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蓮，女，回族，寧夏“80后”作家。出版小說集《長河》《1987的漿水和酸菜》等16部，長篇小說《馬蘭花開》《孤獨樹》《親愛的人們》等5部。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首屆茅盾新人獎。

“所有投注過的心血，都會化作暖流融入作品”

葉怡雯：《親愛的人們》從上世紀80年代寫到當下，用80萬字的體量縱覽40多年來西部鄉村的發展變遷史。小說序章從祖輩們“方言語料庫”在不同年代的吐故納新寫起，總覽“羊圈門”百年流變，視野開闊，有縱深感。能否從人物設計、情節線索、敘事時長等維度，談談您最初的創作構想？

馬金蓮：最初構思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其實并不太清楚它會是什么樣的，只是朦朦朧朧覺得要寫一部體量比較大的長篇。恰如新婚夫婦有了孕育新生命的沖動，滿心都是對孩子的美好憧憬，恨不能馬上看到他（她）的出世。動筆之前，我的腦子高速運轉著，時不時就冒出一幀畫面、一組對話、一個神情、一副面容、一道身影，都是組成這部作品的零件。比如馬一山這個人物，因為有一定的原型，我已經想好了要全力塑造以前沒寫過的人物形象，所以充滿了期待，一面繼續構思、豐富人物的組成要素，一面設想著他究竟會被塑造成一個什么樣的人。整體來說，這部作品的構想可以用一個“大”字來總括，這和我長期生活在農村、具備鄉村經驗有關，也跟我長期堅持寫作鄉土題材有關，更跟當下的文學環境有關。

我18歲開始寫作以來，這20多年的創作內容一直都是鄉土題材，在一個題材范圍里堅守、摸索、掙扎久了，就有一種突破自己的野心，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已經沒辦法更系統、更全面地承載我對鄉土的情感和訴說的欲望。我想在不惑之年來臨之際，做一次總結性的嘗試，這種嘗試只能用長篇小說的方式來實現。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生活在西海固，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著鄉村這40年的巨大變遷，新聞報道等方式體現的變遷往往是表層的，深層往往需要文學來表達和訴說。我要從世道和人心的角度，把西海固乃至中國西部這40年的鄉村變遷寫出來，從情感和靈魂的層面去探索。

葉怡雯：寧夏脫貧攻堅史上一件繞不開的大事就是西海固“吊莊移民”。您是扇子灣人，也是移民搬遷的親歷者，十年前就收集整理過大量資料并寫下20萬字。《親愛的人們》在此基礎上寫成，但并未直接含納相關素材。可否就此談談創作時如何將這些材料打散充實到新的故事中？

馬金蓮：這是件一言難盡的往事。早在十年前，生我養我的村子扇子灣被確定要搬遷，我一直以來書寫并當作精神依賴的村莊，我作品中很多故事的來源之地，要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動。熟悉的鄉親們要搬走，大家生存過的痕跡消泯，對于別人來說可能只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對于我來說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我的文學的自留地要消失了，所以我趕緊做些搶救性的工作，跟蹤移民搬遷，有空就往村里跑，以一種挽留和緬懷的目光打量我們的村子，拍照、保存老物件，去鄉親們的安置地了解他們的新生活等。同時，我把目光放到更多移民遷出的村莊和更多的安置點，掌握了不少一手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動手寫作，寫到20萬字的時候，電視劇《山海情》、報告文學《詩在遠方》都引發了廣泛的關注，我沒有能超越這些作品的信心。于是這一寫作進程就此中斷，我陷入迷茫。能夠再次盤活，重新拾起來寫作，并且調整內容與方向，得益于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楊曉瀾先生。是他看了20萬字的殘稿后，提出了調整方向，并且不斷跟進，我寫，他看，他提意見，我采納，在他的督促鼓勵下，最后完成了全書。本來，我計劃要寫搬離故土的那一部分鄉親，后來我寫了沒有搬遷的，即留在西海固本土繼續生活的那些人，事實上，后者在鄉民中占更大的比例，更具代表性。但是，前期那些采訪也很重要，不斷地深入再深入，跟進再跟進，接觸過的人、收集到的事、交流過的話語、碰撞過的思緒、捕獲到的情感，都成為我后面寫作的有力支持。對于寫作來說，沒有多余的努力，所有投注過的心血，都會化作暖流融入作品。

“扎實鮮活的生活細節，蘊含著感動人心的力量”

葉怡雯：您的中短篇小說很有個人風格，特別是《1986年的自行車》《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等年代小說系列，將歷史寄情于具體日常風物。《親愛的人們》是現實主義風格的宏觀敘事，但并沒有以清晰的外部事件作為歷史標識點。相較于對時代輪廓的勾勒，小說更注重對日常生活的細部鏤刻和人物心理的深度挖掘。能否就此談談創作時對于風格基調的考慮，特別是如何兼容史詩長卷和碎片化的日常敘事，使得這部小說擁有和傳統現實主義長篇不同的氣質？

馬金蓮：鄉土如何寫？尤其是當下的鄉土，用長篇小說的方式，該怎么寫才能具備自己的特點？我一直在思索這一問題。記得當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馬蘭花開》申報寧夏回族自治區重點文藝作品扶持項目時，專家評審會上石舒清老師曾這樣評價，他說作品以大量細節支撐，這些扎實鮮活生動的細節，帶給讀者細膩至極的閱讀感受，蘊含著感人的力量。他的評價一針見血，指出了我作品的特點，同時也讓我意識到了自己創作的短板，那就是靠自身親歷的生活經驗寫作。這當然能提供比較多的個人體驗價值，但這樣的經驗是不可再生資源，是經不起大量使用的，總有窮盡的時候。很快，我便在后面的寫作中陷入了這樣的苦惱，為此我不斷調整中短篇小說的寫法，加大閱讀量，提高手法技巧，拓展題材范圍，關注更廣泛的群體，嘗試以前不曾涉獵的領域，創作了諸如《愛情蓬勃如春》《午后來訪的女孩》《女中學生的秘密》等作品。

長篇小說方面，在經歷了《馬蘭花開》《孤獨樹》等之后，我要怎么做才能突破自己？有一段時間，我像籠中困獸一樣，焦慮、糾結，進退兩難，眼看著前方的羈絆，卻就是找不到戰勝的辦法。我做了系統思考，認清自己的優勢和不足，然后決定還是寫純粹的鄉土，但不能用老辦法寫，得使用和當下的生活相契合的方式，打破固有的舒適感，用更為艱難的方法往深處走。我保留了經驗寫作的長處，但另外的部分用上這些年大量閱讀學來的技巧，比如以現實生活敘述為主，但輔助心理描寫；有傳統的對話描寫，但也采用了更多的第三視角的直接敘述。我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文學訓練，這些年都是靠單純的愛好在支撐我的閱讀和寫作，很多經驗都是從實際操作中摸索出來的，這是一種可以意會，但無法準確講述出來的感受。我尊重和相信這種感受，一方面克服著日常生活碎片化的缺陷，一方面架構具備更大氣象的框架。寫作過程等于在泥里水里摸爬滾打，有水深，也有火熱。亢奮時一口氣敲出上千字，低落時枯坐一天一字都寫不出。當然，這是作家必須面臨的考驗，也沒必要叫苦。

葉怡雯：小說對于村莊的觀察聚焦于內部，多角度地呈現了20世紀90年代經濟環境變化對古老鄉村的沖擊，關于農民城市生活的正面描寫不多。您在創作時，特別是寫到子女一代的故事時，有沒有考慮過采用城鄉雙線的結構推進？

馬金蓮：這部作品寫的是一個村莊的變遷史、發展史，通過羊圈門村莊的40年變化，以小見大，反映更廣泛意義上的鄉土變遷。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將敘述觸角更多地延伸到城市生活當中去。當然，也稍微有涉及，比如祖祖和舍娃在西縣的數次團聚，夜幕下在燒烤攤對坐，舍娃醉酒后腳步踉蹌地行走，祖祖一個人坐在高檔小區里目睹舍娃打工的艱辛從而共情更多的農民工，舍娃和擺蘭香在西縣賓館參加農機培訓，等等。不過，我是特別警惕這種涉及的，只讓敘述的筆觸稍微往前探尋就趕緊剎住，始終把握著一個度，就是我的描寫主體是羊圈門，羊圈門的馬一山一家人、一草一木、春夏秋冬都是需要大寫特寫的。這里牽扯到的是長篇小說的結構問題，巧妙安排副線，最大程度優化主線，作品才能具備形散神不散的魅力。

人物是作品的風景，他們像土地一樣厚重

葉怡雯：這部小說中女性群像相當亮眼，細細觀察下來會發現，無論是馬一山女人、擺蘭香，還是祖祖、碎女，在面對問題時，會比她們的丈夫更加有活力，也更加堅韌。書中這幾位女性是否有生活中的原型？您是否希望通過這些人物典型地再現西海固女性的不同側面？

馬金蓮：女性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風景，往往和美有關。可以說，生活里的很多溫暖和美好，都是由女性締造的。小時候我接觸了大量的底層婦女，她們勤懇、本分、善良、溫和，從梳著羊角辮的小女孩，到年華正好、生命力旺盛的青年媳婦，到承擔生活重擔的中年婦女，再到皺紋滿面的老年女性，她們各自有著看似大同小異、其實各有差別的人生，她們在人間來過并且熱情地活著，她們演繹過的人生故事，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后來我在寫作中堅持書寫她們。

《親愛的人們》作為一部長篇小說，自然少不了女性，我塑造了馬一山女人、二虎媳婦、三三媳婦、祖祖、碎女等女性，她們都是我喜愛的角色，承載了我對生活不同層面的認識和理解。她們基本上都可以在生活里找出原型，但又經過了藝術化的處理。我希望通過她們來再現這片土地上廣大女性的不同風采。馬一山女人是一個老實甚至有點笨拙的女性，但是通過和馬一山幾十年風風雨雨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她在不斷地變化，這個變化可以用成長和成熟來指代。當后來馬一山癱瘓且失語以后，她勇敢地承擔起生活的擔子，變得堅強、果斷，有自己的主見，性格出現變化。祖祖是新時代新女性的代表，她通過苦讀改變命運，但在婚姻生活里不斷遇到考驗，后來她勇敢地突破了傳統婚姻的桎梏，在事業和生活上都邁出了該有的步伐。

葉怡雯：舍娃這個人物既豐富又有高度概括性。書中對舍娃有大量的心理描寫，呈現其鄉土觀、道德觀、婚姻觀。他身上集中體現了鄉土現代化轉型后農民的精神困境，又近乎一位理想主義的延宕者，顯得過于猶豫缺乏決斷。能否就你的創作意圖深入談談舍娃的形象？

馬金蓮：舍娃是一個很讓我糾結的人，也讓我無比痛苦。他是文中的第二代主人公，是從馬一山手中接過生活的接力棒、將新生活的希望和重擔一起承擔的人。

他是“80后”的鄉村代表，面對鄉村的變遷，生活要如何進行，命運該何去何從，他在親身經歷并且痛苦地追問著、思索著。他是復雜的綜合體，性格里有剛強勇敢，也有優柔寡斷畏懼艱難，他有理想有熱情，同時也經常陷入現實生活的泥淖，我覺得這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符合我理想中的主人公形象。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存在更多舍娃這樣的人，他具有普遍性。

葉怡雯：您在《長河》中寫過“四時”與死亡，《親愛的人們》延續了關于時間與生命的思考。馬一山壯年活躍在基層政治舞臺上，暮年生病喪失說話能力，潛心挖“臺窩”。從“入世”到“出世”，馬一山經歷了生命價值取向的轉變。馬一山是復雜的，但他正直、顧家、識憂患，對羊圈門有深沉的愛。能不能圍繞馬一山的命運安排談談民族文化中的生命哲學對于你創作的滋養，也就他性格的不同側面談談西海固老一輩農民的性格特點？

馬金蓮：馬一山這樣一個老一輩的農民形象，承載我對中國傳統農耕文化的喜愛。當然，馬一山不是完人，我沒有掩飾他性格里的缺點，但他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代表，身上有著閃光的地方。他身上有“小自私”，但只要碰上大是大非，就能戰勝自己的狹隘，成為一個具備奉獻精神的人。在羊圈門的很多大事面前，他都起到了很好的帶頭示范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加上回族人積極向上心態的影響，讓我堅持在作品中追求和傳達人間的積極美好，堅信人性的溫暖善良。西海固老一輩的農民大多老實厚道，勤懇純良，像土地一樣厚重可愛，這一點我一直很喜歡，也堅持在作品中進行挖掘和展現。

把方言土語融入血液，讓民間風俗滋養肉身

葉怡雯：我喜歡看書中的各種民俗段落和西北方言，比如第十章寫碎女赍發的民俗，“過油香”“掀臉”“離娘水”，婦人們干著活說著話，各人心思都糅在手頭的活里，那一縷煙火氣如在目前。還有書中俯首皆是的方言俗語，“悄著！”“寬展”“醒事”“得濟”“瞧稀罕”“日子扇著翅膀過哩”“能把麻雀說下樹來”“心上的窟窿比篩子眼還大”，不勝枚舉。一旦涉及勞作場景、家長里短，文字就立刻活潑俏皮起來。能不能談談鄉土小說的語言問題，如何在民間俗語中提煉文學性？

馬金蓮：在這部作品里，我加大了西海固方言的使用力度。很早以前，我就開始在寫作中使用方言，只是受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自身的特點所限，保持了該有的節制。后來寫《馬蘭花開》的時候，我將這種節制的尺度放松了，引進西海固生活中的各種方言土語，包括帶有地域特色的日常用語，具有民族風味的諺語、順口溜、歇后語、民間俚曲，插科打諢時使用的一些打嘴仗的語言，等等。在《親愛的人們》中，方言的使用對我來說已經比較順手了，所以我特意加大了方言的使用量。當然這里頭有個度的問題，得把握好，方言土語的適量使用能為作品增色，但使用過量會造成沒必要的閱讀障礙。為了用好方言，我手邊一直放著本《固原方言詞典》，只要有空就翻閱，努力讓方言像水融進血液那樣，和普通話融洽地交融到一起。

葉怡雯：從您個人的視角來看，固原這片土地為何能催生出這么多的文學人才？相較于別的地域，西海固文學有何獨特的美學氣質和地域特色？您下個階段的創作會切換方向嗎？

馬金蓮：說到這個確實有點神奇，在我的家鄉固原，也就是西海固地區，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出現了“西海固文學現象”，涌現出一批作家，這一文學傳統到今天還在很好地傳承和發展著，且勢頭一直不減。很多朋友每年要組團來西海固看看，為的就是一探西海固文學的真面目，尤其是在西海固的西吉縣獲得中國首個“文學之鄉”的殊榮后，大家對這里更向往了。

為什么西海固會出現這樣的文學景象呢？我也做過思考，這可能和這片土地的文化底蘊有關。固原古稱原州，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古絲綢之路曾經過這里，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為西海固文學打下了良好基礎。另外，西海固的生存環境比較惡劣，西海固作家幾乎都有鄉村生活的經歷，這些經歷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讓我們對生活中的苦難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渴望書寫和表達。還有一個原因，我覺得西海固作家們的心態很好，大都像這片土地一樣樸實憨厚，有勤勞善良的品性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能夠忍受寂寞，吃得了寫作的苦，把文學當作生命中的最愛來堅持，不容易受外界的喧囂影響。西海固作家還有很好的利他精神，大家能夠互相幫助、團結友愛，新老作家之間的“傳幫帶”，很好地促進了西海固文學的發展。

相較于別的地域，西海固文學的特色主要在于寫鄉土文學的多，都市題材鮮有涉獵，這當然和我們的生存環境和經歷有關系。西海固作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寫鄉土，表達傳統農耕文明的樂天知命等精神內涵，整體給人溫暖祥和、積極向上的閱讀感受。《親愛的人們》之后，我要繼續寫西海固這片土地，因為我生活的根在這里，還有很多值得我去挖掘和書寫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