想、李大釗關于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思想、毛澤東關于民族解放的思想等，為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認知提供了理論指引。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實踐，以民族的融合和團結為標志，完成了對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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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開放品格

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交流互鑒的文明觀，既是中華文明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寶貴經驗，也是當下應對全球化挑戰、推動文明發展的指導思想。各種文明只有在相互交流中取長補短，才能共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

與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同，中華文明以開放包容的品格和氣度形成了自身的文明特質。亨廷頓認為，未來世界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文明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將導致沖突和戰爭。不同于亨廷頓的看法，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表達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關系上的態度。中華文明觀的深刻意義，在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中華文明的開放體系，是在與其他文明的長期交流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早在商周時期，中華文明與周邊地區就進行了交流。在漢代，漢文化積極吸納外來文化，并與自身文化相融合。通過絲綢之路，漢朝與中亞、西亞、南亞等地區建立密切的商貿文化聯系。西域的物產、藝術和制造工藝傳入中原大地，人們欣賞到來自異域的舞蹈、音樂、繪畫、雜技，學會毛織品染織、貂皮制作等工藝。在漢代的畫像石和畫像磚上，記錄了少數民族的樂舞在漢朝宮廷演奏的場景。中原的文化禮俗，則被來訪的西域人帶回家鄉。在此過程中，形成了東西方文化的雙向交流格局。

唐朝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方面達到了一個高峰。對于外來文化，唐朝以泱泱大國的氣度，展現了包容的胸襟和氣度。在國家政策方面，對周邊地區采取了和親、會盟、朝聘、封授、互市等懷柔策略。在文化方面，唐朝與邊疆地區、海外各國密切往來，使之成為當時耀眼的文化明珠。玄奘赴西域取經，鑒真東渡日本，日本遣唐使來訪，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華章。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形成大唐兼容并包、厚重大氣的審美風尚。

宋代以來，中華文明的重心向東南轉移。海上貿易的繁榮，促進了文化的交流。中華文明接受阿拉伯地區數學和天文學的影響，科學思維得到了發展。元代時，阿拉伯天文學家扎馬魯丁來到北京，編撰《萬年歷》，建立觀象臺，制作天文儀器。受此啟發，郭守敬進一步創制了簡儀。在西方的科學傳入中國之后，明朝的徐光啟提出了“融西入中”的觀念。他翻譯的《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為引入現代科學開啟了先河。文化匯通的思想，體現了中華文明在面對異質文化時的開放性。

隨著西方文明的崛起，近代以來，中華文明開始主動吸納其優秀成果，以促進自身的發展。從西學東漸到新文化運動，從馬克思主義到社會主義理論實踐，中華文明實現了現代化的初步轉型。在此過程中，對西方的科學、技術、民主、法治等觀念進行了積極的引入和借鑒。這些觀念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的變革，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對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啟示性意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一方面，需要我們在認同中華文化生命力、感召力和影響力的基礎上，發展現代教育，推動科技創新，完善現代制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通過積極參與國際文明交流，展示中華文明的魅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世界各國的文明交流日益密切，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多領域的特點。在此背景下，應深入理解和把握交流互鑒文明觀的內涵和意義，以文明匯通天下，實現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互利共贏，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通過文明的交流互鑒，才能夠實現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而推動全球和平與繁榮，達成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