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謠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葛天氏的“八闕”、伊耆氏的《蠟辭》以及《吳越春秋》的《彈歌》等，都是上古歌謠的代表，而《詩經》的十五國風則是西周至春秋民間歌謠的集萃。此后的每個朝代都留下了大量歌謠，漢代還專設采編歌謠的樂府。但這一民間口頭文藝并不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旨趣，因此始終處于文學秩序的底層邊緣位置。然而，在百余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這一境況得到了徹底顛覆，歌謠研究被視為“國學”，歌謠本身也被看作“民族的詩”和“新文學的范本”，成為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重要資源。推動這一轉變的關鍵，便是發軔于北京大學的歌謠運動。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發布了蔡元培號召征集歌謠的《校長啟事》和劉半農起草的《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主流學界發起的大規模搜集、整理、研究歌謠的學術運動拉開了序幕。這場運動由劉半農、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聯合發起，吸引了大批知名學者參與，他們成立了歌謠研究會并創辦了《歌謠》周刊，一系列歌謠研究專著也相繼問世，如朱自清的《中國歌謠》、常惠的《北京歌謠》、顧頡剛的《吳歌甲集》、劉經庵的《歌謠與婦女》、臺靜農的《淮南民歌》、董作賓的《看見她》等。此外，一批詩人如劉半農、劉大白、俞平伯等開始嘗試模仿歌謠的新詩創作，20世紀30年代左聯領導的中國詩歌會繼承了歌謠運動的口號，主張創作大眾化的歌謠詩，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也開始大量編唱紅色歌謠。1938年西南聯大師生在南遷過程中，沿途采集歌謠并編成《西南采風錄》。可以說，歌謠運動不僅促成了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學術發端，還推動了歌謠在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中的傳播與擴散。

值得注意的是，歌謠研究在登上歷史舞臺之后，被作為“國學”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創舉。1922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這是中國大學最早建立的人文研究和教育的綜合性學術機構。“國學門”下設編輯室、考古學研究室、歌謠研究會、明清檔案整理會四個部門。1925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創辦，《歌謠》周刊也被并入其中。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將歌謠研究作為“國學”實際上面臨著來自傳統學術觀念的巨大壓力。例如，美國學者洪長泰便提到，大多教授學者視《歌謠》周刊為“蓄意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出版物”，“‘學衡派’是完全站到對立面上的中堅。”（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可見在部分學者看來，歌謠研究不僅很難與“國學”掛鉤，甚至是對這一領域的冒犯和玷污。那么，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們將歌謠研究作為“國學”，其用意和著力點何在呢？

首先，歌謠研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與重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沖擊，彼時除了仍然固守傳統的學衡、甲寅派之外，一部分新知識分子傾向于全盤西化，主張通過現代西方思想和人文精神徹底革新中國文化，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主張通過新的理念和方法整理國故、推陳出新。在他們看來，傳統文化根基不可拋棄，但對傳統文化內容和價值觀的更新同樣勢在必行。傳統文化并非鐵板一塊，當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部分被質疑，居于底層和邊緣部分的價值便顯現出來，歌謠研究正順應了這一思想。西方的民俗學提倡從本國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尋找傳統、發掘價值，這為歌謠研究在西學和國學之間找到了恰當的結合點。一方面，研究者借助了現代西學的新方法和思路，卻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間的心情”；另一方面，研究者還能緊貼中國文學傳統，為歌謠這一歷史悠長又被埋沒的民間資源的重要價值找到理論依據，從而確保了歌謠研究賴以立足的文化身份不是“西學”而是“國學”。可以說，北大歌謠運動雖然是在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影響下產生的，但卻始終堅守中國的和民族的傳統立場，當然這一“傳統”并不是“正統”，而是從正統文化秩序下解放出來的底層民間傳統。

其次，歌謠研究的著力點，在于為國學注入“民”的現代價值觀。《詩經·魏風·園有桃》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釋：“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合樂而歌有公共性色彩，常用于表演、節慶或儀式等場合；不合樂而徒歌的謠，則更貼近個人真實的情感表達。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歌謠”在漢代已經出現，經常被提到的是《漢書·藝文志》的“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以及《淮南子·主術訓》的“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等說法。明人馮夢龍的《山歌序》寫道：“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并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于詩壇，于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農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也。”顯然，“歌謠”是來自鄉野民間的“性情之響”，這一代表“民”的文藝符號是詩人和傳統知識分子不屑于關注的。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催生的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民主觀、蘇俄的民粹主義等思想，都推動著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轉向“民間”。此時應運而生的歌謠運動，正好實現了傳統歌謠之“民”與現代的民族、民主、民粹等思想的價值對接。在當時研究者看來，歌謠既是了解民間心情和民眾精神的民俗學資源，也是絲毫不遜于經典文學的“平民文學的極好的材料”和“新文學的范本”，更能夠為現代意義上的以民眾為主體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提供情感依據。因此，歌謠研究通過中國古典傳統中底層民間資源的現代轉化和價值重塑，為國學研究注入了順應時代需求的“民”的價值內涵。

再者，歌謠研究體現出中西互鑒視野下的國學創新。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遭遇空前危機的時代，也是“國學”自覺的時代。此時的國學運動有一個突出特點——并不是框定某一家學說作為國學之正統，也不是為國學劃定范疇疆界，而是在中西互鑒的視野下，反思中國思想和學術傳統的民族性特質。梁啟超便提出：“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后能收其效。”（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可見國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通過對西學的傳播吸收和轉化，為文化自信和民族復興注入新的力量。自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以來，在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下，西方許多國家都發生過搜集整理民間歌謠的文化學術運動。北大歌謠運動也受到了這股思潮的影響，當時的學者們積極引介德國、英國、日本的民俗學研究方法，以不加甄別的客觀采集為基礎，同時將調查統計、比較研究、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等方法用于歌謠研究，使得五四以來的歌謠研究與傳統經學或詩學的文本批評有了顯著區別，正如鐘敬文所指出的，此時的歌謠學“是現代科學的產物”（鐘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謠學運動》，《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可以說歌謠學是中西互鑒基礎上誕生的新國學，體現出北大“國學門”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宗旨和學術現代化的追求。

誕生于北大歌謠運動的歌謠學，憑借其民族特色和豐碩成果而獲得了國際學界的認可，日本學者稱其為民間文藝學的“中國學派”。這一成功離不開其對于“國學”的身份堅守和改造創新。然而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及學科規劃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以后，歌謠學被納入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范圍，與“國學”不再相關。但歌謠研究作為“國學”在傳統文化轉型及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仍然值得我們回顧和反思。在當代，無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還是文藝的“人民立場”以及“民族特性”等重要理論命題，都能夠在20世紀早期的歌謠運動及歌謠學研究中，找到探索與實踐的印記。

（作者：曹成竹，系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