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人類活動的效率和生產力，也不斷迭代著世界的多元性與繁復性，當今，我們都處在羅薩所說的“加速社會”中。在科技飛速進步，智能化時代降臨的當下，追問人生的意義儼然已經成為現代人最為突出的時代精神之一。人類在運用高科技重建萬物的同時，也造出一個“難以駕馭的社會巨機器”。高度虛擬化、網絡化的世界成為人類生存的新生態，逐漸影響著人與現實世界的種種連接。在這樣的境況下，人類應當何去何從？六大刊物近期刊發的新作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并書寫著這一現象，以文學之聲集束式地與時代之問同頻共振。

《江南》第5期推出的留學生小輯，重在關注現代人精神的惶惑、內心的掙扎與自我認同。其中邵宇翾《法戈》極具典型性。隨著人工智能的升級，金天成為一名被優化的硅谷“精英”，隨后女友小米也與其分手。設計人工智能的人反被自己制造出來的機器淘汰，這是作者頗具意味的安排。金天傾盡所有赴美留學，卻在即將躍龍門的當口遭遇冰封，人生奮斗的意義被消解，他陷入巨大的迷茫與無措中。故事的最后，金天放逐了房東的狗——法戈，它奔向自由的身影正是金天內心深處的渴望。“現代性”的降臨和時空的“脫域”，讓社會關系被重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也漸漸增強。

朱朝敏《鯨魚沉默》（《鐘山》第4期）中的于一念深陷婚姻危機中，他對妻子的漠視致使夫妻之間的溝通出現偏差。愛人間的冷漠、疏離和隔膜是一把把被反復打磨的利刃，一旦出鞘，傷人至深，最終凝結成難以磨滅的精神創傷，這種精神創傷在現代家庭的親子關系中體現得更為深重。倪苡《像風一樣》、殷飛《南方隱塵》（《鐘山》第4期），以及趙斐虹《寄居蟹》（《山花》第7期）都敘述了現代社會，孩子與家長因為學業問題而精神上備受折磨的現狀。在“成績”這一單向度的衡量標尺下，教育逐漸偏離了“教化育人”的初心，甚至成為追求效用的工具。《像風一樣》中無名的主人公與《寄居蟹》中的陳亦歌都在這種高壓下失落了求學最初的快樂，與父母之間的關系也逐漸變得緊張。在這種單一的指標下，在預定好的軌道里，他們的交友、娛樂需求和心理健康都受到了影響。《像風一樣》中那只放不起來的風箏，預示著主人公被困住的內心，無名的他正是社會中萬萬千千青少年的象征，在本應健康快樂的青少年時期，他們的心理卻被很多不快樂裹挾。同時，家長們也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寄居蟹》中的周慧為了孩子心儀的學校，換掉工作，來到完全陌生的環境陪讀，失去了“做自己”的自由。《南方隱塵》中的底層女性，同樣背井離鄉、成為陪讀母親。比周慧更艱辛的是，她們經濟拮據。因此在遭逢變故、丈夫失去勞動能力時，為了孩子們教育的繼續，她們要付出更多不為人知的艱辛。

在高速運轉的時代節奏中，每個人都像是被上了發條的機器。陳亦歌們度過青春期后，面臨的是更殘酷的生存考驗。屈赳《異客》（《福建文學》第8期）中的張揚，為緩解修改論文的壓力前往西藏。賴繼《星河墜落》中的唐小樓是典型的“小鎮青年”，他曾在筆記本上寫下：“城市是座巨大的牢，我們都在試圖越獄。”任白衣《許海生的船》（《福建文學》第8期）中的許海生，在充斥著數據、量化的互聯網公司中謀生，在24小時待命的高強度工作中患上“暈地綜合征”，最終選擇離開深圳，回到碣石灣，獨自一人在海洋上尋找生命的意義。《長江文藝》第9期推出的“科幻文學專輯”系列作品則將許海生這種“原子化的個人”的狀態演化得更為具象。萬象峰年在《離開歷史之人》中設置了一個“私寓”裝置，人在其間可以靠科技的力量自給自足，不需要與他者產生聯系。梁寶星的《巴比倫鐵塔》中講述的是戰后機器人求生的故事，本質上也是影射著人類的命運。《湖南文學》第8期也關注著這一話題。王威廉《荒島朋克》中的穿越者趙棟在穿到新未來之后，卻在元宇宙的后人類境況下，更為深入地思考著關于自我認同的嚴肅問題。前往人工智能無法控制的荒島成為他新的執念，最終他變成了一只海膽，重新獲得了與大地和宇宙的鏈接。《荒島朋克》可視為一則指涉著人類何去何從的未來式寓言。關于如何讓趙棟重拾精神寄托，王威廉給出的藥方是讓他觸摸真實，重新在一個有實感、具體性、確定性的世界中感知自我。

在世界的多元文化中，重鑄內心的“堅信”，是現代人精神自我的救贖之道。林曉哲《緩慢生長》（《江南》第4期）、許玲《地下生長》（《江南》第5期）正是秉持這種堅信的范本。支撐著林德成和趙巾鐸這對夫妻在歷經戰亂的動蕩、改革的波瀾、市場的沉浮后還能夠把生活過得愈發紅火、有滋有味的，讓維權老人江月娥和艱難度日的小夏能夠愈合創傷、滋養新綠洲的，正是他們對孝與愛的堅信。這種信念給了他們向下穩穩扎根、向上緩慢生長的力量，他們勤懇而樸實地著眼于當下實實在在的生活，不去設想太多漂浮于“附近”之外的虛空，反而于無意中獲得了形而上的精神滋養。

在這樣一個“快”時代，汲取《緩慢生長》中那股“慢”下來的力量，或許才能增強人內心的彈性與韌性，讓我們重建自我與他者的聯結，重建與“附近”之間毛茸茸的生活質感，重新體會人性本真的美好。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的那樣，在共同體的合力中尋找不確定性世界中的安全感，因為個人主體的意義正是在與周圍事物的相互開放、彼此承認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確證。當下，重新建構起值得堅信的意義和價值，顯得尤為重要。畢竟在值得堅信“框架”中，人才得以安頓自身。這不僅是現代人走出精神困惑的救贖之道，也是構建和諧穩定社會的必然指向。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