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迅有過直接接觸，寫出最好紀念文章者，女性自然是蕭紅；男性呢？筆者以為是郁達夫。

“幾句哀悼的話”

1936年十月魯迅逝世，正在福建的郁達夫從一位日本記者處獲得消息，起初并不相信，因為不久前，他與魯迅在上海見面，兩人還相約同去留學過的日本“看紅葉”的，可隨即多個渠道證實了消息。他立即就在一張破稿紙上，寫下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余事面談。”第二天一早，郁達夫踏上一艘輪船，奔回上海。

郁達夫參與和見到的魯迅的喪事，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工人、學生、婦女團體，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數在一萬人以上。當時，人們寫出了大量與魯迅相關的紀念文字，可與魯迅有深交的郁達夫“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于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他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這似乎不經意的“哀悼的話”，卻包含了后來人常常引述的名句。

文章發表時題目為《懷魯迅》。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這篇文章不過兩三百字，可內容卻因凝練而足夠分量。“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魯迅的靈柩，在夜陰里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當時紀念魯迅逝世文字中，這應該可算是最好的篇章。

關于魯迅的文與人

接下來的幾年，郁達夫先后寫出了《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回憶魯迅》《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以及用日文所作《魯迅の偉大》等文字，如果加上他之前論敘魯迅文字的數篇文章，可以說，他是當時寫得最多，質量最高紀念魯迅文章者之一。他的這些文章，不僅因為友誼，更因為他自己亦為著名作家，眼光高遠，寫記出了魯迅光輝而樸實的多面。這些內容，至今值得我們細加體味。

無疑，魯迅首先是杰出的文學家，他的作品突出在何處？對此，郁達夫有高妙解讀：“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次要之點，或者也一樣的重要，但不能使敵人致命之點，他是一概輕輕放過，由它去而不問的。”

魯迅的文字，頗多刻薄，表層看去，似乎冷硬，對此，郁達夫也有精切剖說：“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里潮涌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里面，看得出來。”

文字之外，關于魯迅的形象，郁達夫如此寫道：“他的臉色很青，胡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寫魯迅的笑時，郁達夫的描繪連帶上“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一下子就不一般了起來。

親近魯迅者都知道，他喜歡講笑話。郁達夫第一次也感受到了：“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么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魯迅甚至與郁達夫談及他們兄弟的不睦：“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按：周作人），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于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回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魯迅兄弟由最早的和睦融融到后來的反目，一直是魯迅研讀的追索課題。后來人多有猜度，可郁達夫很早引用的魯迅的話，引起的重視卻不夠。

高明作家觀察人物

郁達夫近距離接觸魯迅，許多事，他身為作家，都曾細細留意細節：“有一次，在魯迅那里閑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么？他說，忙倒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臺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這是魯迅的幽默說辭。可他做事呢？——“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么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古人云：聽其言而觀其行。郁達夫把兩面都指出，魯迅先生的面貌就浮現了。

當時的娛樂，主要在戲曲。可據郁達夫講：“至于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終于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后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歐陽）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并且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這些言論，或許可以說魯迅偏頗，可又不能不承認他見解的別出新意。

從一般的描述中，我們以為魯迅總是嚴正的。郁達夫卻舉例：“對于目連戲（魯迅家鄉戲劇），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里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于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魯迅居然還扮演過這等角色給人看，實令一般讀者怎么也想不到。

說起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愛，郁達夫描繪得也有味：“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許廣平）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后，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地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中國俗語，看破不說破。有一次，林語堂和郁達夫去看魯迅，說了半天話出來，林語堂忽然問郁達夫：“魯迅與許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沒有什么關系的？”郁達夫“只是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么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來。’”

按照郁達夫的說法，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他便聽信了郁達夫：“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并沒有什么關系之后，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你這個人真壞！’”這節趣事，若無郁達夫記敘，應該也少有人知了。

魯迅抽煙的程度如何？很多讀者都不知。郁達夫對此也有觀察：“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后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里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得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么牌。”郁達夫是高明的作家，對于這樣一些有時可以透露人物深切內心的細節，經他觀察描寫出來，值得人們體會。

杰出作家的著眼落筆

作為精神先驅，魯迅當然有對終極的思考。他是如何的表現呢？對此，郁達夫也通過一樁細事有所透露。他說魯迅的書齋，無論何時，總整理得“必清必楚”，自己一次去魯迅那里，見到剛開始說話的海嬰也在書房：“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里搗亂，翻看書里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在國人情俗中，這話是有忌諱的，連郁達夫也這樣想：“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里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于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可是“死”終于來了。與現實的對比是：“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后，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里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鉸得難耐。”

不曾見到有人這樣寫魯迅及孩子的，可從常理人性現實讀去，又真切得無以復加。魯迅的“自然”，孩子的童稚，又呈現出偉大生命的尋常姿態。著眼落筆于此，也體現了郁達夫的不一般之處。文筆毋庸說，更重要的是這些易被忽略的精微細節,通過閱讀體會，我們也可以學習名家是如何調動紛揚思緒，運用內在理路，寫出特色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