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作家葉靈鳳1933年在《現代》雜志上發表的《藏書票之話》一文，是第一次向國人介紹源自西方的藏書票藝術的話，那么新時期初韌，上海美術史論家黃可1980年在《讀書》雜志發表的《藏書票》一文，使沉寂了近半個世紀的藏書票藝術重新進入了我國讀者視野。

與年屆九旬的黃可先生聊天，總少不了藏書票的話題。在我心目中，無論從個人經歷，還是在史料研究上，他都是最有資格談論藏書票的專家。上海解放不久，黃可從市委文藝工作處調到剛成立的華東美術家協會從事美術史料和理論研究。他的頂頭上司就是美協黨組書記、著名版畫家賴少其先生。在魯迅先生倡導新興木刻運動中，在版畫老師李樺的帶領下，賴先生1934年在廣州創辦“現代版畫研究會”，出版《現代版畫》叢刊，刊出“藏書票特輯”，還每期寄贈魯迅先生。這些都使黃可深受感染，對藏書票產生了興趣。他一邊主編《上海美術通訊》，一邊研究藏書票。他專程到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魯迅故居，查閱魯迅藏書中的《現代版畫》第九集，用照相機把“藏書票專輯”中的十一幅作品拍攝下來。黃可又到上海作家協會資料室，查閱施蟄存先生當年主編的《現代》文學雜志，摘抄葉靈鳳先生的文章《藏書票之話》。如此，他為研究藏書票做了精心準備。

“文革”結束，文藝迎來復蘇的春天。黃可心中的藏書票情結又開始萌動，他找出相關史料，開始做閱讀筆記。在1979年紀念魯迅先生誕辰98周年之際，他寫了《藏書票》一文，發表在第二年《讀書》雜志上。讀書界和美術界人士認為，這是新時期“我國對藏書票作品進行藝術評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讀者紛紛給《讀書》編輯部寫信，老讀者盛贊昔日藏書票的回歸，新讀者認為結識了一種新的藝術樣式。黃可一發而不可收，相繼發表了《外國藏書票》《藏書票藝札》等文。同時，他與滬上版畫界老友楊可揚、邵克萍等經常交流切磋，以推動更多畫家創作出讀者喜聞樂見的優秀藏書票。

黃可說：“藏書票就是在一寸左右大小的木塊、石塊上，以方形、圓形、書卷形等各種形狀的構圖，刻出帶有裝飾趣味、包括藏書者姓名在內的各種圖案，再用黑色或彩色油墨拓印在紙上，剪下來貼在書封里，既作為一種裝飾，又作為書籍收藏者的一種標記。”這是我面聆教益、最早獲得的關于藏書票的講解。

1984年，在李樺、李平凡等推動下，北京成立了“中國藏書票研究會”，黃可和版畫家邵黎陽被推選為首屆理事。1988年，黃可發表《獨特的藏書票櫥窗》，評述了上海最大的新華書店南東書店開設的“中國版畫藏書票原作展”。他向讀者介紹藏書票知識，為方興未艾的全民讀書活動推波助瀾，還積極推介評述卓有成就的創作藏書票的版畫家，如楊可揚、莫測、張嵩祖、蔡兵等，使藏書票的創作與讀書熱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

黃可還是一部上海美術史的“活字典”。在他十多種美術史專著中，他沒有忘記給藏書票留一席之地。他認為，藏書票是書籍裝幀藝術的組成部分，是愛書人的喜歡之物，有著“書間蝴蝶”美譽。它小而精，美而雅，既是貼在書上的讀書紀念作品，又是可以收藏的藝術珍品。

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上海的藏書票事業步入繁榮發展期，出人才出作品，展覽活動一波連一波。我將這些好消息告訴黃老，他欣慰之至。我還告訴他，今年一月成立了上海藏書票專業委員會，這是滬上首個藏書票社會團體，愛書人和藏書票愛好者“有了自己的家”。他聽后笑著說，藏書票是一朵藝術之花，在繁花盛開的百花園中，也會越開越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