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一代人工智能問世以來，人工智能在文本生成上取得的進展有目共睹，可以按照人們的要求，完成包括糾正語法錯誤、摘編文章觀點、編制廣告文案等多種多樣的任務。用人工智能完成故事大綱、背景設定、人物形象等一系列工作，并在此基礎上生成出具體的情節文本，則是對這些功能的綜合應用。近期，國內首部由人工智能創作而成的百萬字長篇小說發布，有關文學與人工智能的話題再度引發文學創作與研究領域的廣泛關注。

這并不是人們第一次感受到“機器”對于文學的沖擊。2017年，伴隨“小冰”的《陽光失了玻璃窗》出版，“駱夢”“風的指尖”等一批在網絡平臺活躍的“詩人”，被揭曉為“小冰”的“馬甲”。同一年，清華大學的“九歌”系統發布并在電視舞臺亮相，其產生的文本具有古典詩歌的形式，能夠遵守格律和用韻的要求，同樣讓人難辨真假。但在當今圍繞人工智能與文學的討論中，詩歌仿佛離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技術名詞位居話題的中央，那就是“語言大模型”。通過將模型內部參數的規模提升到十億、百億的數量級，并在人類窮其一生也無法讀完的海量文本上進行訓練，大模型獲得了模仿人類生成各種文本的能力。無論是生成詩歌還是小說，又或是各類應用文，都只是其通用性的體現。

如今，無論是否為技術專家，人們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大模型如何獲得這種按需“定制”文本的能力，又如何才能對它的生成能力施加進一步的控制。而詩歌生成本身似已不再構成技術發展中的一項主要挑戰，人工智能寫詩也隨之失去了當年的話題性。在這樣的境況下，不禁有必要懷疑：機器寫詩還有未來可言嗎？

探求機器寫詩的未來，也許我們應當首先回顧機器寫詩的歷史。1845年，英國一位出身工匠家族的生意人約翰·克拉克，用回收再利用的齒輪、皮帶、木條，拼裝出一臺名為“尤里卡”的詩歌機器。他將寫有字母的木條安裝在傳動裝置上，轉動機器把手，“尤里卡”就能逐個字母拼寫出一句由6個單詞組成的拉丁文詩行，其格律符合“六步格”要求。

“尤里卡”迅速成為當時社會熱點并進入公共話題領域。彼時，撰寫拉丁文詩歌一直是大學必考科目。學生們疲于記誦各種陳詞濫調，將作詩削減為機械化的應試技巧。克拉克所制造的機器無疑是對這種應試寫詩的諷刺——不合時宜的應試要求，將人異化為一種受“死規矩”束縛的“寫詩機器”，限制了他們學習和推動現代學科所需要的創造力。所以，早期的機器寫詩反而是為了批判寫詩的機械化。

在語言大模型出現之前，機器寫詩一直是技術專家進行文本實驗的工具。1952年，英國計算機專家克里斯多夫·斯特雷奇編寫了最早的文本生成程序，以檢驗使用計算機操作文本信息的可行性。七年之后，德國工程師魯茲從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中分別選擇了16個名詞和形容詞，編制了計算機程序將其按四種句式加以組合，產生出大量隨機排列的句子。由于這些句子排列規整，并因句式上的重復，而獲得別具一格的韻律感，這一題為《隨機文本》的作品被視為最早由計算機生成的詩歌。

在談論自己的作品時，魯茲指出，他的目的在于表明計算機能夠應用于數學以外的領域，并將“計算”的概念拓展到字詞和邏輯推理上。為此，他應用了計算機中的隨機生成器，來做出決策、生成文本，并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應在于引入概率統計的結果，來使字詞的組合更有意義。后世的發展也確如魯茲所料，一些新的數學模型得以提出，并在詩歌形式的文本生成中展露身姿。即便今天的語言大模型在原理上已與當年基于模板和規則的方式大相徑庭，在對語言材料進行統計分析這一點上，仍然殊途同歸。

在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歷程中，詩歌生成具有特殊地位，不僅因為它代表了最早使用計算機進行文本生成的嘗試，而且還在于它獨特的象征意義：利用千百年來詩歌的崇高精神地位，機器寫詩吸引了人們關注并支持人工智能領域的整體發展；借助詩歌體裁對詞句非日常用法的寬容，詩歌生成方面的探索描繪了通用文本生成的技術圖景。其背后的預期是，既然能夠用計算機生成某些“詩作”，那么未來也完全有可能生成新聞、報告，抑或小說、散文，產生社會與經濟價值。

現在，當初許諾的“未來”已經到來。語言大模型以一種通用的方式，實現了不同體裁文本的生成，其中詩歌已然不具有當初的特殊地位。要獲得一首機器生成的“詩”，人們只需將自己的需求按照大模型所能接受的格式寫成文本，這與讓機器生成其他形式的文本完全一致。大模型應用的普及讓專門化的詩歌生成反而成為邊緣。技術地位上的沉寂，只是使“機器寫詩”蒙上陰影的一個方面。由機器產生的詩歌自進入公眾視野以來，就受到詩人、作家和批評家們近乎一致的反對。一位當代著名詩人批評說，機器生成的“詩”只是“一些碎片的無機組合”，是“拙劣的”、玩弄“修辭智性”而已。

機器寫詩這項古老的事業，誕生于對“人的機械化”加以批評的社會思潮中。然而三百余年來，從木制的機械齒輪到迅速更新迭代的人工智能，產生“機器寫詩”的文化境況已發生改變，連同詩歌生成技術地位的下降，以及技術的復雜性與詩歌的先鋒性之間聯系的“失靈”，使機器寫詩很難再有未來可言。

（作者：朱恬驊，系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