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昌渝先生

研究生時的合影，前排中間是石昌渝

父親是2022年12月31日離開我的，有如他研究中對時間和歷史進程的敏感，他的生命冥冥中停留在了2022年的最后一天，是完結也是起點。

父親被送進急救室前幾天，常常是昏睡，無法進食也無法言語，我與他的交流只能通過眼神。一天，他忽然用手示意寫字，我拿了筆和紙，其實那時的他已經沒有力氣握住筆，眼神卻堅持。我輕輕在他耳邊說：“爸，想寫什么，告訴我，我幫你寫。”他搖搖頭，仍然想握住那支筆。這個場景成為我的心結，父親費力抬手的樣子時時重現。爸爸想寫什么？ 我試想過無數的可能。他走后的一年多，傷痛重擊后的記憶逐漸清晰，也許父親并不想寫什么，他不舍的是那支筆。

父親是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后在華中科技大學附屬中學當語文老師，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他回憶自己的學術生涯時，常常感嘆生命中的際遇以及成就這些際遇的20世紀80年代。他在《四十年學術工作回顧》中曾寫道：“研究生院文學系的系主任，先后由副所長唐棣華、吳伯簫和王士菁先生擔任。文學系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專業，這專業的研究生除我之外，還有胡小偉、扎拉嘎和程鵬，指導我們的老師是范寧先生、陳毓羆先生和劉世德先生。幾位老師都是學識淵博的專家，他們的著述和教誨給了我極大的啟迪，對我此后的學術工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回憶他們的研究生時代，是父親最后歲月中幸福的時刻。記得2022年10月30日《紅樓夢學刊》編輯何衛國來家里作紅學口述史采訪，父親已經沒有太多力氣坐立，但還是讓我幫他穿戴好體面的衣服。采訪中我時時扶著他，他說我有力氣，年輕時的我們為了買書，可以餓幾頓飯。那一刻他的眼睛很亮，似乎交織著歷史的光與影，那些光影是屬于他們的黃金時代，當然那也是學術的黃金時代。那天，他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張合影，照片中的他倚在座位上。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忍看這張照片，父親消瘦的臉龐上有神的眼睛如赤子般平和而深遠，成為我揮之不去的傷痛。讀研究生時父親他們住在大山子的研究生院，現在屬于望京地區的大山子已是北京熱鬧繁華之處，而在當時，那里是離建國門遙遠的郊區，而且唯一的公交403路永遠擠滿人，他們長途跋涉去一次建國門的文學所往往要早上六點去趕車，回來卻要興奮許久。那時他們這屆的研究生住的是北京簡陋的平房，每家一間。盛夏時節，蟬聲滿樹，我們小孩子在院子里撒歡玩耍，大人們都在屋里刻苦鉆研。午飯的做飯時間，間或會傳出陶文鵬先生悠遠而深情的歌聲，裊裊余音，為平靜而寂寥的院子平添些許浪漫。只有到了傍晚時分，小院才熱鬧起來，他們會聚在院子中央討論各種學術新觀點，各種社會現象，但隨著天色漸暗，又各自散去，繼續在青燈黃卷中馳騁。后來有先生回憶，那時他們常常比誰家的燈亮得時間最長，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是那個時代的一盞燈。

父親的《紅樓夢》研究起步于此，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紅樓夢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比較研究》，也陸續發表了《論〈紅樓夢〉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變異》《論〈紅樓夢〉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情節的邏輯背離》等系列文章。《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研究是討論已久的話題，可是父親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為《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之《紅樓夢》撰寫解讀時，仍然將此作為其中的重點。他說時代怎么變化，邏輯是永遠不會變的，文學創作是極富個性的思維活動，不同的創作主體，無論寫作能力如何高強，也不可能完全和準確地復制原作者的創作旨趣和風格。而在講起邏輯時，他常常舉出陳毓羆先生、劉世德先生于1973年5月寫成的《曹雪芹佚著辨偽》，講述兩位先生如何通過乾隆年間北京地區《晴雨錄》以及乾隆帝《御制詩》來進行考辨。有次談起此話題，有學者說現在這樣的方法也很常見了，父親非常不悅，問他是否明白學術史的過程，了解學術史每一分的進步是如何得來的。兩位先生完成此稿的1973年，學術環境封閉而頑固，而他們已經捕捉到文學研究視域外的另一種方法的存在，不迷信也不畏懼權威，曾專程到天文臺去，用追求真相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說，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正如父親在《俞平伯和新紅學》中寫道的：“考證是科學的歷史的，它的目的是幫助我們正確地賞鑒文學作品，認識作品的真實意義。在俞平伯所建構的型范中，考證是為賞鑒服務的。”“學術型范的確立，不是從理論到理論，也不是從規則到規則，而需要通過解決學術的重大疑難而達到和形成。”

前輩學者對父親的影響無疑是直接而深刻的。20世紀80年代父親參與協助吳組緗先生撰寫《紅樓夢》詞條，那時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有一個周末回家，父親讓我帶一份文稿給吳先生。我又激動又惶恐，忍不住告訴同宿舍的好朋友，她也驚喜得非要一起去。對于朗潤園，我們充滿了崇拜與敬仰，見到吳先生，緊張得不知說什么，兩人都垂手站在那里。吳先生讓我們坐下，并笑瞇瞇看著我們，問我們本學期有什么課程，還特別問起我爸爸在北京生活習慣嗎。

那是一個初秋的晚上，走出朗潤園，回宿舍的途中我們經過未名湖，清朗的夜空，星星映照湖面，璀璨無比。父親走后，我時常回想人生中許多已經飄過的枝葉，這樣光芒乍現的瞬間，溫柔而幸福，那是父親的愛，也是那個時代父親的感受在我心靈的折射。現在再回頭看父親寫的《吳組緗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吳先生對以上幾個陪襯人物的分析，使我們能領略到曹雪芹創作的匠心，這樣的論述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紅樓夢》的藝術，而且也為小說創作指出了正確的途徑。對于《紅樓夢》研究來說，評論幾個陪襯人物似乎是一個小題目，但我以為它的意義卻不小，它實際上是提供了一個符合小說藝術規律的研究方法的范例。”見其本色，而切中關鍵。父親學術風格的形成，無疑是得益于古代小說研究這段光華滿溢的歲月，同時也是學術史上前輩學者的文脈與審美的延續。

20世紀80年代，在《紅樓夢》研究的同時，父親將目光又投向《金瓶梅》，撰寫了系列論文，并與尹恭弘先生共同在《古典文學知識》雜志開辟“金瓶梅人物譜”專欄，這些論文后來集成專著《金瓶梅人物譜》出版，同時還主編了《金瓶梅鑒賞詞典》。我記得，那段時間我們家住在趙堂子胡同，全家大人孩子擠在一間三十平米的小房間，每次父親要和尹恭弘先生商討問題時，便將我和弟弟以及尹恭弘先生的孩子尹兵趕到東單公園去玩耍。幾年前見到尹先生，回憶及此，都唏噓不已。再后來尹先生在河北去世，東單公園成為回不去的過去。在今天“金學”研究盛行的時代，各種中外理論眼花繚亂，父親的成果在今天看來是薄薄一冊，所做的工作也是基礎研究。他在《中國小說發展史》里這樣寫道：“《金瓶梅》對于晚明社會做了無情而大膽的暴露，作者并非不持立場，宋惠蓮的慘死，秋菊的受難，李瓶兒的悲劇，孫雪娥的冤獄，在敘述中皆予以了一定的同情和哀憐；對于西門慶的為非作歹和對女人的玩弄蹂躪，對于潘金蓮的蛇蝎心腸，在揭露中也表現了憎惡的態度。然而作者把一切罪惡之源歸于人性的貪欲，以為超脫罪惡的唯一途徑就是否定人世，回到無欲無情的境界，于是安排西門慶轉世的孝哥去皈依佛門。這種逃避現實的方式是否就可以使人生和社會得到救贖，作者恐怕也未必相信。這種虛無和消極的情緒不能不影響情節的編織和人物的描繪，一些自然主義的暴露傾向也顯而易見，尤其是一些性事描寫就有展示之嫌。盡管作者創作的年代淫風熾盛，皇帝、大臣、文人們不以公開談論性事為恥，但作為一部傳世之作的《金瓶梅》不比當時流行的艷情小說，如此用筆，傳之久遠，其消極方面的影響也不可否認。”古代小說現象、小說作品的屬性和思想藝術內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法，但是無論方法如何創新，材料如何豐富，對一部作品基本的認識，還是應該契合小說的實際。父親是幸運的，他們這代人學術最光輝的時刻是與那個時代相互輝映的。父親懷念陳毓羆先生時說過，現在的學者都是著作等身，但是陳先生的一部《〈浮生六記〉研究》，卻是長風回氣。歲月會留下許多東西，也會淘汰許多東西，那個時代的留存與遺忘一定是了了分明的。

父親是一個嚴謹的人，講究衛生近乎潔癖，他的書桌非常整齊而又有層次，每一樣東西都放在合適的地方。這種風格其實也是他研究方法的體現，他常常于細微之處發現問題，所以他也特別喜歡看偵探片。母親走后，這成為他最大的消遣，也許從層層推理中他能找到情緒的發泄，也許是鍛煉自己某種發現問題的能力。他對片中的證物及其推理過程特別著迷，這種興趣與他的研究是相互交融的。他不止一次向學生講起王元化先生的研究思路：要層層剝筍般，自然而然養成一種沉潛往復、多面推敲、曲折進展的思維習慣。父親特別看重的便是邏輯。學生時代的我每次考試成績公布，父親問的第一科一定是數學。他有次猜測說劉世德先生的數學一定很好，不信，你讀讀劉先生的考證文章，有破案的感覺。在他們這輩學者的眼里，邏輯是一切的基礎，建立在邏輯基礎上的文學研究是充滿人生理趣的。這是學術常識。但是在各種概念層出不窮的今天，有些常識被拋棄，那個時代的學術光亮已經被今天的某種喧囂所遮蔽。

1991年父親與劉世德先生、陳慶浩先生合作主編《古本小說叢刊》共二百冊，此后1993年有了編撰《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的設想。《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歷經十年，這十年間的1997年，對我們家庭來說是天塌地陷的，我親愛的弟弟離開了我們。這種打擊對我父母是毀滅性的，母親回憶父親知道弟弟去世并向她隱瞞時，正值父親在日本講學期間。父親那些日子天天去學校圖書館，晚上也是埋頭寫作，后來回國時我去機場接他們，父親帶回的只是滿滿兩箱的筆記和書籍。直到見到我，才告訴母親詳情，父親和我抱頭痛哭！ 時光已經過去將近三十年，我也到了父母遭遇不幸的那個年齡，每到一個應該家庭歡聚的節日，都覺得長夜漫漫。我一直在想，幽暗記憶中的人生大悲是如何轉換為父親生命意識中的隱忍與堅強的？

父親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三百余萬字，分白話卷、文言卷、索引卷三冊，直到現在仍是規模最大、收錄最全的小說書目，也是學者研究古代小說重要的工具書。父親特別看重這部著作，這為他后來的《中國小說發展史》打下了文獻基礎，也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但是一部體量如此之大的著作，又是多人參與，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新文獻的發現，必然存在一些疏漏和錯誤。父親去世前兩年，有出版社也有學者來找父親，問可否修訂再版，只要他掛名即可。每一次父親都搖頭，說這是一項大的工程，要花大力氣，而且要做一定就要做好，我現在沒有力氣了，在我的名下，我就是負責人。這種和現實的疏離與執拗也許正是他們這一代學人的氣質和格調，內心的審視與堅守高于名利，歲月流逝，見其底色。父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活得清朗而自尊。

退休之后，父親著手《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寫作。在此之前，父親的《中國小說源流論》已經在三聯再版。《中國小說源流論》初版于1994年，三聯書店將它列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部書探討古代小說文體的生成、發展和演變，以小說概念的界定、小說文體各種要素為基礎，揭示小說文體的嬗變之軌跡，并討論影響小說文體的各種內外因素，闡釋其嬗變之因，這是父親學術生命最旺盛時期的著作，其中的思考既有激情又富于理性。而且寫作此書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應該是父親人生最繁忙也最幸福的時光。這部著作雖然是文體學的理論著作，但在智慧的邏輯體系下又閃現出感性的光輝。在論述《儒林外史》的連綴式結構時，書中寫道：“這種結構又類似中國畫長卷和中國園林，每個局部都有它的相對獨立性，都是一個完整的自給自足的生命單位，但局部之間又緊密勾連，過渡略無人工痕跡，使你在不知不覺之中轉換空間。然而局部與局部的連綴又絕不是數量的相加，而是生命的匯聚，所有局部合成一個有機的全局。”這種對小說文體的理解與生命觀流轉的渾然天成，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父親是充滿理想激情的。2015年再版時，歲月已經帶走了很多東西，也沉淀了許多東西。記得編輯曾誠來家里商討再版事宜，父親要寫再版前言，并說有地方要修改，特別強調有些結論需要修正。臨別時父親送他出門，他們兩人沿著河邊長長的小路走在前邊，我跟在后面。我并未想追上父親，他對自我的校正、對學術的敬畏經過歲月的風吹雨打反而更加深沉與堅定，洗凈塵埃，這種境界是我永遠無法企及的。再版前言不足一千字，但是討論了古代小說史上三個重要的問題“題材累積成書”“《樸通事諺解》與《西游記》”“才子佳人小說”，其中特意寫了這樣一段：“《西游記》百回本西行途中所遇厄難的基本故事情節出現于何時，舊本沿用通行說法，以《樸通事諺解》關于《西游記》情節的概述文字為據，判定在元末明初。我對這個結論作了修正。因為這個結論的‘證據’作為‘證據’的資格尚須考辨。通行說法認為《樸通事諺解》成書在高麗朝末期，也就是中國的元末明初。這其實是錯的。”

《中國小說源流論》從文體學角度探索小說發展的軌跡，雖然不是全景式的小說史，但它為后來父親《中國小說發展史》的撰寫做了重要的學術準備。《中國小說發展史》是父親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此之前他參加了“國家清史纂修”工作，承擔《典志·文學志·小說篇》的編撰，編撰清代小說編年及考異、清代小說理論批評資料匯編，在此基礎上寫成《小說篇》，按“事以類從，依時敘事”的原則，記敘清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在一次訪談中他談道，文學史的本質是史。這正是父親參加《清史》編纂的一個深切體會。“清史·小說篇”完稿后，他將全部精力轉移到《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寫作上。

這部著作消耗了父親最后的生命。他將生命的觸覺放置于他的研究對象之上，并在歷史的進程中準確定位其在小說史上的位置。他強調小說史性質是史，自然蘊含編寫者的史識，這一點知易行難。小說史不應該僅僅是小說家和小說作品的編年，它應該是立體、動態地描敘小說發展的歷史過程。想要揭示這種關系很不容易，應盡力避免在抽象的歷史背景下談論小說，力圖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呈現小說的形態和發展，從而使小說史敘述接近歷史的真相。

其實可以說《中國小說發展史》是父親畢生研究的總結，在此之前，他已有研究對象個案的積累。小說史上此前曾經有過《水滸傳》成書的系列討論，在考證《水滸傳》成書時間這個問題，父親選取的是這樣的角度：對于一部長篇小說，作者在敘述中無可避免地會顯露他生活時代的物質和精神印記，基于這個認識，《水滸傳》的成書不單是《水滸傳》本身的問題，還關系到對中國小說歷史發展的認識，關系到元末明初是不是長篇小說成熟的時期等小說史相關重要問題。對此，父親發表了《從樸刀桿棒到子母炮——〈水滸傳〉成書研究之一》《〈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考》《林沖與高俅——〈水滸傳〉成書研究》《〈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續考》《〈水滸傳〉成書年代問題再答客難》等系列論文，雖然有所爭議，但引發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重新思考，對于認識小說史上的關鍵問題是有價值的。在這些系列研究中，父親特別關心的是社會及歷史的進程，這一方法自然也延伸到了他的《中國小說發展史》。寫作過程中，父親不會電腦操作，整部書稿都是手寫，全書九十萬字，后來錄入時還出現了一些紕漏和風波。對于父親來說，這堪稱一項巨大的工程，正式動筆當時他已經七十六歲。在寫作過程中，他時時感嘆有些疲累，說寫完我就再也不拿筆了，甚至開玩笑和我的孩子說，以后不要再送外公筆了，因為無論什么紀念日，送他禮物，我們第一想到的便是筆。2015年夏天，我和父親去看望生病的扎拉嘎先生，他們是一起考入文學所的同門師兄弟。那時扎拉嘎先生雖然已經病重，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病情，但是仍然健談。他說他還有幾部著作有待完成，而且將部分書稿拿給我們看。走時他拍拍父親的肩膀，說師兄下次再聚，沒想到這竟是最后一別。回來的車上，父親說扎叔叔生病都這么努力，我不能松懈呀。那時我還開玩笑對父親說，你怎么像學生一樣呀？ 其實對于曾經同窗的他們，這又何嘗不是學生時代的惺惺相惜？ 那一年新年的第二天，父親開心地告訴我說，你扎叔叔來電話了，他在海南，他聽到了新年的鐘聲，他說他又多了一年的生命。因為這個電話，那個新年，父親特別高興，一再說海南是個好地方。再后來的2017年，扎叔叔永遠離開了我們。父親五年后也在新年鐘聲響起的前一天走了。漣漪繁波，逶迤白云，那個世界的新年鐘聲也會如期而至吧？

2022年《中國小說發展史》出版后榮獲了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這部著作的問世離《中國小說源流論》的出版已經整整隔了二十八年。隨著歲月的沉淀，父親將筆觸置于人生之中又升華于人生之上，談到蒲松齡時他寫道：“《聊齋志異》的許多故事都發生在荒齋廢園或曠野墳場，人物又多是狐鬼妖魅，但情節的展開卻毫無恐怖陰冷的氣氛，反倒是充滿了亮麗的色調和燃燒的熱情，其清靜幽雅，早已超出凡庸世間的塵囂。《聊齋志異》絕無紗帽氣、市儈氣和窮酸氣，始終都有一種穿透庸俗的獨超眾類的自然高雅的精神力量，閃爍著人性的善良、純潔、溫柔和優美的光輝。它是小說，也可視為散文的詩”。這樣的文字比起《中國小說源流論》躍動的激情無疑是平和的，經歷了人生跌宕起伏磨礪升華后的圓融之境，這又未嘗不是父親學術研究的高光時刻，盡管此時他已經年近八十。

蔣寅先生寫到父親時說：“石先生明顯是很通透的人，我感覺他對什么都看得很透辟。我和他聊天，談到所內所外的一些現實問題，他往往只是揚起下頜單展然一笑，會心盡在不言中。”揚起下頜單展然一笑，世間又有多少東西不可單展然一笑？ 蔣寅先生是了解父親的，正如父親對他的了解，父親最后時刻叮囑我一定要將書寄給他。

在回憶四十年學術研究道路時父親曾說：“小說史著作雖多，但國內小說通史著作都是集體編撰，我的這部作品，不論水平如何，卻是一人獨立完成，個人的史識、審美價值觀念以及敘述評論風格貫穿全書，具有自己的學術個性。”

父親最看重的是個性，在他學術人生中，這種個性是性情、學識與思悟，也是格調與定力。我想，在學術紛繁而喧嘩的當下，這種個性是一種境界，也是一種生命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