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小說的題名，劉汀的長篇新作《生活啟蒙》指向對于日常生活的探索和發現。小說里沒有大起大落的命運沉浮，呈現出的是一個都市中產女性如流水般的生活畫卷——“流水”不僅象征著作家細膩平緩的敘述風格，更是小說通過主人公叢牧之的生活點滴向我們傳達的生活哲學，有關如何在現代社會的激流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如何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獲得“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平和心境。為了達到“啟蒙”的目的，劉汀以叢牧之為軸心，塑造了一系列與她生活緊密相連的人物，他們不僅是故事的參與者，更作為觸發思考的開關而存在。如果說生活是良師，那么《生活啟蒙》所要表現的，正是現代人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自我、汲取力量的寶貴過程。他們就像熱衷于翼裝飛行的叢長海，正以冒險家的姿態，穿越生活的風浪，振翅翱翔。

一、紀錄片與尋父：對于來路的重新發現

《生活啟蒙》的主人公叢牧之是今天的北京最為常見的那類“北漂”。她不是在城市邊緣艱難求生的“北京候鳥”，不用擔心自己無法在都市立足；也不屬于面對時代激浪高枕無憂的精英階層，她的紀錄片工作室在網絡輿論的圍攻下風雨飄搖。作為在現代都市里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中的一員，叢牧之過著體面的生活，同時也面臨著所有異鄉人都無法回避的身份認同問題。要想弄清楚“我是誰”，首先需要辨認自己的來路。為此，圍繞叢牧之的生活，作者在小說中設置了兩條線索，一條是她現時的家庭和工作生活，另一條是她在收到父親叢長海的死亡證明后向前追溯，爬梳和了解父親的過程。兩條線索都指向對于來路的探索，這是叢牧之能夠重新發現自我的必要條件，也是作家有關現代人的身份確認留給我們的啟示。

小說的開篇，是作為紀錄片工作室創始人的叢牧之在回顧自己先前拍攝的紀錄片《神樹》。作者著意強調了《神樹》中的第一段解說詞：“我們現在經歷的一切，或許，都起源于祖先對一粒種子、一塊石頭的凝視，當經過自然滄海桑田，人世風云變幻，人們再一次回望過去，會驀然發現，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更沒有什么既定的未來。”這既是紀錄片對于發掘歷史的召喚，也作為叢牧之尋父情節的潛文本，喚起了她對于回望過去的熱望。《神樹》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為線索，回溯和梳理中華大地上的文明史，這正與叢牧之憑借父親生前的日記勾勒和還原其生活軌跡的過程如出一轍。紀錄片本身即是一種有關追溯的記述，在那些業已完成的項目里，叢牧之為城市、藏品尋覓它們的來路，從而給予它們一個恰切的定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叢牧之根據父親日記改編而成的小說，可以被看作是她以父親為主角進行的又一部紀錄片創作，但在這次，她拼湊出的不僅是父親的軌跡，也是自己的來路，是對自我的重新發現和對生命歷程的重新理解。城市化進程削弱了人們長久以來對故土的依戀，小說以父親角色的缺席作為現代人漂泊無依狀態的一則象喻，并以叢牧之對父親生活的探索和想象，為身陷認同困境的異鄉人開出一劑療方。

二、從雅男到亞男：被凝視者的自我言說

我開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

我是我想成為的那個人和別人把我塑造成的那個人之間的裂縫。

或半個裂縫，因為還有生活……

這就是我。沒有了……

……

《生活啟蒙》里的雅男的際遇，讓我不斷想起費爾南多·佩索阿的這首《我開始明白我自己》。這個渴望成為男人的女人通過變性手術完成了生理意義上的性別轉變，擁有了夢寐以求的男性身體，卻不僅沒能如想象般掙脫性別的枷鎖，反而由于既不再是女性也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男性，面臨更深層的性別認同危機，墜入“我想成為的那個人和別人把我塑造成的那個人之間的裂縫”。為了更好地完成性別的轉變，雅男將名字改為“亞男”，在字面意義上進一步脫離了女性氣質。然而，“亞男”這個名字有著“相比男性稍遜一籌”的意味，作者以此暗示社會對他的拒斥，同時以其自述揭示了變性者隱秘而復雜的心境：

男人女人都各有難處。我現在是一個男人了，我可以像個男人那樣去享受這個社會的男性權力的那部分，但是同時就要讓渡作為女性被優待的部分。還有就是，我越融入這個男權社會，也就越無法忍受他們對女性的不公，我像一個背叛者，跟那些貌似無辜的迫害者一起加害女性們。

劉汀的小說里常有鮮明的社會性別意識，比較典型的是他在“四姐妹”系列里刻畫的梅蘭竹菊四位女主人公。在她們身上，作者著力呈現出不同階層的女性在當代中國的生存際遇。在《生活啟蒙》里，劉汀不僅延續了他對女性生存境遇的一貫關注，而且將之延伸至對性別議題的思考，并為這種思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變性者在長久以來一直處于“被看”的境地，生活在獵奇心理驅使的凝視之下，多是以沉默的姿態作為一個異化的他者而存在。將性少數群體從“被看”的失語狀態中打撈出，作為言說主體進行刻畫，是《生活啟蒙》的又一處亮色。在和閨蜜叢牧之的對話中，亞男坦言自己變性后自我滿足感的消失，和在視角、心理和觀念等方面產生的沖突，這類敘述為包括變性者在內的性少數群體提供了表達自我和爭取權益的平臺，也為更廣泛的讀者群體提供了理解和接納不同生活方式的機會。亞男道出的性別認同困境不只屬于性少數群體，劉汀借此力圖喚起當下社會對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包容與理解。

三、工具理性的潰敗時刻

作為中年女性叢牧之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婚姻生活是《生活啟蒙》著力表現的重點。從叢牧之這一女性視角出發，劉汀寫下了她和丈夫余作真的情感裂痕，并將之歸因于他們在性格和思維方式上的鮮明差異。小說中的叢牧之思維活躍，情感豐沛，余作真則一直以冷靜、理性的形象示人，兩者充當了馬克思·韋伯所謂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化身。

為了解釋他們在個體特征上表現出的這種差異，劉汀將他們的職業設定為紀錄片導演和醫生，用人文藝術與生命科學的差異強化他們在情感和認知上的沖突。如果說叢牧之制作紀錄片是尋找事物之間的復雜關聯，那么余作真在工作中形成的思維便是摒棄主觀情感的客觀判斷，以工具理性面對疾病和死亡。正如小說里的形象概括，一個“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另一個“得時時刻刻尋找過去和未來”。劉汀有意識地記錄下他們的工作生活與情感生活發生交集的那些瞬間。作為一名醫生，余作真反感對于疾病的藝術隱喻，而這正是叢牧之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但他在戀愛時，會將少女的尸體作為一件“美的藝術品”而非死去的人體與女友分享，甚至在婚后，由于妻子有著可以作為標本的“完美的肉體”，便將其裸體偷偷拍下給學生欣賞。這不僅是夫妻雙方在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上的差異，更顯示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沖突。至此，小說由婚姻矛盾延伸到對于個體的價值判斷問題，指向對于人的主體性的思考。

應當如何看待作為個體的人？這是叢牧之和余作真的情感生活留給我們的靈魂拷問。小說以一起醫療事故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潰敗時刻，讓余作真開始反思自己的處事原則。由此，余作真一改自己對于精神價值的漠視，不僅對在手術中感染艾滋的助手蘭君施與充分的關懷，而且主動前往非洲進行醫療援助。為了表達歉意，余作真用自己的積蓄資助蘭君生活，我們尚且能夠理解，但當他為了保證蘭君能夠擁有一個家庭，而表示“如果她需要，他甚至可以跟蘭君結婚”時，這種懺悔的方式及其合理性也許值得商榷。

作為他們愛情的結晶，兒子熊仔則融合了叢牧之和余作真雙方的特質。這個思維異于常人的孩子繼承了余作真理性的邏輯思維和高效解決問題的能力，又兼具叢牧之在情感生活中的細膩和溫情。盡管母親叢牧之常常震驚于熊仔將龐雜世界解碼的方式，這種代際之間的認知差異映射了兩代人在思維模式上的顯著鴻溝。但熊仔的形象象征著新生代的精神面貌與時代發展的前景，科技不僅豐富人類的生活，更在逐步指導人類的思想，從而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從這一層面來看，熊仔這一形象不僅是劉汀對理想人格的構想——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統一，也揭示了人類的思維方式在時代演進中的飛速變革。

身處流動的現代性，每個人都有如翼裝飛行，在變動不居的大時代里或急或緩、或高或低，穿行于生活的曠野中。《生活啟蒙》是對他們飛行時劃破長空的風聲的記錄，這些微弱的聲響往往在日常的喧囂中被我們忽略，卻是在時間的長河里能夠觸發啟蒙、喚醒生命存在的珍貴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