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凡人歌》，講述了幾對不同年齡階層的夫妻、情侶，在當下社會運轉中的浮沉，其中主人公那偉是一家新興公司的“開國元勛”。當熒幕里的其他男女在北京寫字樓里加班，在出租屋里思考選擇的時候，這位老兄可謂順風順水，事業家庭雙豐收，唯一的疑慮可能是老板給的期權略微寒酸了點，但這也不礙事，畢竟兄弟一場……當然，為了契合電視劇的主題，這種順遂肯定會出意外：兄弟的背叛、領導的拿捏，這位忠厚老實的男人直到大結局的前半段，仍舊陷于一種患得患失的狀態當中，從坐辦公室到做外賣小哥、賣鹵味，戲劇性的轉換，讓他最終變成了“凡人”。

這種從成功人士到社會中下層的回歸，用劇中人的話來講，叫“過去過得虛，不踏實”，豪道絲·魏斯在《我們從未中產過》一書里這樣闡釋：中產階級是轉瞬即逝的，需要不斷努力才能彰顯和維持其社會地位。批評家張定浩在評價近年的青年小說家時，提到過這樣的觀點：讀者（觀眾）容易對自己所不熟悉的經驗產生“審美降級”，對那些陌生地方、行業內發生的故事，會放低要求。與《凡人歌》一道共同助推普通人這一標簽的文化事件，在圖書領域是一群所謂“素人寫作”的興起。《我在北京送快遞》《我的母親做保潔》《我在上海開出租》《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寫作這件事一下子成為了與制作短視頻一樣近乎零門檻的技藝，上述這些作品在去年一整年里，席卷了各大讀書榜單。

《我們從未中產過》

[以]豪道斯·魏斯 | 著

蔡一能| 譯

藝文志eons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4年1月

這些出自一線勞動者的作品，很難按照既有的文學類型進行界定，它們都有著接近非虛構的外殼，區別于報告文學中第三人稱的姿態，它們無一例外地用第一人稱的視角，帶領讀者親近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職業。傳統文學圈自然是“震驚”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學”之后，再一次出現了主要描寫社會勞動者的文學作品，但是“素人寫作”的野心遠遠地超越它的前輩，在知識普及、創作門檻降低的大趨勢下，胡安焉們的“成功”勢必將吸引更多的打工人開始寫作。

二

《我在北京送快遞》的爆火，是一種時代癥候，也是一種奇觀。前不久，胡安焉的第二部作品《生活在低處》問世，在接續流量的基礎上，十分系統地回答了讀者對第一本書，以及對他個人經歷的好奇。新作中，雖然沒有痛徹心扉的苦難，但是胡安焉筆下的“苦”總是彌漫在看似平淡的敘事里，因為一事無成，因為在低處，所以坦然。這個離群索居的普通人，選擇用文學來逃避自己的命運。

《生活在低處》

胡安焉| 著

浦睿文化|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4年8月

與送快遞的前作不同，胡安焉的坦誠，似乎是將自己的思維剖析給讀者看，他至少從十年前就開始寫作，閱讀了大量的文學經典著作，在完全沒有專業背景、指導的情況，一路走到了今天。盡管他自嘲為自暴自棄，自認為不善言辭、厭惡社交，但是寫作這個姿勢本身就意味著對他人關注的渴望，晦澀地藏匿著自己向他人傾訴的野心。他時常覺得發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的文學作品不值一提，但又拒絕將自己歸入作家的序列，這份清醒保證了他的獨立性，他可以任意對這個圈子實際的貧瘠直言不諱。

至于為什么執拗地選擇文學這條賽道，他是這樣說的：“寫作似乎是沒有成本的”。倘若像繪畫、攝影這般需要購置不菲的器材、耗材，胡安焉就不會選擇寫作。這當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自謙，論寫作的技法，寫這樣的題材他自是無法與袁凌這樣的知識分子相提并論，但寫作本身實際上是召喚敏感的靈魂，這種自發的呼喚以及回應呼喚的吶喊，與學歷、社會地位、財富沒有任何的關聯。

如果從一個資深文學讀者的角度來看，胡安焉所輸出的關于中外重要作家的觀點、感受，其實沒有什么特殊和新鮮的地方，但是扎實的閱讀基礎，以及取法乎上的態度，以及最為重要的始終“在生活中”的肉身經驗，一同完成了普通人寫作的一座里程碑。盡管他自己不會承認這一點，胡安焉的“成功”實際上證明了一個吊詭的命題——傳統的純文學實際上沒有壁壘，盡管這個圈子內部存在所謂座次、序列，但是普通人進入這個圈子并不需要什么特別的天賦和背景，唯一可能存在的門檻是需要“時機”，在這條因為MFA創意寫作崛起而愈發內卷的賽道里，胡安焉們需要被平等地看待，他們需要被看見、被討論，而不是僅僅作為一種奇觀被放置在暢銷榜上。

三

如果說胡安焉身上有一種作家的自覺，那么張小滿則是另一風格的素人寫作范式。在《我的母親做保潔》出版之后，我感到十分驚艷，一方面來自對陌生經驗的獵奇，還有一種欽佩——她在指導自己文化水平有限的父母進行寫作。我嘗試在豆瓣上聯系她，她大方地告訴我，之后可能會出版一本關于她父親的書，在春香（小滿母親）來深圳打工之后，她的爸爸也在深圳開始從事保潔等基層工作。

張小滿的特色在于，她的作品里存在一種微妙的平衡感，觸摸不到戾氣與沮喪。春香的打工經歷，輾轉于政府單位、大型商場、居民小區，其中的諸多細節都被她精心篩選，像極了一本工作筆記。然而正當你可能陷入單調的厭倦之時，她安插的母親于家鄉商洛的打工歷程的閃回，又將那份屬于中原大地的堅韌、勤勞帶到你的眼前。她透過春香的眼睛將深圳這座特大城市的毛細血管，尤其是那些處于熱帶雨林底層不見陽光的部分，展現給你看。那些往復于底層與巔峰的電梯，在春香眼中與河南的礦井結構別無二致，這種時而躍出紙面的遐思令人感到激越。

當然，保潔這樣的體力工作勢必有著諸多的不順心，一則是工作本身的屬性，二則是社會共識為其安置的等級本來就不高。但是春香卻把這活兒干出了精神氣，從一開始的拘謹，到老練能干，張小滿并不是一個居高臨下的俯視者，她的寫作動機一開始就是記錄母親跑出家鄉到深圳打拼的過程，逐漸地她也被春香感染，參與母親的日常工作記錄。

作為女兒的她出現在春香工作的現場，時常會引來其他保潔員的艷羨。如同作品中流露出的平衡感，她的身體力行也達成一種和生活、工作的和解。“外包用工的模式幾乎可以應用到深圳的每一個大型商場，每一個‘美麗’的公園，每一棟高檔的寫字樓。深圳幾乎所有的保潔和綠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歲左右的老年人承擔起的，他們來自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陜西……如果有心留意，會發現，他們是如此龐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視的一個群體”。張小滿們的出現填補了一種社會功能的空白，他們代替了社會記者，用個人的角度、非虛構的文學形式，嘗試還原所見所聞，還原一個在“低處”的維度，為這部分平時不太發聲的群體展現近原生的風貌。

四

魯迅晚年寓居上海，雖然上海出版業興盛，稿費自是不愁，然而里弄生活的逼仄和聒噪常常令他不勝其擾。在日記中他多次提及隔壁樓打麻將的聲響干擾他寫作，他寫下《阿金》這樣的作品記錄他被“俗人”騷擾又無可奈何的生活，當他因為咳嗽無法安睡的時候，望著酣睡的妻兒寫下“這也是生活”的時候，文豪與普通人的界限似乎被抹除了，盡管這可能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是一種幻覺。

當然，一個成熟的社會，我們更應鼓勵勞動者們自己來言說，與其吐槽電視劇為代表的文化產品中對真實生活呈現的虛假與不合理，不如自己發聲，寫下屬于自己的感受。

誰來講述勞動者/普通人的故事、向下兼容的客觀難度、無法長時間體驗的一線經驗……已經排除了大量有專業背景的作者。這確實也牽涉到了寫作倫理的問題，對于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作家們是否還能完成虛構的任務，還是這僅僅是一種幻覺？這是胡安焉、張小滿們向傳統文學界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