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二首 王維《山居秋暝》 李白《夜泊》 陳國中 書

有幾年，我供職的《人民文學(xué)》雜志每期邀請書法家題寫篇名，有幾次請到了陳國中。我只見到字，沒見過人。多年過去，我們成了朋友，聯(lián)系頻繁，依舊未曾謀面。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能見到他的字，見到他書法的變化與精進，我們?yōu)榇私?jīng)常切磋交流。

我是個書法票友，小時候家里賣字。那時候農(nóng)村還落后，也崇尚手工，祖父一直寫對聯(lián)賣，補貼家用。每年立秋起，裁紙研墨開寫，寫好的對聯(lián)晾干，分門別類收好，待年關(guān)漸近，到十里八鄉(xiāng)的集市上售賣。就在這一年年曠日持久的工程中，我喜歡上了書法，跟祖父學(xué)起寫毛筆字。也因此，年既長，在外面的世界讀書、工作，每見筆墨紙硯就條件反射地兩眼放光，對別人的一手好字也格外留心。由此，可以想象我在雜志編發(fā)過程中見到陳國中的字，有多激動。我已經(jīng)很多年沒見過有人寫文徵明的字，而且寫得如此之好。

跟祖父寫字時，條件實在簡陋，除了祖父收藏多年的幾本顏柳的法帖，我在鎮(zhèn)上書店只買到了一本文徵明的帖子。那是小時候我最喜歡、用功也最多的帖子之一。文徵明的行書端莊謹嚴、峻峭靈動，如風(fēng)中蘆葦，彈性和韌勁十足，起承轉(zhuǎn)合都充滿了力量。后來習(xí)字，離文徵明遠了些，但還時時惦記，及至看到陳國中題寫的篇名，久已過往的浩蕩歲月和年少時對文氏書體的欽慕，倏忽又至眼前。

稍懂書法者初見陳國中的字，大概都會想到文徵明，甚至斷言陳國中師承文氏，我以為這都正常。一則，文徵明的字辨識度實在太高，當(dāng)下習(xí)文者又少，見到酷似的肯定不會放過；二則，陳國中的字確實寫得好，唯其寫得好，觀者才會把他和先賢聯(lián)系起來，倘若寫得不好，或僅有其表，怕也不會隨意去污文氏的清譽。我不知陳國中本尊的想法，但我以為，也大可不必繞著道走，諱談文氏。像怎么了？或當(dāng)真師承文徵明又如何？中國書法本就傳統(tǒng)壯闊，源遠流長，王羲之也在這一脈藝術(shù)中承前啟后，文徵明盡管機杼獨出，蔚成一家，其本人也不敢自詡前無古人、石破天驚吧？既如此，陳國中又何懼。當(dāng)此之世，能被目為文氏門生者，又有幾人？實在也是一個巨大的肯定與贊譽。

當(dāng)然，有哈羅德·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也屬正常。白石老人說：“學(xué)我者生，似我者死。”藝術(shù)又執(zhí)念于創(chuàng)新，陌生感像條狗追著所有的藝術(shù)家跑，都想別開生面。這大概也是最近我在陳國中朋友圈里屢見他談及文徵明的原因。比如，一個帖子里他把自己的三幅作品與文徵明的三幅作品展示于一處，文字說明里，先是感恩“遇見”文氏，繼而又寫：“但是學(xué)文徵明，并非就要像文徵明。像則死，變則生。”我想這其間有三層意思：一是坦蕩認祖歸宗，真誠感恩；二是要表達，學(xué)但不是死學(xué)，更不是學(xué)死，如果片面追求像，即學(xué)死了；第三層意思與白石老人相仿，但把白石老人的論斷往前推進了一步，生在哪？生在變，生在師古的同時，走出自己的一步或半步，走出自己的特色與境界。

陳國中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幾年來欣賞他的書作，初讀似文氏，其后越讀越不“像”了。可能是越來越深入了陳國中的字，越發(fā)看見了他自己；此外便是他的藝術(shù)之“變”，因“變”而“生”，讓自己更顯著地區(qū)別了開來。較之文氏，陳國中的結(jié)體更儉省，走筆也更果決，多用側(cè)鋒，銀鉤鐵畫，一幅字寫下來，頗有沙場秋點兵之勢。文氏的字動則中鋒，間架結(jié)構(gòu)和筆畫交代得更為具體、耐煩，而陳國中留白更多，在一些筆畫間甚至能見出章草的意態(tài)，可資會心處也更豐富。假若“文字”與“陳字”并置，前者飽滿繁復(fù)，雍容凝重，后者則蕭疏清峻，點到即止，二者各具情態(tài)，既源于一脈又各奔前程。毫無疑問，陳國中在成為“自己”。

成為“這一個”不容易。書之道，并非只在提筆落墨間見功夫，還須頭腦里有真章。陳國中能精進不止，顯然非“唯手熟爾”，他一直在揣摩。在朋友圈中見過他另一段“有感而發(fā)”，談文人字，他認為，“文人寫字，往往性情大于筆墨。這無可厚非。問題是，有些文人性情一大，字便失態(tài)，像散了架似的丟了模樣，也丟了文人書法的范兒。此乃當(dāng)今文人書法之一大流弊也”，文人字當(dāng)“性情從屬于筆墨，性情從屬于書法”，“既見性情，又見放達，但所見筆墨又終歸于理性與節(jié)制而躍然紙上”，“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人書法。由此可見，文人寫字，切勿顧情忘法，若一任性情，舉筆乖張，則與文人書法大相違和矣”。關(guān)于文人字，書家持論紛紜、莫衷一是，能說到點子上、深得我心者，陳國中是之一。他之立論，既有書法之所本，又能跳脫其外，以文人的性情建立尺度，可謂專業(yè)之余又見情見性。而這專業(yè)和性情的融合與分寸，恰恰見出一位優(yōu)秀書家的素養(yǎng)。

某一日，陳國中寄來一部《行書唐詩三百首》長卷，皇皇大著，精美異常。他以小行書抄錄唐詩三百首，卷長三十四米。我在客廳打開，繞了幾圈方展示完全，看后嘆為觀止。一直想找機會與他細說，不承想，《行書宋詞三百首》《行書元曲三百首》長卷接踵而來，也將付梓。前者長五十一米，后者四十六米。莫道君行早，一山更有一山高，我便只有感佩的份兒了。在我狹窄的視野里，目前尚不見有誰如此耐煩地手書唐詩、宋詞、元曲各三百的長卷。抄錄詩、詞、曲其中之一種，或大有人在，同時三種，未之見也。而這一行為，可能也不僅限于藝術(shù)實踐本身，更是陳國中對傳統(tǒng)文化的深情禮贊和深沉的致敬。

如此也符合我對陳國中的認知：他不是個字匠，也不愿做字匠，他在以筆墨的方式從事一種文化和藝術(shù)上的繼承與創(chuàng)造。書法在他那里，是藝術(shù)，也是文化，歸根結(jié)底，是一個人面對世界的獨特方式。

（作者系《人民文學(xué)》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