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去世后半個月，我撰寫了《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初刊《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期，后收入《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等。其中有這么一段：“‘魏晉風度’和‘五四精神’，不只是王瑤先生的治學范圍，更是其立身處世之道。先生客廳里掛著魯迅《自嘲》詩手跡和題有《歸去來辭》的陶淵明畫像，可作為王先生精神、情趣的表征。”2024年5月7日與6月11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和北京大學校史館分別開幕的王瑤學術文獻展，有好幾個題目備選，最終兩邊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作為主標題，而后才是各自命名的副題。除了這題目響亮，更重要的是言簡意賅，很能凸顯王先生的學問與人生。

一

談論或辨析“魏晉風度”和“五四精神”，若需要一個肉身代表，選擇陶淵明與魯迅，未始不是一個好辦法。我收藏王瑤先生諸多著作，其中由他本人簽名題贈的只有兩本，一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魯迅作品論集》，一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中古文學史論》。那是因為，我于1984年9月進入燕園念書，王瑤先生1989年12月病逝于上海，在這中間，王先生總共只出版這兩本書。說來也巧，這一今一古，前者凸顯魯迅榜樣，后者表彰魏晉風度，正是王先生的治學路徑與精神追求。

1986年北大版《中古文學史論》是將1951年上海棠棣版《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三書合一，雖略有補正，主要工作是改豎排繁體為橫排簡體。這是此一代名著的“正身”，寫作因緣及經過，參見初版“自序”與“后記”。值得關注的是，該書起碼還有四種“變體”。一是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中古文學史論集》，將棠棣三書合一，但刪去三分之一篇幅，另增《關于曹植》《關于陶淵明》兩則短文。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古文學史論集》，在1956年版基礎上增加了《讀書筆記十則》，更重要的是王先生撰于1981年1月18日的《重版后記》，除表白“作者研究中古文學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的影響的”，更強調：“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等著作以及關于計劃寫的中國文學史的章節擬目等，都具有堪稱典范的意義，因為它比較完滿地體現了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性質和特點。”如此抉發魯迅的學術立場、思路及方法，王先生本人很得意，以后在《重版題記》《治學經驗談》《后記》中多次提及。

至于第三種“變體”，指的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及2008年版《中古文學史論》，那是我具體操作的。當初的設想是：“重刊這部‘傳世之作’，除了給讀者提供必要的文本，更希望借此呈現一代名著的產生過程。正是基于此設想，本書附錄若干作者同期（1942-1948）寫作的文章，以便有心人參照閱讀。”第四種“變體”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典藏版《中古文學史論》，其主要貢獻是借助各種古籍數據庫，重新校對所有引文，“能不改的地方盡量不改，需要校改的地方，盡可能出校注”。

不說文字校訂問題，單就編輯方針而言，1998年及2008年版《中古文學史論》的“附錄若干作者同期（1942-1948）寫作的文章，以便有心人參照閱讀”，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七卷《讀陶隨錄》，乃作者1943年12月錄畢，此前未刊，這回據手稿付梓。雖然只是讀書筆記，但起碼讓我們明白，王瑤先生進入魏晉文學/文論研究，陶淵明是個重要的入口。

《中古文學史論》以綜論見長，作為個案的陶淵明，所占分量不可能特別重。但1953年開明書店初版、1954年上海二版的《祖國十二詩人》，乃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師集體寫作，王瑤先生除了撰寫題為《什么是中國詩的傳統》的“代序”，還負責陶淵明與黃遵憲兩章。而那篇《陶淵明》初刊1950年5月25日《光明日報》“學術”版，除提及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更大段引述《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的說法：“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可以這么說，從1943年錄畢《讀陶隨錄》，到1950年發表《陶淵明》，再到1954年9月28日《光明日報》刊出《關于陶淵明》，最后集結為1956年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陶淵明集》的前言，除了專業上的推進，魯迅的影響始終存在。

因《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冊刊行并產生巨大影響，加上院系調整進入北大后改教中國現代文學，王瑤先生事實上逐漸放棄了中古文學研究，1956年刊行的編注《陶淵明集》，屬于余波蕩漾。此后多年，王先生很少公開談論陶淵明，只是客廳常年懸掛靖節先生畫像和《歸去來辭》文，仍可見其趣味所在。

客廳西墻并排而立的陶淵明和魯迅，一古一今，既是王瑤先生的學術對象，也是其精神寄托。王先生特別青睞陶淵明，是進入專業領域后；至于閱讀并公開談論魯迅，時間更早。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清華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王瑤迅速撰寫《蓋棺論定》《悼魯迅先生》二文，刊1936年11月1日《清華周刊》第45卷1期，收入1937年初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將近半個世紀后，王瑤將這兩篇少作收入重編本《魯迅與中國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文學三巨頭中，王瑤先生主要是文學史家，這點與以“保衛魯迅”著稱的李何林先生，以及早年纂輯魯迅佚文、晚年撰寫魯迅傳記的唐弢先生頗有差異。可實際上，王先生研讀魯迅起步很早，且持續時間很長，其《魯迅作品論集》“所收各文最早者寫于一九五六年，最近者寫于一九八三年，歷時幾近三十年”。不過，即便加上前面提及的《魯迅與中國文學》，王先生關于魯迅的專業著述確實不多——尤其是比起那些一輩子專治魯迅的杰出學者。可王瑤的“魯迅論”別具特色，可謂自成一家，那就是在繼承魯迅戰斗精神、表彰魯迅文學業績的同時，特別發掘魯迅先生的學術貢獻——比如“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以及強調魯迅文學史著“堪稱典范的意義”等。

二

確定以陶淵明與魯迅作為“魏晉風度”和“五四精神”的肉身代表，那么，由中國現代文學館與北京大學校史館分別籌劃的兩個王瑤學術文獻展，除了一般的傳記材料等，須有意識地凸顯這一面向。

這就說到學術文獻展的特點，不能無中生有，嚴重受制于現有的藏品。這兩次展覽之得以成功舉辦，主要得益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王瑤先生專藏（家屬捐贈），加上北大檔案館、北大圖書館以及清華檔案館的支援，方才支撐起如此場面。作為顧問，我只是在最初階段幫助出主意，還有就是臨近完成時，再把把關。

當初王瑤先生曾將他個人收藏的朱自清、聞一多部分手跡捐贈給北大檔案館，這回可派上了用場。展覽中王瑤藏朱自清《陶淵明集》講稿、王瑤藏朱自清《陶靖節詩箋》，再配上中國現代文學館藏王瑤《讀陶隨錄》手稿等，我相信很多參觀者馬上浮想聯翩，明白王先生的師承。

需要特別推薦的是展覽中王瑤先生的一幅書法作品，雖系復制件，卻頗為亮眼。那是1985年王瑤先生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魯迅研究專家陳夢熊寫的，內容是：“靄靄停云，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王先生早年編注《陶淵明集》，曾稱：“《停云》四章，是詠思與親友同飲而不得的。”四章中只選第一、第三，但意思完整，都是思念親友，感嘆人生，沒有特別的指向，贈送給關系不太密切的人，也無大礙。記得那是王先生受人之托，不好拒絕，“錄陶詩停云兩章以應夢熊兄雅屬。乙丑孟冬王瑤書。”

至于為何此時書寫陶詩，既緣于他一貫對于陶令的崇敬，更直接的理由是，這一年7月30日至8月2日，為紀念陶淵明1620周年誕辰，王先生應邀到江西九江市參加陶淵明紀念館揭館剪彩儀式，出席首屆陶淵明學術研討會并作了講話。多年前，某收藏家在拍賣會上見到這幅字，發來照片請我鑒定，我馬上建議他買下。王瑤先生不以書法見稱，坊間流傳的作品不多，價格不貴，此幅內容甚好，且一眼斷真偽。沒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我們辦王瑤學術文獻展，這幅字竟很好地派上了用場——放在談論王瑤與陶淵明這一節，再合適不過。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魯迅都是王瑤主要閱讀/討論的對象，這方面的資料比較多，再三斟酌，最后選定了中國現代文學館藏王瑤先生兩篇重要論文的手跡——《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1956）和《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系》（1973）。而這兩篇統攝性的論述，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魯迅作品論集》的第一輯。

也有預想不到的收獲，那就是策展人在調查中國現代文學館王瑤文庫時，發現1948年版《魯迅全集》（魯迅全集出版社）上面有好些批注，尤其集中在《墳》和《野草》兩集，字跡很容易辨認，確實屬于王瑤先生，只是批注時間不詳。考慮到若干批注可與王先生的《論》（1961）相發明，展覽時暫標為1961年。鑒于資料難得，中國現代文學館領導靈機一動，印制了小冊子《王瑤批注本》，發送給相關學者及友人，讓很多受贈者大喜過望。

這給北大校史館的策展人帶來很大壓力，于是別出心裁，在展廳里懸下三條布幔，內容分別是魯迅、陶淵明、王瑤的形象及王先生相關論著的手跡，既作為展覽的分隔，也起引導作用。這個設計很好，微風吹過，人像影影綽綽，手跡若有如無，給人神秘而遙遠的感覺。

除了照片、手稿、書法、圖書、布幔、小物件等，要想讓觀眾迅速進入規定情境，最有效的，莫過于復原王瑤先生那極具特色的客廳。不少追憶文章提及此客廳，因其室內陳設與布置很有書香氣息。不過，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閉著眼睛也能想象王先生的客廳，可真要追問那箱裝《四部叢刊》的數量與位置、魯迅《自嘲》詩手跡的長度與寬度等，馬上無言以對。

三

當初自信滿滿，可那些“如在眼前”的場景，真要復原，沒有老照片的幫助，其實很難實現。平日里師友合影，鏡頭都是對準人物，客廳作為背景，只是露出一角。如今為了學術文獻展，需要準確的方位與尺寸，一下子變得困難重重。當然可以隨意布置，那樣外行是看不出來的，可老學生多有健在者，很容易露餡。模糊的印象大家都有，精確定位卻很不容易。翻查了很多老照片，終于找到夏曉虹1989年春節拍攝的一張師生合影，因取景角度不同平常，故得以呈現客廳的基本面貌。這張照片因而成為策展人的寶貝——不僅有資考證，幫助重建“虛擬的客廳”，而且可放置在書桌上，供參觀者翻閱對照。

王瑤先生不是收藏家，客廳懸掛的陶淵明畫像和魯迅詩手跡都是復制品，我告訴策展人，應不難找到原先的樣本，據此制作就行了。因為，文獻展不同于藝術展，其中的書畫作品都只是示意而已，目的是制造氛圍，起渲染與烘托作用。兩位策展人都告訴我，這個要求不難實現。

這兩個王瑤學術文獻展，分別于今年5月7日與6月11日開幕。二展共享基本框架，但依據各自收藏及展廳情況，略有變化，其中也不無互相競爭的意味。先是文學館的展覽獲得好評，我不敢怠慢，6月8日下午提前查看北大校史館的布展情況。展板還沒完全就緒，但基本面貌已經出來了，我逐個審核圖片及說明，與策展人商量修改方案。突然間，我看到工人剛取回的裝好鏡框的魯迅《自嘲》詩手跡，感覺有點異樣，直覺是此條幅比文學館的修長。趕緊拿出手機，查看現代文學館展廳中的虛擬客廳，那邊魯迅《自嘲》詩手跡是四行，而這邊是三行（不算題跋及落款）。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何同一幅字，排列方式不一樣？這可讓我驚出了一身冷汗。

對于學現代文學的人來說，魯迅《自嘲》詩手跡，那是再熟悉不過的了。不僅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名聯，更包括詩后的跋語“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以請亞子先生教正”，專業研究者大都熟知，因魯迅1932年10月12日的日記記載了這幅手書的由來。而且，“最近二十年，多種大型魯迅手稿集刊行”，對于研究者來說，辨認真偽，應該很容易。

朋友中最為熟悉魯迅手稿情況的，當屬原魯迅博物館副館長王得后先生，可他目前視力欠佳，不便打擾；同事高遠東曾在魯博工作過，近年還參與新編魯迅手稿的課題審查，應該很有把握。我于是發信息請教：不算那刪去的“以請亞子先生教正”，魯迅《自嘲》詩手跡到底是三行還是四行，有沒有可能存在多種版本。高教授的回復很直接：“魯迅手書條幅，目前只有兩種，不是三種。柳亞子這個，還有日本人持有的一個扇面。”“王先生家這個條幅是否王得后贈送的？如果是，這個三行改四行的版本可能是魯博蕭振鳴做的。不是上海書畫社的水印作品。”

當天晚上，高遠東又向在魯迅博物館工作30年、編輯出版過《魯迅墨寶真跡》《魯迅著作手稿全集》等的蕭振鳴先生求證，得到的答復是：“這個不是我做的。六、七十年代（文革時期）多有魯迅詩詞的印刷品制作并售賣，是經過了重新排版，與原件有所不同。王瑤這一件應是那時制作的商品。我在張全國時期為展覽做過宣紙復制品，是按原件復制的，大約有十件，那時館里作為禮品贈人。”

我還是不放心，第二天一早，請策展人從中國現代文學館王瑤文庫調出當年家屬捐贈的《自嘲》詩手跡，對照夏曉虹1989年初拍攝的照片，確認王瑤先生客廳西墻懸掛的，不是魯迅博物館按原件復制的，而是重新排版拼接，改三行為四行，故顯得比較矮胖，大概是為了便于懸掛。

這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同樣是復原王瑤先生客廳，其懸掛的魯迅詩稿手跡，現代文學館的矮胖（四行版）與北大校史館的修長（三行版），其實各有可觀。單就制作水平及真實性而言，自然是后者優先；可我更傾向于前者，因其接近我熟悉的王先生舊藏。好在這兩件都是復制品，原件藏魯迅博物館，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專門前去探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