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運二十幾歲即享譽文壇，學問詞章無一不精。他曾執講湖南思賢講舍、四川尊經書院，門生弟子遍天下。弟子廖平、劉光第、楊度、楊鈞、楊莊等均有所成。對出身平民的學生，他一視同仁，延攬有加，門下木匠齊白石、鐵匠張正旸、銅匠曾昭吉，經其點撥，日后皆成一代名家。

王闿運晚年受邀出任民國國史館館長，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他曾花費七年心血編成《湘軍志》，卻因秉筆直書，開罪了不少老朋友，不但被迫毀版，而且被勒令離開湖南兩年，曾國荃更揚言要殺掉他。

這樣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留下了兩百萬字、時間跨度長達四十余年的日記——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湘綺樓日記》。與其他三部日記或多記高層秘聞，語涉軍國大事；或立意恢宏，志在治學；或論政治得失，言風俗變遷不同，《湘綺樓日記》涉及時局變幻、學術掌故、應酬交際、詩文書信、天氣吃食……幾乎囊括了王闿運人生的各個方面和點點滴滴。

通過《湘綺樓日記》，我們得以走近這位生于1833年，一生跨越了晚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和民國初年的傳奇人物的一生，探尋王闿運的生命細部；也得以通過這部當時最貼切最接地氣的歷史社會記錄，窺見將近半個世紀的社會變化。

一、與晚清名臣的交往及對社會時局的記錄

通觀《湘綺樓日記》，其內容最多的是應酬交際，堪稱一部“人際交往史”。王闿運熱衷與各色官員打交道，他的交游涵蓋了晚清大部分重要人物。包括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曾紀澤、袁世凱、丁寶楨、張之洞……但王闿運與他們的交往幾乎都保持了相對獨立疏離的姿態。在日記中，對這些煊赫一時的人物，更是盡顯“晚清狂人”的本色，隨意臧否，大肆譏彈。

他評價曾國藩“大要為謹守所誤，使萬民涂炭，猶自以為心無愧，則儒者之罪也，似張浚矣”。給曾國藩的挽聯直戳其痛處：“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學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恨禮堂書。”說曾氏平生以霍光、張居正自詡，但終其一生，只不過一方面大員而已；他的經學水平高于紀昀、阮元，可惜沒有留下一部傳世之作。

在寫給好友的信中，他吐槽左宗棠：“左伯癡肥，聲言出塞。”（光緒六年二月十九日）“左侯見語云‘燒洗臉水饤鍋’，此言極可嘆，無本人專恃運氣，必有此困。”（光緒八年十一月六日）譏笑左宗棠是“無本人”，只能靠運氣做官。

而盡管在文字中對左宗棠肆意譏調嘲弄，曾、左反目后，王闿運卻曾多次從中調和。同治十年（1871）九月二日，王闿運路過清江浦，巧遇曾國藩的巡視船。久別重逢，賓主相見甚歡，一同看戲，趁著曾國藩高興，王闿運勸其與左宗棠講和，而曾國藩也并不惱怒，只說：“彼方據百尺樓，余何從攀談。”

幾天之后，王闿運又拜訪曾國藩，談及與左宗棠修好之事：“夜過滌丈談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滌有恨于季，重視季也。季名望遠不及滌，唯當優容之，故余為季言甚力，正所以為滌也。”（同治十年九月初十日）數次執著地勸說不可謂不出于真心，可見王闿運為人的另一個側面。

作為一本時間跨度長達四十年的日記，記錄了晚清諸多重要人物，自然不免涉及當時的重要史事。雖然王闿運在日記中似乎有意回避對政局發表見解，使日記展現出更多的私人屬性，但仍零星記錄了在風云變幻時局中的日常見聞。

光緒四年（1878）十月廿四日的日記中，追記了西捻軍鋌而走險逼近京師，前鋒一度抵達盧溝橋時清廷的反應。“丁赴任丘、雄縣迎剿。官、左、李、李均嚴議。劉松山、郭寶昌、陳國瑞先至，宋慶、張曜次之。京師戒嚴，恭王巡防。英翰請援。”紫禁城陷入空前恐慌，清廷緊急調度，京城戒嚴，氣急敗壞之下處分了官文、左宗棠、李鴻章、李鶴年等一干大臣。

甲午中日戰爭時，謠言四起，關于李鴻章的謠言最多，日記也將之記錄了下來：“莊叔塍云李鴻章奪太傅馬褂花翎，亦赫然駭人。”（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一日記）“成孫復來，言李中堂結連外夷，已入刑部云云，甚可駭，余人皆無所聞，蓋謠言也。”（光緒二十年九月廿四日）大戰之時，出現了李鴻章勾結外國的傳言，大概因其辦洋務日久。可見時人眼中李鴻章的形象。

二、細微動人的日常生活

與名流的交往和社會時局的變遷，固然是值得挖掘的重要事件，但對個體來說，人生更龐大的部分是日常起居、吃喝出行，正是這些細碎真切的日常，堆砌出王闿運完整的一生。

在《湘綺樓日記》四十多年的記錄中貫穿始終的是王闿運的“日課”。他幾乎每天抄書、背書、講書、注書，且皆有定額，如若當天規定額度未完成，一定會在第二日補足。“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

張舜徽云：“蓋王氏一生勤于動筆，以鈔書為日課，群經諸子，多有鈔本。間附箋釋，便成著述。成之也易，傳之也難。”日課成為王闿運治學和著述的基礎，只是以抄寫為撰著的寫作方式不免使著作的含金量打了折扣。王闿運將日課貫穿一生，道途寒暑不輟，實非常人所能做到，而日課對其學問和人生無疑是意義重大的。

從《日記》中看，王闿運的日課不僅限于抄書，讀書、校勘、寫作、講課教學都是他日課的內容。“早起定日課：辰課讀，午修志，酉讀史、講經，亥鈔書、課女、教妾讀書以為常。”（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同時，他還要求子女踐行日課，并為他們制定日課的內容。如“夜講 《史記》 一頁，滋女日課也”（光緒四年二月十五日）。這樣的教育學習方式，也使得王闿運四子十女皆博涉經史，擅長詩文。

在家庭教育上，王闿運稱得上是個盡心盡責的好父親。《日記》記錄了王闿運教育兒女的點滴，如教授讀經讀史、寫詩作詞，以及關于學問的答問。王闿運對子女的教育也不限于學問之事，還注重日常生活中的點滴啟發，如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七日，“鄰女出嫁，遣非女觀貧家物力之難也”。作為一個大人物，他并不吝惜陪伴兒女的時光，常常帶他們感受自然，看花看雨。如“辰初起。攜窅女看牽牛花，葉密，僅見三朵。點《魏書》一卷。與夢緹及諸女后池看雨”（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夜月如晝，珰女戲月下，至子始眠”（同治八年八月十四日）。他還常常帶著兒女們出門游玩，登山臨水，如同治八年三月四日日記記“珰女請登前山，坐林中，食頃乃歸”。

和許多文人一樣，王闿運樂于享受生活，尤其熱愛美食，對食物也格外挑剔。同治九年赴北京考試，他與朋友在著名的烤鴨店便宜坊吃飯，吐槽“鴨炙殊不美，憶往歲脆嫩，殆有百倍之劣”（同治九年四月十二日）。在四川時“與督府幕客會飲，食熊掌，殊不肥甘”（光緒六年九月十九日）。他還熱衷記錄食物的制作方法，如“作面茶法：炒面好水調無滓，先用鍋煮水以待，入面略煮使稠，加芝麻醬，微鹽，起鍋入盞”（同治九年六月二十日）。

一個資深吃貨的自我修養，就是在病重時記錄的還是想吃瓜而未得的遺憾：“臥病消閑，遂及七夕。遣覓瓜，兩使均空返，云健孫自送，及來亦空手，城中方亂，瓜不能上市也。”日記也在這一天——民國五年丙辰朔日戛然而止，此后王闿運病勢日益沉重，再無力記日記了。

晚年的王闿運還愛上了打牌，有時打牌直至通宵達旦。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任、莊、吳較牌，終局始雞鳴”；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日夜多斗牌為戲，未理余事”。粗略統計，在光緒二十二年至光緒三十二年11年間，其日記有斗牌記錄者有二三百次，觀其戰績，往往大勝，偶有敗績，多為小輸。慘敗的時候當然也有，如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夜復假寐，起斗牌，每夜負一千”。打牌給這位老人在美食之外增添了新的生活樂趣，在這勝負之間，生活得有滋有味。

《湘綺樓日記》不僅是一扇窺視晚清歷史風云的窗，更是映照出一位學者人生歷程的鏡。翻開《湘綺樓日記》，閱讀著一百多年前王闿運的日常，仿佛他并不是一位隔著時間與塵埃的歷史人物，而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老朋友。他與晚清名臣的交往，勾勒出時代變局中的政治生態與人際網絡，而那些細微動人的日常記錄，則讓歷史的溫度觸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