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眼前有兩首詠廬山詩。一為蘇軾所作：“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詩為大家所熟知。另一首就較為生疏了，出自清代詩人趙翼之筆：“一重一掩隔紅塵，深入方知景色新。山外何由見真面，東坡讕語究欺人。”

同樣是游覽廬山，同樣是說識廬山的真面目：前者說，必須出乎其外，到外面去；后者不同意這種說法，甚至斥之為“讕語欺人”，認為只有深入到里面，才能看清楚，山外是無由了解真相的。兩人都是詩壇名宿，都是身臨其境，都以切身體驗為立論基礎，可說是鑿鑿有據，誰也不是郢書燕說。那么，應該如何判定是非，到底要相信哪一個結論呢？

應該承認，他們講得都有道理。問題在于，從哪個角度去看，或者說，他們的立足點存在著差異。蘇軾是從宏觀的角度，以“全景畫”的視角，去探尋“廬山真面目”，按照這個要求，自然得站在外面，而且必須是登高俯瞰全景，單是處于山中某一角落觀察，是無法實現的。而趙翼所講的，是洞察內部景色，清幽的翠巒、崚嶒的山勢、獰怪的巉巖、俯沖的飛瀑，無一不隱蔽在層巒疊嶂之間，置身其外，當然無從領略。

這場爭議，給予我們很多啟發。

其一，無論就日常觀察事物來說，還是上升到細推物理、研索哲思的高度，都不能忽視視角的選擇。論者認為，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這個藝術形象，如果從“目的論”的視角去看他，覺得十分荒誕；可是，若用“過程論”的視角去看他，又會覺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覺得他簡直是個瘋子，實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會覺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個天真的赤子。

其二，辯論或者對話，處于同一視角很重要，否則只能自說自話。且看莊子與惠子的“濠梁之辯”。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學的眼光來看，在沒有客觀依據的情況下，他不肯斷定魚之快樂與否；而莊子則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詩人身份，從藝術的視角去觀察，他把自己從容、悠閑的心情附于游魚身上，從而超越了魚與“我”的限隔，達到了物我兩忘、主客冥合的境界。視角不同，自然就談不攏。

其三，視角是可以而且應該不斷轉換的。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靠賣雨傘謀生，二兒子以曬鹽為業。每逢晴天，老太太就念叨：“這大晴天，雨傘可不好賣喲！”于是，為大兒子發愁。一到陰天下雨，老太太又嘀咕：“這樣，鹽可怎么曬呢？”于是，又為二兒子發愁。老太太愁來愁去，茶飯無心，日漸憔悴。兩個兒子請來東村長壽翁施策。長壽翁一見面就給老太太道喜，說：“你真有福，天天快樂。晴天好曬鹽，該為二兒子高興；雨天好賣傘，該為大兒子高興。”老太太恍然大悟，從那以后，轉愁為樂，心寬體健。

二

視角和眼光是相聯系的。高明的觀察者在選擇視角的同時，總還要追求眼光的博大、深邃、高遠。這就需要哲學的武裝與指導了。哲學思維能夠給人提供一種獨特的觀照宇宙人生、萬事萬物的方法，具有穿透力、預見性、超越性，它所形成的眼光，能夠擺脫俗見，探賾發微，識常人之所不能識。

這種眼光是博大的。愛因斯坦看人看世界，能夠跳出“人為中心”這個成見，得出“人不過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塵——沒有驕傲的理由”的結論。這種哲學視角之所以博大，因為它同辯證思維緊密聯結，有助于防止認識上的絕對化。“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這是莊子的哲學視角。在“道”的視界里，紛紛萬物、蕓蕓眾生，都是一體平等、沒有差別的，從而確立了“萬物齊一”的思想。

在莊子看來，什么夢與醒、生與死、貧與富、毀與譽等現實的限制與束縛，都應統統擺脫，只有從心理上將它們視同一體，心靈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而且，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與流轉之中，人生的種種際遇，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眼光不同，衡量標準有異，情況、狀態就會隨之發生變化。莊子說，從朝生暮死的朝菌和夏生秋死的蟪蛄的短暫存在來看，人的一生不能不算長久；不過，若是同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的楚之冥靈相比，同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的上古大椿相比，人的生命又短暫得可憐。因此，所謂長或短的判斷，僅僅具有相對的意義。一定條件下的失去，從另一面來看卻是獲得；一種狀態下的生成，從另一種狀態來看則是毀損。砍樹做桌子，你說是建設，還是破壞？從樹的角度看是破壞，從桌子的視角看卻是建設。

這種眼光是深邃的。《紅樓夢》有莊禪哲學的支撐，因而它的視角具有超越性，使讀者感悟人生，感悟命運，感悟生與死、盛與衰、色與空、好與了、瞬間與永恒、存在與虛無，達到認識的深化。黛玉之死緣于一種“共同的犯罪”——不是哪個壞人行兇作惡，而是錯綜復雜的人性與人際關系在多種合力下所形成的不幸，許多人對黛玉之死都有責任，甚至包括寶玉、寶釵這“無罪的罪人”，卻又無法追責。魯迅先生說得好，一部《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這種眼光是高遠的。1918年，新民學會會員羅章龍準備出國留學，他的朋友、時年25歲的毛澤東題詩贈別，有句云：“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何足理。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詩中祝愿遠行人能夠像《莊子》中的鯤鵬那樣，“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成就一番經天緯地的事業；同時，勸慰他要有視宇宙如微末無比的稊米的高遠目光，從而忘懷得失，不以“滄海橫流”“世事紛紜”為慮。唐人白居易也曾詩云：“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色界空。回首卻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太倉中。”

這兩首詩中的“要將宇宙看稊米”和“臨高始見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經得到了從太空歸來的宇航員的證實。首個登上月球的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們踏上登月之路的時候，眼看地球越來越小。第一天的時候，看著地球還像圓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時候，地球像籃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實，這類景況中國的古人早就注意到了，所謂“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三

視角、眼光、辯證思維，三位一體，對獲取正確的判斷，起決定性作用。

2006年，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臺灣，在高雄佛光山會見了星云法師。敘談中，他說，視角因辯證思維而不斷調整，最后經過實踐的檢驗而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他舉出兩個具體事例。一錠金與一瓶水哪個價值大？在通常情況下，當然是前者；可是，如果置身沙漠深處，當因干渴而處于瀕危狀態時，滴水就抵萬金了。再如，“過河拆橋”一詞一向屬于貶義，但也不能絕對化，應該結合實際：如果前有大河，后有追兵，防止敵人追蹤而至，就得過河拆橋；再比如，過了橋，前面還有河水障路，需要使用僅有的材料繼續搭橋，那也需要拆橋。

對于辯證思維，東坡居士深得個中三昧，他說：“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復，如隙中之觀斗，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超然臺記》）他以“游于物外”的超然視角，解謎去蔽，正確看待禍福、憂樂的辯證關系。

他還說過：“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寶繪堂記》） 所謂“寓意”，就是借客觀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產生審美愉悅；再珍奇之物，也不會讓人患得患失，徒增煩惱。而“留意”，是出于自身利害關系產生的占有欲，有別于審美欣賞的“寓意”，無論其為“尤物”還是“微物”，都“足以為病”。“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這使我想到一篇法國小說。一個生活窮困、默默無聞的年輕畫家，一天和妻子散步，發現林中有一棟小房子，充滿了唯美、浪漫情調，可是房價太貴——一萬法郎！這對于他們來說，簡直是天價。本來，應該是“事到難圖念轉平”，可是，他們放不下，想象著買下之后，該如何裝修它、美化它。夏去秋來，畫家的畫作有了買主，這樣，一萬法郎便到了囊中。他們首先想到要用這筆錢買那棟房子，于是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入眼入心的是散布在周圍的干枯黃葉，以及秋日小屋的陰暗、潮濕與沉悶。他們默默地踏上了歸路。

兩番察看，視角并未發生變化，改換的是心境——以審美為宗旨的“寓意”轉換為占有者的“留意”。幻夢、憧憬蕩然無存，“以吾有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