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為人們提供定制詩歌和明信片。圖為觀眾正體驗可以生成詩歌的AI大模型。光明圖片/IC PHOTO

【面面觀·人工智能詩歌創作】

編者按

可以說，詩歌是人工智能（AI）寫作最早介入的領域，AI寫詩一度引起詩人是否會被取代的熱烈爭論。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更新，關于AI寫詩的探討卻陷入沉寂。AI寫詩還有未來嗎？在日益精進的技術面前，AI寫詩是驚艷復歸還是黯然離場？本期三篇文章站在AI技術發展的最新階段，從不同角度對AI寫詩進行重新審視和討論，這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深刻認識人工智能寫作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已出現利用計算機程序生成詩歌的相關實例。21世紀初，伴隨著互聯網的全面普及和信息科技的廣泛應用，一系列自動詩詞創作系統紛紛問世。諸如“獵戶星”等“自動寫詩機”的登場，引起詩歌評論界廣泛關注。多數觀點認為，自動寫詩程序產出的文本并非詩歌，而是用戶敲定情境“模板”和設置“關鍵詞”后，主動參與的一場預設好的讀寫互動游戲。此類文本幾乎都是在模仿特定的詩情氛圍，奢談情感模式和藝術形式的創新，因而更多被納入網絡文化現象而非詩歌創作的范疇。

近些年，人工智能的算法不斷完善，版本迭代更替加速，特別是它與大數據系統的對接，使得基于智能創作平臺生成的“虛擬作者”大量涌現，詩文本的數量與質量迎來雙線飆升。尤其是，機器人“小冰”“小封”先后推出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萬物都相愛》，加上近期新一代人工智能工具在詞句分析能力方面的進化，讓人領略到工具理性與自動化技術結合產生的威力。部分詩文本的意義結構營造和藝術美感生成，在很多讀者看來更是達到了詩藝的高階層次。機器人寫詩現象在觸發人們的驚嘆之余，也開始令更多人反思文學媒介化、產業化生產所導致的問題，其聚訟的焦點便是：機器寫的詩是否具備詩的自足性，仿詩、類詩屬于“詩”還是“非詩”？

人工智能詩文本很難通達“意在言中，神余言外”的境界

單從創作水準衡量，每經歷一個較短的周期，人工智能鍛造出的文本都會示人以“脫胎換骨”之感。近年來，它的發展變化集于三端：一是憑借圖像識別技術和大型語料數據庫助力，其文本生產由關鍵詞搭配固定模板的簡單算法，升級為依靠深度神經網絡控制的新計算模型；二是人工智能對訓練詩歌語言生成結果的聯覺控制能力持續增強，提升了詩語選用的精確度與規范度；三是從藝術效果上看，早期人工智能詩文本中那種“有句無篇”的松散結構，已進化至具有一定自洽邏輯的“對話性”結構。窺探這類詩文本，相當一部分篇章在表現陌生化的超驗情境，抑或模仿人類主體的精神空間時，已經顯露出不俗的水準。

不可否認，人工智能寫作仍存在明顯短板。經過數據喂養培育的文本，其“詩性”特征大都單薄。盡管程序設計者嘗試推進人工智能詩歌的“意境”向“情境”方向轉化，可事實表明，它在處理隱喻、雙關等修辭技法，以及敘述性、戲劇性元素時，仍表現得不如人意。如果面臨抒情、敘事等多重文體要素的穿插、互動，人工智能系統經常會“力不從心”。此外，人工智能寫作為文本搭建趨向嚴謹的邏輯結構的同時，其布局的規范、框架的整飭和語序的流暢，反而有可能會影響詩意的靈活流動。詩歌的魅力在于行與行之間的意義留白，在于它的不可完全解讀性，人工智能詩歌進行邏輯運算時，對于這種“留白”處理尚顯生硬，甚至“不知所措”。其再現日常生活和現實情境的能力，往往也是薄弱的，這直接導致它在創作視野上的局限。

即便有一天，人工智能系統可以憑借高超的學習能力，克服這些問題，但就詩歌寫作的詩意生成機制而言，詩人們多把詩視作理解世界的一種特殊語言，一個通過意象系統解釋世界的裝置，唯有突破語言習俗和常規觀察習慣，才有可能打破俗常的意義生成鏈條，從自我言說的切口編織人與世界的脈絡，演繹一場“常規之外”的靈動舞蹈。人工智能寫作的詩意生成機制則恰恰相反，以機器人“小封”為例，它的寫作基本由數據感知、分析計算、模板引擎、質量評估四個環節構成，以自然語言的處理、理解、生成為核心步驟，向一個人類預設的“概念化”語言體系和意義中心聚合，屬于“斂聚式”的意義生成方式。與“發散式”的人類創作思維相比，人工智能寫作更易于精密掌控意緒延展的方向，使其緊密圍繞在設計好的意義中心周圍。就算溢出了常態下的詞語組合規范，制造出帶有陌生意味的語感，通常也不會脫離“中心”。這樣一來，人工智能詩文本就很難通達“意在言中，神余言外”的境界，它對讀者思維寬度的激發、對人類想象空間的延展，幅度仍是有限的。

今天，很多人關心“人機之間”的寫作較量，這實則存有一個前提，即人工智能創作的詩歌算不算“詩”，如果這一前提是虛置的，那么“孰優孰劣”的問題也就變得無效了。如何將分行的、帶有圖像結構和音樂特性的文字定義為詩，自古便眾說紛紜，難有定論。人們或是強調內容與形式，或是關心情感的不同源頭，有了“言志”與“緣情”之分途。無論側重法度技巧還是想象創造，均圍繞“思想”與“美學”展開，如詩人艾青在《詩論》中所說：“一首詩的勝利，不僅是那詩所表現的思想的勝利，同時也是那詩的美學的勝利。”詩歌之美維系于形式和內容，最終指向寫詩的行為主體也就是詩人自身。詩評家吳思敬指出，存在于詩里的美，是詩人燃燒的感情、飛馳的想象通過完美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當我們與詩歌相遇時，與其說是邂逅一段美妙的文字，不如說是在動員自己的所有藝術積累及人生經驗，叩響隱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心門”。

虛擬主體的抒情屬于“為賦新詩強說愁”

在“詩人—文本—讀者”的意義生產鏈條上探析人工智能詩歌，不應忽視讀者的向度。一次閱讀審美的誕生，外在驅動力在于語詞、意境帶給讀者的心物感動，內在驅動力則是他們對詩人幽微心靈世界與連貫個體記憶的好奇。讀者往往想通過閱讀一首詩的文字空間，進而追蹤一個精神者思維躍動、心魂游移的軌跡，品味他的家國情、兒女情、故鄉情，并從點點滴滴的情愫間，串聯起作家的精神形象，以及與之相關的時代背景。簡而言之，人們讀詩歌，意在賞文，也在觀人，尚不具備人格主體性的人工智能系統，自然不能滿足詩歌讀者的需求。

進一步說，對于不同的文體，讀者的閱讀需求存有相應的差異。欣賞敘事型作品時，人們更想目睹引人入勝的故事，將目光鎖定于情節要素。只要人工智能系統的參數設置精細，相當程度上可以克服數據偏差的影響，保證輸出內容的生成效果達到一定水準，滿足讀者“看故事”的需求。詩歌的情況則有些特殊，人們鐘情詩歌，其意自不在閱讀故事，也非了解社會、攝取知識。他們渴望體悟生命主體的“在場”言說，從文字中尋覓鮮活靈動的人性品質，這是寫詩工具目前無力實現的。

詩歌呈現出的是文字之美，更是人格之美。讀到郭沫若筆下的“鳳凰”“天狗”，文本復現的不僅是中華神話，還能引發人們力透紙背，發現一個張揚“五四”動感精神的時代“大我”；欣賞徐志摩描摹的康橋暮色，會立刻緬想起他的浪漫愛情、游學經歷與悲情命運；走進戴望舒鋪設的悠長而寂寥的雨巷，通聯的是身居都市的懷鄉者對故土和戀人的精神企慕。再比如，閱讀艾略特的《荒原》，可以感悟西方社會的精神病象與時代癥候；品味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能夠觀瞧繁華表象下的都市暗影及人性丑態。中外詩歌經典已啟示人們，一首自足的詩歌，應該彰顯豐富的人格屬性，反映人類靈魂世界深處的矛盾，還要使讀者在時間性維度內窺見詩人的人性世界及其背后的宏大時空，感應詩人與他的前世和未來、時間與空間的密切關聯。

相較之下，人工智能詩歌無法給人們展現一個具有歷時性命運的精神主體，抑或組合生成與這個主體相關的地方性知識，運思個體記憶與人類整體記憶的脈絡聯系。盡管近期的人工智能文本中出現了大量涉及第一人稱的作品，似乎讓人感受到某種虛擬而生的主體人格，但其中之“我”只是對人類高度理性化的程序模仿，難以動態捕捉真實的社會生活細節、分別文化差異乃至辨別是非。當我們讀到“小冰”寫出的“問著村里的水流的聲音，我的愛人在哪”時，便很容易判定虛擬主體的抒情屬于“為賦新詩強說愁”，這種制造出的情感，既不具備人類體驗的真實性，也不能代表機器本體。

生命感性與思想靈性被固化為基于數據和概率的技術理性

人工智能具有永生性，它的不斷通過學習趨于完美的特質，恰恰使其離“仿人類主體”的目標愈發偏遠。因為真實的寫作者都不是完美的個體，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無從被“編輯”或“優化”，故而才會癡迷于對死亡、孤獨這類話題的不懈追求。人類詩歌的一個核心母題，便是呈現人自身的精神“不完美”，比如恐懼、憂傷、愁怨，等等。缺乏情感意識的人工智能擬造出的孤獨書寫、死亡意識、痛感敘事，是把人類基于體驗獲得的生命感性與思想靈性，固化為基于數據和概率的技術理性，因此很多作品缺乏精神感染力和審美共通感，也無法抵達非理性想象力、潛意識、直覺等需要經歷命運磨礪才能頓悟的“真實”。

微軟科學家曾預言，人工智能發展下一步的突破重點之一，就是為其賦予情感，即人工智能創造。這相當于承認了人工智能目前還不能做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像人類作者那樣演繹一個生命主體獨特的呼吸節奏，擬現主體經驗和深層記憶“歷史化”的進程。因為不具備人的“意向性”，缺乏主體情思的人工智能詩歌疏離了基于“生活感悟、精神信仰、歷史意識、哲學思辨一類富含人文邏各斯底色的想象品格”（歐陽友權語），其計算、推演出的是“不自足”的擬真文本，即使模仿度再高，也難以企及“詩”的人文內核。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人工智能詩文本仍屬于“非詩”。

（作者：盧楨，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