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初識李冰書記是在2008年年底，他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調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見面會上。當時我對他印象不深，因為這是慣常的領導工作交接，無特別之處，短暫而簡單。在這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我與他也沒有再近距離接觸。等再見到他時，已是第二年的初春時節，按一般工作習慣，新任黨組書記要到各單位、部門做工作調研。三月初的一天，作協辦公廳通知我們雜志社，說他要來我當時任職的單位一一民族文學雜志社調研。我至今還記得，那天我們雜志社班子成員和辦公室一行人接到通知，說他午飯后到雜志社聽班子工作匯報。我們一直等到天色已黑，他才急沖沖地趕來。一進我們辦公室的小院子，他就連連向主編和我道歉，說他在前面去的幾家單位耽擱了，要我們見諒……時間過去很久了，當時他對我們說了什么，現在已記不得了。但那天他趕來時風塵仆仆的樣子，那真誠的態度、樸素的話語和東北人特有的坦誠和爽快，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時至今日我還有這樣的感覺，恍惚像昨天才見到他似的。

這次見面之后，我與李冰書記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也并不是很多。最多是在作協的會議上見到他，也是遠遠的，他在臺上，我在臺下。因為個性使然，即使偶然面對面碰到，我也只會問聲好，他也一樣，也就回一句話，不會多說一句。

有一天下午，如我沒記錯的話，大概是在2009年夏初，他的秘書打來電話，讓我即刻給他回個電話并告知了他的電話號碼。我把電話打過去后，驚訝地聽到他像對一個多年不見的老熟人似的口吻說：“霄明呀，前些天我去了一趟哈爾濱，參加有關蕭紅的一個會，會上有人告訴我，說阿城正在建你父親的紀念館，我就去看了看，覺得房間小了一點……”

這之后，我在心里拉近了與他的距離，在機關再見到他的時候不再有陌生感，個別的時候，我還會到他的辦公室看望一下。他是從基層單位干上來的，從講話的語氣和工作作風就能看出，我喜歡與有這樣經歷的人交往。那年，他通過走訪調研了解到民族文學雜志社當時的辦刊困難，對雜志社工作給予了更多的關心與支持。這也增加了我與他的接觸機會，故爾互動也多了起來，對他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也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雖說有時他講話很直接，我理解這就是他的風格，可能這只是膚淺的表面認識，但直覺告訴我，他是個務實的、有情懷的、敢擔當的領導。

2005年后，為解決雜志社多年來辦刊經費不足的老大難問題，新班子費盡心思地嘗試著各種辦法，但均沒有實現根本性的解決。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問題最終還是在他的大力幫助下解決了。2009年，經他同意，作協把我們撰寫的關于雜志社發展的設想和面臨困難的報告呈報給中央，并很快得到指示，這使得多年困擾雜志發展的問題初見曙光。之后，很多工作在他的親自過問和堅定有力的支持下得以完成，他親自聯系新聞岀版總署和國家民委等相關單位，最終，《民族文學》從一本雜志擴展為擁有漢文版和蒙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五個少文版。不僅擴大了雜志在各民族讀者當中的影響力，有力推動了民族文學的發展；也使得雜志的生存與發展得到了根本性解決。有這樣結果，是我們辦刊人之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卻在他的幫助下得以實現……事情過去了這么久，每當我想起這些難忘的往事，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想起他一一李冰書記。

后來，我工作調動到機關，更多地得知他是個關心下屬并能為下級負責的領導。他在作協工作近六年的時間，不算長，我聽到的和我親歷過的都能說明他的人品高尚，同時也印證了他是一個表里如一的人。他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關心和幫助那些碰到困難而自身又無力解決的同志。2014年，我剛剛調到機關工作不久，某天在郊區開會時，他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聲音急切地說，機關一位女同志得了重病，急需轉院治療……請我幫助聯系轉院。他急迫的語氣，就像在為自己家人尋求幫助，這讓我印象深刻。

2014年底，李冰書記完成作協工作的交接。以后的幾年中，我沒再聽到他的消息。直到2017年，我聽說他患上很嚴重的肝病，幾次想去探望，又因醫院限制無法探望。我想等他岀院后，到家里看看他，但幾次聯系也被他客氣地婉拒。時間飛逝，又幾年過去，我也退休了，本想再去他家里看看他，不成想又趕上疫情，只能電話問候。三年多來，我們僅通過三次電話，在此期間還加了微信。這幾年，聽到他的病情穩定，去年秋天還從電視上看到他出席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并為獲獎作者頒獎。從電視上看到他時，雖說有些消瘦，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看不岀是有病的樣子。本想今年找個機會去看他，沒想到還沒等我再聯系，卻驚聞他去世的消息，深感意外和遺憾。最終我也沒能見到他最后一面，現在只剩下想念與回憶……

2024年7月虎坊路甲1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