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一個盛夏中午，父親被查出患了癌癥。

醫生可能因為職業書寫習慣，也或許是出于善意，怕父親有思想壓力，而在診斷書上選擇了原本互不相干的兩個字母組合到一起，用以指代那個仿佛是晴天霹靂的病癥，但身為同行的父親一眼便看穿了這種偽裝，父親難以置信，卻又不得不信，他瀕臨崩潰，茶飯不思。

母親和我陪著父親到濟南接受治療。讓我困惑的是，父親放著那些大醫院不去，第一站卻帶我們去了濟南第二機床廠職工醫院。多年后，隨著回溯和了解父親的經歷，我才理解他這樣做，只是因為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以及今后的走向和埋設的伏筆，這促使他首先要來到這兒，他的身體和心靈最初自這兒出發，這兒也有他當初的許多同事。他們與他年齡基本相當，不見也差不多快30年了。父親離開這兒時26歲，待到歸來時52歲，已經步入老年。他們聽說他來了，紛紛從各自的工作崗位聚集到這間擺放著設備的檢查室，男男女女，擠了一屋。他們叫著他的名字，拉著他的手，瞧上去既親熱又興奮，屋子里到處迸濺著熱烈的火花，仿佛他此趟來不是接受治療，而是重訪故地走親戚的。只有我發現，母親躲在一個角落，悄悄地抹著眼淚……

那一年，父親與其他人乘火車離開濟南，經鄭州，過武漢，進株洲和衡陽，入柳州，三天四夜后，到黔南都勻市，火車最后停在了清泰坡車站。這兒東邊黔桂鐵路蜿蜒不見首尾，西邊的劍江日夜奔流不息，由濟南第二機床廠一分為二遷入的都勻機床廠（后更名為東方機床廠），拉開了建設的序幕。

時間是1966年9月，恰逢中秋節，單身的父親與他那些拖家帶口的同事，一起在綠皮火車的車輪上，在哐當哐當的節奏中，度過了這個中秋。

父親在世時，從未跟我說起過他乍到都勻機床廠的生活，我也沒問過，但我想象一定簡陋而艱苦。機床廠選定了倉促上馬又匆忙下馬的都勻鋼鐵廠舊址當廠址，廠區到處破破爛爛，滿眼荒涼。不少職工居住在原來的棚屋中，早晨到劍江邊掬一捧河水洗洗臉，然后步行去鎮上的小飯店吃飯，后來才建了一個小食堂。

在東方機床廠的日子，我家經常有來自山東的花生米吃，因為老鄉伯伯。他姓任，是我們山東老鄉，也是從濟南第二機床廠支援三線建設來到都勻的，長我父親幾歲，人生得又矮又胖，望上去像一粒飽滿結實的花生米，我們孩子都叫他“花生米伯伯”。他和我父親都喜歡穿著藍色帆布工作服，仿佛是將帆布質地的機床廠穿在了身上，不同的是，他的頭頂上多了一頂深藍色布帽子，這頂帽子他一年四季都戴著，我曾暗暗地懷疑他是一個禿子。記得“花生米伯伯”須臾不離手的是一件黑色人造革提包，每回見了我們這群子弟，總是變戲法似的從包里掏出一把花生米，撒到我們攤開的手掌心，我們顧不上弄清朝三還是暮四，貪婪地悉數填進嘴里，生怕被別人搶走了似的，夸張的嚼咽釋放出有些腥但新鮮濕潤的氣息，像早春被犁鏵劈開過的泥土的氣息。花生米是生的，未食人間煙火，就被我們吞進俗不可耐的胃里，為我們困乏的童年提供了某些美好的細節。

那時我著迷地認為花生米是從那件黑色人造革提包里長出來的，這情景有些像阿里巴巴站在某扇門前喊著“芝麻開門”，財富瞬間就金光耀眼地降臨了。但“花生米伯伯”不用念念有詞，他粗糙的手掌探進包里，花生米就源源不斷地長了出來，又爭先恐后地經他手到了我們手。當時有部電影叫《寶葫蘆的秘密》，講的是一只神奇的寶葫蘆的故事，我們看了都想尋到那么一只葫蘆。“花生米伯伯”那件混跡于千千萬萬同類中的黑色人造革提包就像生活中觸手可及的寶葫蘆，老是在我眼前晃來晃去，帶給我無盡的遐想，使我確信它能長出花生米也就能夠長出任何我想要的東西。我曾無數次想摸摸那個包瞧個究竟，也盼著偷偷地打開包親眼盯著花生米是怎樣長出來的。有一次，“花生米伯伯”和他的提包來我家吃飯，他拈一粒恰到火候的油炸花生米，害羞似的輕抿一小口老鄉自釀的苞谷酒，很快臉紅了，話也稠了，好像在說自己的母親，說著說著就肩頭聳動，掉淚了，父母在旁邊不住地勸他。他終于平靜了，吃完起身搖搖晃晃地回去，將那包忘在了一邊。趁著父母出門送他的茬口，我慌亂地打開包，和父親同樣的提包沒什么兩樣，細密條紋的里子臟得已經辨不出顏色，包底躺著十幾粒數得清的花生米，我瞧了一會兒，卻怎么也弄不明白它是如何長出花生米的。這時父親回來替“花生米伯伯”取包，一把從我手里奪過包，狠狠地剜了我一眼。我的好奇換來了父親的責罵，父親看不慣我亂翻“花生米伯伯”的包，卻不知曉我深埋心底的秘密，我也從沒對別人提起過。

聽父親說，“花生米伯伯”有個母親在山東農村，他每年總要回去一兩趟探望母親，微薄的汗水都換作了一張窄窄的車票。回來時沒啥好帶的，就背上一布口袋花生米上路了，風塵仆仆的火車骯臟擁擠，慢騰騰地哐啷哐啷，一連幾天幾夜，他下了一趟車又倒上另一趟車。那些花生米親密無間，它們每一粒都是母親親手剝的，散發著她的體溫和氣息，它們在扎緊口的袋子里一路沉默，像一群離鄉背井的孩子，瑟縮著紅皮膚的身子，跟隨他從平原來到高原。辛苦背來了，他自己卻舍不得吃，分送給老鄉一些，剩下的就裝進提包里，隨身帶著逗逗我們，賺得一提包甜甜的“花生米伯伯”和脆脆的笑聲。他獨身一人，太孤單了，這叫聲和笑聲似乎對他太重要了，至少讓他在漫長無盡的黑夜不再孤單，有了滿滿一屋溫暖的念想，就像此刻在柔和的臺燈下，我用筆畫下“花生米伯伯”，嘩嘩扯開記憶的拉鏈，涌出一條可以上溯和漂泊的河流。

我想象得到，“花生米伯伯”穿著小腳母親納的千層底，抬腳塵土踢踏，一趟趟地往來穿梭在鐵路線上，從貴州到山東又從山東到貴州，像母親捻一根單薄的線穿過歲月的針鼻兒，鞋底沾著兩地的泥土，一路走過許多人的記憶。他是一粒從母親的根系失散的花生米，被鄉愁和思念追攆得無處藏身，必須隔上些日子上路才能保持內心的安靜。來到都勻七年后，他終于走累了，索性在那個中秋節留在了母親身邊，就像一粒花生米在千萬只殼中尋尋覓覓到了自己那一只，他也徹底回到了生他養他的故土，可以朝夕守候在搭起涼棚望他成一條線的母親身邊了。

我們真替他高興。但我們卻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花生米吃了，“花生米伯伯”和一粒粒飽滿結實的花生米逐漸被我們窖進往事，那件黑色提包也像會跑的寶葫蘆盛著我的秘密和困惑跑遠了。為歡送他，父親叫上七八位老鄉，到都勻市里的照相館照了張合影留念。照片中每一個人都穿得利利落落，精神面貌清清爽爽，他們無論男女，一律頭發烏黑，眼睛明亮，閃爍著憧憬的光芒，僅憑這些我就斷定他們內心純凈，是一群幸福的人，對未來生活充滿了夢想和盼頭。

照片后排左手第一個人是許伯伯，他是父親在東方機床廠職工醫院的同事，也是山東人，與父親同一批由濟南第二機床廠去的都勻機床廠。許伯伯有三個兒子，老大我不熟悉，老二寧子長我幾歲，老是玩得與我們不同，我們都愛追在他屁股后面看他玩；老三勇子在子弟學校是我同級不同班的同學，我總是將他記作我的另一位同學，他倆有著同樣比較明顯的面部特征。許伯伯一直在東方機床廠職工醫院干到退休，這時老大一家和老三已經想方設法調回我鄰近的城市，這兒離許伯伯的老家近在咫尺，他便與老伴投奔老大一家，由于買不起房子，就和老大一家住在一塊兒。過了幾年，老伴一下子病倒了，猝然人事不省，成了植物人；他突發腦出血，幸好搶救及時，意識和說話都沒受影響，卻從此坐上了輪椅。老大和老三都上著班，只好將因為東方機床廠破產一次性買斷工齡而奔波打工的寧子叫來照顧他倆。三年前，我專程到鄰近城市看望許伯伯和阿姨，我覺得我是在替我父母去看望他倆。他倆都比我父母年長，他們從同樣的地方來到這座陌生的山城，自此有了相同的經歷，也成為三線建設國家記憶中一個個鮮活的個人記憶。人這一生，在時代的感召下，激情燃燒地投入和參與到一個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件中，擁有一段共同的難忘歲月，至少在當時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因為這經歷和記憶，寧子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之間，超越了鄉情、友情與同事情，成了相親相愛的兄弟姐妹。老一輩的感情也潛移默化著我們這些子弟，比如說，寧子和我，我和散落在各地的其他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親和力，我們也是兄弟姐妹，在我們身后，站著我們當年風華正茂的父母，他們是我們的強大背景。

寧子在車來車往的馬路邊等我，上車領我去家里。穿過客廳，進入臥室，許伯伯正坐在輪椅上等我。我已經快40年沒見過他了，我的記憶仍舊停留在他30多歲時，他個兒不高，濃眉大眼，蓄著小胡子，白襯衣的第一顆扣子直到最后一顆扣子，都被扣得嚴嚴實實；此刻，年過八旬的他明顯衰老了，嘴巴也癟了，一顆頭刮得干干凈凈，套著一件汗浸水洗得變了色的白色老頭衫。我一下子想起比他小的父親，不在人世快30年了，淚水禁不住涌了出來。而阿姨躺在床上，閉著眼睛，一動不動，面無表情，她一天到晚都是這個樣子，依靠鼻飼維持著生命。不知為什么，我總覺得她知道我的到來，她或許在心里默默地反復念叨：是惠泉家的老大來了，接著她胸中掀起洶涌波瀾，百感交集，又無比安靜地沉沉睡了。她是東方機床廠托兒所的保育員，名副其實的阿姨。在托兒所，不少時候，我都是最后一個被接走的孩子，我不清楚父母都在忙些啥，也許他們將我忘了。不大的屋子內，僅剩下我一個孩子，坐在墻角的小板凳上，邊吮吸著手指，邊焦急不安地張望著門口。有孩子沒被接走，托兒所就得留阿姨，這當中就有寧子的母親。她一趟趟地站在走廊上望向大門，又一趟趟地來到我身邊，摸摸我的頭。漸漸地，我放下手指，平靜了下來……

許伯伯坐在右邊，我挨著他，坐在他左邊，聽他講過去那些事兒，它們都與我父親有關。從走近他開始，我便聞到了他身上散發的濃烈氣息，這也是屬于我父親的氣息。我記事兒起就熟悉這氣息，它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肌體上，曾經漫漶和簇擁在我周圍，伴隨著我像脫韁烈馬似的，在職工醫院長長的靜靜的走廊里跑來跑去。許伯伯精神頭不錯，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很有條理。他說起父親臨離開東方機床廠前跟他的對話，讓我吃了一驚，我真的沒法將它與父親懦弱、平淡、呆板、固執的日常形象聯系到一起，我甚至懷疑那不是我的父親，或者他是否說過那些話，但我立刻否定了自己。

我去看望許伯伯和阿姨后，先是阿姨走了，許伯伯也在2023年1月1日走了。當寧子告訴我此噩耗時，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當時我就想，許伯伯和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帶著他們的個體記憶，像一片片樹葉陸續凋零了，許伯伯也有意無意地選擇在新年的第一天告別這個世界，這當中也許蘊含著某些難以言清的隱喻與象征。他們青年時懷揣著理想，被一列綠皮火車從濟南第二機床廠拉到都勻機床廠，火車的色彩仿佛是他們青春的膚色和旗語，老了又追趕著鄉愁被一列火車拉回了山東，卻再也不是那列曾經的綠皮火車。他們是一朵朵蒲公英，時代的風將他們吹到了貴州，在高原扎下根來，一天天地學會將他鄉變作故鄉，一個個青春就像一粒粒種子，同樣被時代的風裹挾著，落在群山的褶皺間，追隨河流的腳步四下飄零，用盡氣力也開不出一朵謙卑的花。只是許伯伯比我父親幸福，他比我父親在人世間多享受了30年親情，也讓寧子弟兄仨可以隨時隨地面對面地叫一聲爸爸。

近十幾年，我回過都勻三次，東方機床廠徹底破產了，偌大的廠區以三線博物館的名義被開發作了商業綜合體；曾經擦著廠子身邊呼嘯而過的黔桂鐵路被廢棄了，鐵軌被撬走了，丟下笨雞蛋大小的灰白色石子，一路鋪向看不見的遠方……三線工廠有自己的內部代號和代碼郵箱，這在當時代表著它們的特殊地位，如今僅留下一個個空洞如彈孔的數字。反倒是我們這些當初散養長大的三線子弟，每逢聚會總習慣和喜歡以居住的樓號來認領對方，這些從個位到十位的數字仍然清晰地活在我們的記憶中，仿佛是一個個接頭暗號，一經說出便能重啟我們共同的記憶。

從前樓到后樓，我穿行在這些式樣單一、面目晦暗的居民樓間，外墻裸露的紅磚愈來愈黯淡，終有一天會辨不出色彩，也終有一天會歸于一片廢墟，冬日的太陽慈悲地照在上面，摸上去溫暖如紅磚剛出窯時，我仍然相信父輩的熱血在里面燃燒和沸騰。路上，我遇見一個個人，他們有的與我父母熟悉，看著我從出生到成長；也有的僅僅看見我，憑著我的長相，脫口就問：“你是王大夫的兒子吧？你家父親還好嗎？”我覺得好神奇啊，隔了30年，他們竟然還能通過站在面前的我，一下子想到我的父親，同時我心底也席卷起悲傷的颶風。我知道，廠子沒了，留下這片家屬區和這些人，熟悉或認識父親的人也會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我再來這兒，卸掉其他身份，僅僅是一個陌生而粗暴的闖入者。

自1966年9月開始，到1984年6月，父親一個人來了，又領著一家四口走了，整整度過了一個人從出生走向成人的時間。

【簡默，本名王忠，20世紀70年代生于貴州省都勻市，一級文學創作。現為山東省棗莊市文聯專業作家，棗莊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散文集《活在時光中的燈》《時間在表盤之外》《身上有銹》《瑪尼堆上》《活在塵世中》《薄如大地》《指尖花田》，長篇小說《太陽開門》等10余部。曾獲全國煤礦文學烏金獎、石峁文學獎、冰心散文獎、孫犁散文獎、林語堂散文獎、山東省泰山文藝獎（文學創作獎）、山東省文藝精品工程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