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镠（1916年—1994年）這個名字，研究中國史的人應都耳熟能詳。他是20世紀中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和宋史屈指可數的大家，著述豐碩。但他另一重不容忽視的文化身份，恐怕就知者寥寥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程應镠以“流金”為主要筆名發表了許多新文學作品。可惜的是，即使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又有幾位知道“流金”？更不要說予以介紹和評論了。我見聞有限，但就我所看到的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其中就幾乎沒有出現過這個極具個人風格的作家的名字。

我最早知道“流金”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上海舊書店里見到一本署名“流金”的《一年集》。不久后，我因研究郁達夫，與同時正在研究沈從文的邵華強兄交往頗多，不止一次聽他說起，他常向沈從文的學生程應镠先生求教。但我愚鈍，還不知道程應镠就是“流金”，再加當時十分忙亂，以至失去了向程應镠先生請益的大好機會，至今引以為憾。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培養青年作家的事一直被傳為佳話。其實何止魯迅，還有許多大作家如胡適、周作人、郁達夫、巴金等都關愛青年作家，盡力提掖青年作家。沈從文也是突出的一位。他的學生前有王林、后有汪曾祺，都頗有文名，也都獲得很高的評價。然而，鮮有人提及“流金”，這是不應該的，更是不公平的。

程應镠屬于五四啟蒙思潮下熏陶出來的知識分子，愛好新文學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在中學時期就先喜歡郁達夫，后又被沈從文的《邊城》所傾倒（參見《程應镠自述》）。他就讀燕京大學和西南聯大時，雖然學的是歷史，卻始終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迷戀。他從1936年開始以“流金”等筆名在京、滬等地報刊和大學文藝刊物上發表新文學創作，作品源源不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輾轉各地，還到過延安，寫下了大量真實反映當時民眾日常生活的特寫與隨筆。他的文章中既有愛國青年的熱忱，又有京派文學之流韻，散文《夜行》還被譯為英文傳播海外。

說程應镠新文學創作的噴發期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應該是符合史實的。與其他許多新文學作家一樣，程應镠后期又致力于舊體詩詞的創作，時有發人所未發之佳作。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文學創作貫穿了程應镠一生，史學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在程應镠身上是融為一體、互相生成的。

好在，上下兩卷的《程應镠文學文存》即將出版。這不僅能讓我們全面回顧程應镠的文學成就，重新發現這位優秀的現代作家，也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填補了一個空白。《程應镠文學文存》分三大部分：一是《一年集》；二是《一年集》外的文學作品；三是流金詩詞稿。凡目前已查找到的流金新詩、小說、散文、文論、紀實、政論、回憶錄和舊體詩詞，均已分門別類，編集在內。從這個意義來講，以《程應镠文學文存》搜集之全，如改稱《程應镠文學全集》也未嘗不可，只有少數幾篇遺珠有待進一步發掘。

這應該大大感謝程應镠先生的高足虞云國。虞云國不但繼承了程先生的衣缽，成為宋史研究的新一代杰出學者，而且編著了《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2016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對程先生的生平和撰述史考訂甚詳。他還編過《流金集》（2001年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私家版”），我還記得當年程先生的女兒、我的同事程怡老師送我《流金集》時我的欣喜。書中還有虞云國的力作《程應镠的文學生涯》，這篇長文對“流金”的文學創作歷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對其各個時期文學創作的特色也作了精到的分析，是研讀這部《文存》的指南。

對我而言，《文存》伊始，《〈一年集〉序》的出現，是一個意外的收獲。《一年集》是程應镠的第一本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文學創作集。有趣的是，這本散文集有兩個初版本。一是1942年5月由重慶烽火社出版的真正的初版本，列為靳以主編的“烽火文叢”第五種，這套叢書的作者還有艾青、碧野等；二是1949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列為“文季社”編輯的“文季叢書”第二十五也即最后一種。這套叢書的作者更有張天翼、艾蕪、李廣田、李健吾、王統照、沈從文、巴金等名家。兩套叢書的作者都是一時之選，足見程應镠的作品在當時文壇上就已受到重視。我后來覓得《一年集》文化生活社初版本，但更早的烽火社初版本始終無緣得見，這是又一件憾事。

無論是烽火社初版本，還是文化生活社初版本，《一年集》均無序文，故我一直以為《一年集》無序。不料，《文存》所收的《一年集》前赫然有序，方知烽火社初版本印出之后，作者有“重版”之想，遂于1943年1月7日寫下一篇序，發表于同年《華北導報月刊》第1卷第3期。這篇序披露了“流金”編集《一年集》的經過和沈從文從中所起的作用，內容頗為重要。可能由于《華北導報月刊》較為冷僻，見者甚少，以致文化生活社再次出版《一年集》時未能收入此序。這樣，這篇《〈一年集〉序》竟在外“流浪”80余載，終于在《程應镠文學文存》中與《一年集》圓滿合璧，不能不令人慶幸。程應镠先生如泉下有知，也會深感欣慰吧。

今年是程應镠先生逝世30周年，毫無疑問，《程應镠文學文存》將是對這位卓越的前輩史學家兼文學家的最好紀念。程先生史學家的歷史功績早已有定評，他文學家的歷史功績還有待現代文學史研究者認真研讀和闡發。而我以為，有一個嚴肅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回避而且應該深思的，那就是為什么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這樣一位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作出過獨特貢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