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在這個世界上只匆匆生活了二十六個春秋就被猩紅熱奪走生命，留下散文三十余篇，此外尚有一批譯作，因甚耐品讀而蜚聲文壇。他師從葉公超，深得英國隨筆精髓，散文不乏哲思妙篇，分別見諸于生前出版之《春醪集》和歿后友人整理出版之《淚與笑》。梁氏筆名“秋心”，秋心寂寥，可見其生性多愁善感，另一筆名馭聰，則又表明他對把控文思充滿自信。

獨撫春醪醒猶夢

《春醪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年初版，1月付梓，3月面世，豎排疏行版面清朗，天廣地闊留足寬邊，每頁僅約二百字。書名“春醪”系著者采自1926年在北大一院圖書館翻閱《洛陽伽藍記》時偶見“不畏張弓拔刀，但畏白墮春醪”句。梁遇春在《序》中感慨道：“我們年輕人都是偷飲了春醪，所以醉中做出許多好夢，但是正當我們夢得有趣的時候，命運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樣匆匆地把我們帶上衰老同墳墓之途”，這雖未免讓人惋惜，“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此安排好了，我們還是陶醉在人生里，幻出些紅霞般的好夢吧，何苦睜著眼睛，垂頭嘆氣地過日子呢？ 所以在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舉盛到杯緣的春醪暢飲。”此刻的作者未預料自己的生命如此短促，尚遐思“再過幾十年，當酒醒簾幕低垂，擦著惺忪睡眼時節，我的心境又會變成怎么樣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吧。我現在是不想知道的。我面前還有大半杯未喝進去的春醪。”

梁遇春對彼時流行的講演素無熱情，甚或在《講演》一文中暗含揶揄，然而藉《醉中夢話（一）》坦陳：“生平不常喝酒，從來沒有醉過。并非自夸量大，哪敢多灌黃湯。夢卻夜夜都做。夢里未必說話，醉中夢話云者，裝糊涂，假癡聾，免得‘文責自負’云爾。”后又撰《醉中夢話（二）》言：“‘夢中醉話’是我兩年前在《語絲》上幾篇雜感的總題目。匆匆過了兩年，我喝酒依舊，做夢依舊，這仿佛應當有些感慨才是。然而我的心境卻枯燥得連微喟一聲都找不出。”何語出矛盾？ 睿智詼諧也，“因為詼諧是從對于事情取種懷疑態度，然后看出矛盾來，所以懷疑主義者多半是用詼諧的風格來行文，因為他承認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

《寄給一個失戀人的信》亦作（一）、（二）兩篇，乃梁遇春寫給自己的“信”，啟信人“秋心”，署名者“馭聰”，分別作于1927年元宵和1928年3月。其（一）詳述失戀煩惱，且袒露“我也是個失戀的人，不過我是對我自己的失戀，不是對于在我外面的她的失戀。我這失戀既然是對于自己，所以不顯明，旁人也不知道，因此也是更難過的苦痛。無聲的嗚咽比號啕總是更悲哀得多了。”其（二）情緒有所平復，逐漸從彷徨悵惘轉而打起精神，憧憬未來趨向積極，認為“青春之所以可愛也就在它給少年易希望”，“若是青春的丟失，真是件慘事，倚著拐杖的老頭也不會那么笑嘻嘻地說他們的往事了。”

《查理斯·蘭姆評傳》是《春醪集》中篇幅最長的一篇，梁遇春視蘭姆為良師，“人生路上到處都長著荊棘，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但是我們要怎么樣才能夠避免常常被刺，就是萬不得已皮膚給那堅硬的木針抓破了，我們要去哪里找止血的靈藥呢？一切戀著人生的人，對這問題都覺得有細想的必要，查理斯·蘭姆是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導師。”

梁遇春年紀雖輕但極富定見，在《“還我頭來”及其他》中借三國時關云長被斬首英靈不散仍大喊“還我頭來”傳說，宣稱“‘還我頭來’是我的口號，我以后也只愿說幾句自己確實明白了解的話，不去高攀，談什么問題主義，以免跌重。”他在《文藝雜話》中申明文藝觀，“我對于古往今來那班帶有使命感的文學，常抱些無謂的杞憂。”

梁遇春的可愛處在于不掩飾，自曝習慣“遲起”，嘗借《“春潮”一刻值千金》振振有詞趣談其遲起之“藝術”享受：“現在春天到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五六點鐘醒來，就可以看見太陽，我們可以醉似的躺著，一直到躺了好幾個鐘頭，靜聽流蔦的巧囀，細看花影的慢移，這真是遲起的絕好時光。”而“回味前夜的癡夢——那是比做夢還有意思的事”無疑是該文的“哏”。春日賴床固然愜意，但作者亦首肯“我們青年時期若使是歡欣的結晶，我們的余生一定不會是凄涼的，青春的快樂是有影子留下的，那影子好似帶了魔力，慘澹的老年給他一照，也呈出和藹慈祥的光輝”。

閱盡悲歡淚與笑

《淚與笑》，梁遇春歿后由廢名匯編，發行者章錫琛，書名擷取首篇文章篇目，開明書店1934年6月初版，著者已逝故無自序，遂由廢名、劉國平、石民分別作序，封面和內芯版式極為素簡。

《淚與笑》以笑為楔子，笑的形式莫測，甚至有傳遞悲劇情調之“笑”，淚乃內核，“淚卻是肯定人生的表示。因為生活是可留戀的，過去是春天的日子，所以才有傷逝的清淚。若使生活本身就不值得我們的一顧，我們哪里會有惋惜的情懷呢？”“淚盡了，個個人心里都像蘇東坡所說的’存亡慣見渾無淚’那樣的冷淡了，墳墓的影已染著我們的殘年。”這番話仿佛耆老箴言，但本意未必頹唐，誠如其在《天真與經驗》中所言天真和經驗并非不共戴天，關鍵是“經驗陶冶后的天真是見花不采，看到美麗的女人，不動枕席之念的天真。”

梁遇春洞察世態目光犀利，《論知識販賣所的伙計》將“伙計”分三種：著書立說欲顯身手的大學教授、安分守己隨緣度日的中學教師、整天辛苦還被上司克扣工錢的小學教員，嘲諷“伙計是這么死沉沉的，他們以販賣知識這招牌到處招搖，卻先將知識的源泉——懷疑的精神——一筆勾銷”，語雖譏誚，鞭辟入里。《一個“心力克”的微笑》嗟嘆：“人生的意義若在人生之中，那么這是人生，不足以解釋人生；人生的意義若在人生之外，那么又何必走此一程呢？ 當此無可如何之時我們只好當“心力克”，借微笑以自遣也。”

參悟人生、探討哲理讓梁遇春耽于沉思，他在《破曉》中寫道：“世界里怎么回事一達到圓滿的地位就是死刑的宣告，人們一切的癡望也是如此，心愿當真實現時一定不如蘊在心頭時那么可喜。一件美的東西的告成就是一個幻覺的破滅，一場好夢的勾銷。”《她走了》中之“她”，抑或是“你”，連作者自己都恍惚得難以分辨，“但是我凄慘地相信西來的弱水絕不是東去的逝波。否則，我愿意立刻化作牛矢滿面的石板在溪旁等候那萬年后的某一天。”

偶爾，某些動物會成為梁遇春借用的意象。譬如，《貓狗》文中比喻“上海是一條狗，當你站在黃浦灘閉目一想，你也許會覺得橫在面前是一條狗。狗可以代表現實的黑暗，在上海這個現實的黑暗使你步步驚心，真仿佛一條瘋狗跟在背后一樣。北平卻是一只貓。它代表靈魂的墮落。”“若使我們睜大眼睛，我們可以看出世界是給貓狗平分了。現實的黑暗和靈魂的墮落霸占了一切。”

梁遇春的散文飽含情愫和愁楚，《無情的多情和無情的無情》謂專注精神、忽略行跡、看似無情實有情的“這類戀愛叫做多情的無情”，但“多情的無情有時逐漸化做無情的無情”。《毋忘草》嘆息：“當一個人悲哀變成灰色時，他整個人溶在悲哀里面去，惘悵的情緒既為他日常心境，他當然不會再有什么悲從中來了。”《第二度的青春》里纏綿著春愁、鄉愁、父愁。更甚者，《又是一年春草綠》把春愁演繹成懼春，“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卻是春天。夏的沉悶，秋的枯燥，冬的寂寞，我都能夠忍受，有時還感到片刻的欣歡”，“世界里年年偏有這么一個春天；在這個滿天澄藍，潑地草綠的季節，毒蛇卻也換了一套春裝睡眼朦朧地來跟人們作伴了，禁閉于層冰底下的穢氣也隨著春水的綠波傳到情侶的身旁了。”

梁遇春臧否人物與眾不同，數落劉備是“千古權奸”，調侃雪萊、濟慈、拜倫、屠格涅夫矯飾，揭短形形色色“行家里手”們迂腐。不過，最具爭議大概非《春雨》中的戲謔莫屬：“在所謂的大好春光之下，人們都到公園大街或者名勝地方去招搖過市，像猩猩那樣嘻嘻笑著，真是得意忘形，弄到變為四不像了。”

《CILES LYTTON STRACHEY，8801932》系梁遇春絕筆，紀念病逝于1932年1月21日的英國近代傳記學大師奇爾茲·栗董·斯特剌奇，惜甫撰畢梁氏亦撒手人寰。

薪盡火傳存微光

梁遇春弱冠未幾便遽然早逝，生命短促固然不幸，然誠如其悼徐志摩文中所景仰的那位吻火者，留給后世的是一個率性的蹈火者形象，永遠“吻著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故爾，與梁遇春同時代的文學家對其不乏中肯評價。

乃師葉公超認為，梁遇春“是個生氣蓬勃的青年，他所要求于自己的只是一個有理解的生存，所以他處處才感覺矛盾，這感覺似乎就是他的生力所在。無論寫的是什么，他的理智總是清醒沉著的，尤其在他那想象洶涌流傳的時候。”換言之，把他看作是一個悲觀者或相信命運說者是不恰當的。

梁遇春去世前曾致胡適一封信，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梁去世后，胡適與周作人、葉公超、俞平伯、廢名等發起追悼會，著手編輯梁遇春遺譯《吉姆爺》，并在《編者附記》中痛惜梁的早逝使“中國失去了一個極有文學興趣與天才的少年作家”。

廢名同梁遇春熟稔，“常常見面，差不多總是我催他作文，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沖天，處處閃眼”，“秋心的散文是我們新文學當中的六朝文，這是一個自然的生長，我們所欣羨不來學不來的”。

劉國平眼中的梁遇春“耽于書卷比誰都厲害，他不受任何前輩先生的意見支配，他苦討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這確是最能得古人精髓的人應有的本色，可惜大多數人都失去了這本色。我們隨便拿他一篇文章來看，立刻就能知道學究的話沒有進過他的門限，他口上沒有提過學問這兩個字，這樣他得了正法眼藏”。

北大同窗石民回憶：“厥后來滬，他在真茹（那時有人嘲笑地稱他為‘口含煙斗的白面教授’，其實他只是一個助教而已）而我則住在租界的中心，他鄉遇故知，自然格外覺得親熱……他是一個健談的人，每次見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談的‘口談手談’。有時讀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或寫了什么得意的文章，總是很高興地翻出來給我看，桌子上大抵堆滿了他所翻開的書本”。

馮至比梁遇春早一年考入北大預科，半個多世紀后談及：“那時北大預科在東華門內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上課。我常常看到他。由于他顯得年輕聰穎，走路時頭部略微向前探，有特殊的風姿，而且往往是獨來獨往，這都引起我的注意……直到1927年后，才先后在《語絲》、《奔流》等刊物上讀到他的散文，并且在1930年知道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春醪集》。”“梁遇春沒有創作過詩，但他有詩人的氣質，他的散文洋溢著濃郁的詩情。”

梁遇春是個文學奇才，郁達夫稱他為“中國的愛利亞（英國散文家蘭姆筆名）”；唐弢認為“文苑里難得有像他那樣的才氣，像他那樣的絕頂聰明，像他那樣顧盼多姿的風格”。

從出版史角度而言，梁遇春生前、逝后兩本散文集均初版于上海絕非偶然，既是彼時滬地出版業繁盛高效的例證，也可見梁氏氣質甚契合海納百川的海派文化。《淚與笑》系梁遇春辭世不久便由其摯友廢名籌劃編輯，他攜文稿到上海，托石民等聯系出版社，原本交新月書店出版，因“新月派”頂梁柱徐志摩意外遭空難，新月書店隨之停辦，1933年12月正式倒閉，遂將《淚與笑》書稿轉至開明書店，1934年6月出版。梁遇春兩度與上海結緣，首次是1922年7月，自家鄉福建赴上海西門外江蘇省教育會報考北大英文系預科，初、復試均成績優異，錄取榜發布于北京《北京大學日刊》,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及《民國日報》；第二次為1920年代末，1928年北大畢業留英文系任助教，后遇政局動蕩，隨溫源寧教授到上海暨南大學執教，居真如一年余，1930年與溫源寧同返北大。

尚需補充的是，梁遇春的散文除入編《春醪集》《淚與笑》外，諸如《高魯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紀念》《茄力克的日記》《新傳記文學談》等十七篇頻密刊載于《新月》月刊。新月書店創辦于1927年7月，宣稱以“鄭重矜持”為出版宗旨，印行文學藝術單行本，力圖在左右翼文化紛爭之外另辟蹊徑，歷任編輯、主編先后有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羅隆基等，主要撰稿人有沈從文、胡適、余上沅、梁遇春、叔華、英士、胡不歸、陳夢家、趙景深、郁達夫等，1928年3月創刊文藝性月刊《新月》，1933年6月終刊，共發行4卷43期。此外，梁遇春還有一些專論翻譯文學的篇章散見于北新書局出版的《紅花》《厄斯忒哀史》《詩人的手提包》《最后的一本日記》《我們的鄉村》《草原上》《青春》《小品文選》、《英國詩歌選》及開明書店出版的《英國小品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