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圖書館的負責人，袁同禮特別關注充實館藏，為此與國際學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與他互動頗多的人士之一。抗戰期間，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較少，存留的信中可見先生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圖書事業的摧殘，呼吁法國對中國圖書館的支持。

袁同禮先生（1895—1965）是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之一，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先生主持館務期間，與國外圖書館和學者建立了廣泛聯系，致力于圖書的采購、交換，對西方漢學研究書籍的搜羅尤其不遺余力，奠定了國家圖書館漢學書刊的館藏基礎。同時他精于古代藏書史的研究，編纂的多種書目是漢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書，享譽世界、嘉惠學林。

袁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有著非同一般的親切感。1931年，舅舅張秀民先生從廈門大學畢業，深得其師瑞安李笠先生的賞識，李先生將舅舅發表的兩篇論文寄給袁先生，袁先生看后當即回信，“請速來”，因此可以說袁先生就是舅舅的“伯樂”。于是舅舅未及行畢業禮，夏天即到國立北平圖書館任職，此后持續工作四十年，直至退休。在當年，畢業后能進入國立圖書館工作，實屬不易，因此舅舅一直對袁先生抱有感恩之情。

1971年，我與退休還鄉的舅舅一起居住在嵊州鄉間，因而得以聽聞先生的大名。而對先生事跡的逐步了解，則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自己棄工從文、研究科學史之后。舅舅時常對我講述三四十年代北平圖書館的掌故和學界的軼事，在舅舅的心目中，袁先生是與胡適、梅貽琦齊名的北平學術界最為閃耀的人物。先生一生獻給圖書館事業，事必躬親，網羅人才，不遺余力。舅舅在晚年時，還專門寫了“袁同禮先生與國立北平圖書館”一文，深情回憶了這位可敬的老上級。

袁同禮致伯希和明信片與信件 均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對袁先生更深入地了解，則是近二十年來的事。先是因為研究李儼先生，接觸到袁先生的一些信件。近十年來，因從事民國時期中國地質學史、古生物學史以及考古學史的研究，我數次訪問法國、瑞典和美國的檔案館、圖書館，對當時的中國學者和國際學術界的交往格外留意，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有關袁先生的新史料。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現先生和斯文·赫定往來書信，后又在巴黎吉美博物館發現先生致伯希和信件，都是當時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物證，從中可以得窺先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僅以先生和伯希和的交往為例，在1931—1945年近十五年間，現存的給伯希和的信就有十八封之多，尤其展現了先生的學術交流網絡。

這批信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有關學術資料的交換。作為圖書館的負責人，袁先生特別關注充實圖書的館藏，千方百計為國內學者獲取所需資料，為此與國際學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與他互動頗多的人士之一。上世紀三十年代，陳垣和伯希和都十分關注《元朝秘史》的研究，而巴黎也保留此書的一個版本，于是先生寫信請伯希和代為復制。另外，國內學者對明清之際傳教士多有興趣，如從事歷算研究的李儼先生，曾多方收集耶穌會士相關資料，而法國國家圖書館保存這方面資料最多，因此多次寫信請求北平圖書館幫助。先生信中請伯希和復制有關艾儒略和南懷仁的傳記，很可能是受李儼先生之托。同樣，先生也為伯希和提供了很多幫助，伯希和當時感興趣的著作，包括《高麗圖經》《古玉圖譜》《格古要論》《石渠寶笈（二編）》等書，先生都代為協助查找。同時，先生為中法圖書交換，特別是國立北平圖書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漢學圖書館的館際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袁同禮為伯希和設宴之請柬，時間分別為1935年3月27日（請柬誤為4月）與5月9日

信件中也多有學術訪問交流活動的記錄。伯希和在1932—1933年、1935年到訪中國，停留了數月時間，在北平期間，不僅多方演講，并且頻頻參加筵宴。袁先生多次請伯希和餐敘，安排講座，并安排他在故宮博物院調閱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的畫作。而先生為圖書館公務也多次出訪，我們在信件中可見到先生工作的繁忙。特別是先生在1934年、1945年兩次訪問歐洲，考察圖書館事業，其中1934年這次停留時間最久，6月至11月間訪問了比利時、法國、德國、奧地利、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圖書館，并赴西班牙參加學術會議，多次在巴黎與伯希和見面。1934年7月訪問巴黎時，還與后來到平館做交換的杜乃揚（Marie-Roberte Dolléans，1911—1972）小姐見面。先生到訪的城市包括布魯塞爾、巴黎、柏林、維也納、倫敦、馬德里、佛羅倫薩、羅馬，在羅馬期間，很可能與羅馬大學漢學教授華嘉（Giovanni Vacca，1872—1953）晤面。抗戰期間由于局勢的原因，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較少，存留的信中可見先生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圖書事業的摧殘，呼吁法國對中國圖書館的支持。這些通信為我們了解先生的學術活動提供了許多新的信息。

袁先生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后畢業于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對圖書館的職責有深入的了解。除了創建國立北平圖書館，他還是出色的目錄學家，繼法國漢學家高迪愛（HenriCordier，1849—1925）之后，增補了西方漢學文獻書目，所編中國留學歐美博士論文目錄，對近代留學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還編纂有銅器、藝術品等多種目錄，迄今為止仍是相關領域的重要參考書。

為編纂這些目錄，先生忘我工作。以《西文漢學書目》為例，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為編纂此書，先生走訪了歐美的許多重要圖書館，收集了英、法、德文有關中國研究的18000種著作，閱讀和查對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獻，為核對作者年齡和漢名信息，多方寫信求證，很多人的漢名始為人知。因此，此書不僅包含了大量的學術信息，也是研究輝煌時期的歐洲漢學和美國早期漢學之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留學歐美的中國博士論文目錄也同樣凝聚了先生的多年心血，如早年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者丁肇青，其博士論文研究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之前我一直不能確定他的名字，近來的論著提到他時常出現音譯錯誤，而事實上先生當年即已考出真名。要不是有先生的努力，許多先輩學者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后世遺忘。

袁同禮致伯希和明信片與信件 均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先生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從事流落在海外的中國文獻和文物的研究工作，無論對《永樂大典》所存各卷的調查，還是對銅器、藝術品目錄的整理，都貫徹了這一理想。而對抗戰時期公立、私立院校圖書館損失的統計，則是為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體現了拳拳的愛國之心。除此之外，先生還負責《圖書季刊》英文本的編輯工作，使之成為這一時期國內最有影響的刊物，推進了學術事業的交流和發展。先生一直期盼回國，然而由于一些因素，這一愿望未能實現，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思憶錄》一書收錄了很多先生海內外友人的紀念文字，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先生為國奉獻的“勞碌的一生”和提攜后進、樂于助人的高尚品格，以及對中國圖書館事業和學術文化的重要貢獻。2010年，北京的國家圖書館開會紀念袁先生，會后出版了《袁同禮文集》和《袁同禮紀念文集》。近日，國家圖書館雷強編定《袁同禮先生年譜長編》（中華書局，即出），洋洋三百萬言，收錄信件原文多為首次刊出，這對了解袁先生的為人、治學以及學術交往，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