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3月15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者會議的與會者。能夠有機會和參加本次青創(chuàng)會的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見面，我很受鼓舞。我說一下我的祝愿。

第一，我們努力保持內心的熱情和驅動的力量，保持興趣和文氣，保持對文學的追求。對文學的追求，是我們這一輩子要做的事，來自對世界、對人生、對家國、對人民、對事業(yè)和幸福的追求，是一個感人的、動人的、迷人的途徑。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華民族的能源和引擎。我們永遠不會受任何消極與虛無論的影響。盡管人生有許多遺憾，但是面對“人生如夢”“滄海一粟”“意義本無”等說法，我們只能選擇更加珍惜和熱愛生活和文學。和無窮、和永恒相比，哪怕我們近于零，但是和零相比，我們的成績與可能性也無比地長久與遠大。我們可以、我們甚至要立志賡續(xù)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光輝與魅力，否則何以對祖宗，何以對后人？

第二，突破小我，奔向人民。回想1963年在很特殊的情況下，我參加中國文聯(lián)的讀書會，見到了一些地方的文聯(lián)領導同志，我立刻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我需要突破自己，不能只在北京市待著。我用幾分鐘的時間就確定了我要去新疆。我報告當時中國文聯(lián)的領導劉芝明同志，得到了他的支持。后來在文革前夕特殊的情況下，自治區(qū)黨委、文聯(lián)想了一個辦法，派我到當時條件最好的伊犁農(nóng)村勞動鍛煉，并擔任人民公社副大隊長，而且殷切地鼓勵我拿起筆來。我做到了許多年和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熟悉了許多過去不會的活計，學會了騎馬跑一星期走山區(qū)和牧區(qū)。人是可以突破自己的，人不能滿足于自己，人不能只會欣賞自己，還要奔向更大的世界和更大的可能。

第三，我相信我們能夠學習、學習、再學習。這個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包括信息的變局、知識的變局。我們得升級，得活到老學到老。我們要學習社會，學習黨史黨建，學習中國式現(xiàn)代化，學習信息科學，學習人工智能，學習生命科學，學習材料科學，學習國防科學，學習歷史地理，學習外語外事，學習人文社科。有專長，也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資源。我順便說一句話，德國的大作家海因里希·伯爾去世后，他的家屬邀請我到他的德國別墅去住了6個星期，我在那里報名參加了德語班。這時候我已經(jīng)60多歲了，6個星期學不會我也要學，我覺得多學一點東西太可愛了。有人問我，說你學這么多、學這些玩意兒有什么用？我的看法是，學在前，用在后。你不可能用在前、臨時學，這是不可能的。你必須學習，學習以后早晚有用，永遠有用，對你的精神狀態(tài)、對你的心理、對你的健康都有用。

第四，我們要貼近現(xiàn)實，創(chuàng)造想象，發(fā)展智力，發(fā)展動能。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淺薄的寫實和低級趣味，而應該有所擴充，拓寬我們的精神空間。我們必須有更勇敢與闊大的創(chuàng)造。

第五，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的處境和古往今來的許多作家是不一樣的。今年夏天我看了好多電影都是講作家的，有巴爾扎克，有契訶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我看著這些作家非常敬佩，也非常難過。有些西方電影描寫的作家，看著都是神經(jīng)病，而且都那么短命。契訶夫活了44歲，巴爾扎克寫了那么多東西，他只活了51歲，他的神經(jīng)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厲害。我就想到咱們中國的王勃，現(xiàn)在考證他的終年，一說是26歲，一說是34歲。李賀是26歲。我希望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能夠身心健康，成為社會的健康的正能量，能夠跑文學的馬拉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感動我的一句話是，“我怕的是對不起我所遭受的痛苦”。是的，寫作中我們會想到痛苦，但同時中國人也會想到英勇奮斗、忘我犧牲、不斷幸福、美好風景、發(fā)展奇跡，還有人們所受到的各種關心愛護，涓滴之恩、涌泉相報！這是中國人的道德和感情。我們要表現(xiàn)我們的犀利、敏銳、幽默，也要表現(xiàn)我們的善良、深情、豁達、健壯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