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十余年，無數次起念動筆，李修文終于出版了長篇新作《猛虎下山》。

20世紀90年代末，鎮虎山下的煉鋼廠改制轉軌，光環逝去，作為爐前工的劉豐收，從前的驕傲與尊嚴碎了一地。一只猛虎的出現，讓劉豐收上山改變命運；21世紀20年代的李修文站在貴州老三線的鋼鐵廠，也在追尋著內心的猛虎。個體與個體遙遙相望，個體與時代總是狹路相逢。

李修文形容自己的創作是“身經”，能自己下手，就絕不旁觀。“要拿出力氣來，結結實實地活下去，在活里寫，在寫里活。寫什么人，就去眼見為實；寫什么地，就去安營扎寨。”

好友寧浩說李修文“廝守著古代文人的信仰”，但李修文覺得，一個認真生活、認真寫作的人，都會面臨很多難處，所謂信仰，就是好好生活，對得起自己許下的一些承諾，無論是對他人、對世界，還是對寫作。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新作《猛虎下山》，把“下崗”和“打虎”兩件幾乎不搭界的事，作為故事的主要敘事，是怎么考慮的？

李修文：其實我首要關心的是工人。

這些年我和導演寧浩一直合作，去了很多工業城市，湖北的襄陽、宜昌，貴州的六盤水，東北就不用說了。這些老工業城市輝煌過，這些年來為了“自救”，在不斷改革，把廠區改造成了酒店度假村、工業遺產文創園……我在一個鑄造廠遇到過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他曾經是勞動模范，已經變成文創園的廠區里至今還立著他當年的人像雕塑。

寫作是對集中經驗的集中處理。為什么我10年前就想寫，現在才寫出來？因為我感覺自己捕捉到了那個人的聲音。在老人的敘述中，我感受到說書人一樣的調子，他講古往今來、花開花落，講自己也講別人，會有憤懣與不甘，但又見怪不怪。

至于“打虎”，湖南有過“虎患”猖獗的時候，那個年代也真的有“打虎英雄”。書中的主人公面臨著兩只老虎，一只是山上的老虎，一只是下崗失業的生存壓力。但人總要活下去，我想寫的是一個關于人的生命力的故事。

《猛虎下山》寫了一個煉鋼廠的爐前工。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人，能忍受那樣的高溫，生命力一定特別旺盛。一個有著旺盛生命力的人在遭遇下崗危機后，在二三十年的沉浮中，是如何活下來的，遭遇了怎樣的生活挑戰，是我關心的。

中青報·中青網：從最早的青春愛情小說《捆綁上天堂》，到后來凝重悲憫的《山河袈裟》等散文作品，轉折為什么那么大？

李修文：其實我沒有轉，無非是寫作對象發生了變化，我一直持續探討的是中國人的生命力。

從年輕時寫的兩個長篇，到幾年前寫的散文，再到《猛虎下山》，最初非常單純地歌頌關于青年的生命力，后來，我特別著迷那些經受住考驗的生命力。無數個“他者”不斷涌入，世界的紛繁復雜本身就包含在我們的生命力當中，那我們如何與之共舞，甚至有時候是“與狼共舞”——我想寫出這種復雜。

中青報·中青網：在寫作生涯中，哪本書對你比較重要？

李修文：曾有10年時間，我寫不出小說，所以參與了很多影視劇，有機會去到西北，也正是這段經歷拯救了我的寫作，有了后來的散文集《山河袈裟》。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遇到的那些人，向我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作為一個南方人，有一些詞匯是你做夢都想不到的，因為你的生活經驗不曾抵達過那里。

我特別喜歡兩個字——顧隨先生說的“身經”，一定要拿自己的身體去經歷，而不是隔岸觀火。

我的父親生病住院時，我在醫院里遇到一個身患絕癥的下崗語文老師和一個同病相憐的5歲小男孩。老師看到孩子，慘白的臉上居然有了紅暈，從此每天在病房里給男孩補課。男孩說，反正都要死的，學這些干什么；老師聽了，就去走廊上哭，哭完又回來教……這些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故事在我眼前展開，給了我寫作新的東西。

我當時很多年沒有寫作，也沒什么影響力，沒想到《山河袈裟》出版后，那么多讀者喜歡。讀者也許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遠方不全是詩，還有命運凄慘但照樣在周旋纏斗的人，這些人讓我們看到一種不一樣的生活。

中青報·中青網：你在《詩來見我》中通過古典詩詞寫人生際遇，你最喜歡哪位詩人？

李修文：我最喜歡《古詩十九首》，寫普通人的普通心情、普通遭遇，他們會有哀傷，但依然對世界充滿希望。老百姓的生活中沒有帝王將相，但會讓人覺得像一座圣殿在世俗生活中慢慢開啟大門，每一次讀，都會覺得，做一個再普通的人也是有價值的。這個觀念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幫助我基于這樣的觀念去創作。

中青報·中青網：不久前，你正式成為武漢大學中文系的一名教授，教創意寫作。有一種說法，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那你在中文系教寫作的意義是什么？

李修文：中文系的核心目的當然不是培養作家，但中文系也一定能夠培養作家，這類例子在全世界都不勝枚舉。

更重要的是，寫作在今天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學在不斷泛化，外延到各個行業，做綜藝、編游戲，需要寫作，做一個電影、一部劇，更需要寫作。寫作的主體性在這個時代需要建立，但是對文學經典的標準，目前肯定沒有變化。

中青報·中青網：你是編劇、影視監制，也是作家、大學教授，如何看待這些交疊的身份？

李修文：我覺得這可能是“學科”過于細分的問題，你不會問李漁為什么又寫戲曲還造園林。我就是一個創作者。

小時候并沒有受過專業文學訓練，最初愛上文學是因為戲曲。老家鐘祥縣（今湖北省鐘祥市——記者注）是一個碼頭式的集鎮，各地沿著漢江來的人，在這里上岸補給，催生了很多戲班，有秦腔、豫劇、漢劇、花鼓戲、漁鼓調……

我就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一邊是戲臺，一邊是街市，行船的人搖身一變，就成了臺上的帝王將相，現實與虛幻，隨時切換。我見過最多的戲臺甚至不是“臺”，就在鋪天蓋地的油菜花田邊，就在碼頭邊上。

戲曲引發了我對創作的熱愛，我格外喜歡聽故事、講故事，喜歡那些生老病死、愛恨情仇的故事。小說家一般不愛討論，但寫戲曲、寫電影電視劇，是一定要和人討論的。于是我寫小說也喜歡討論，喜歡把我寫的故事講給別人聽。我們家樓下餐廳的好多服務員，都聽過我講故事。

中青報·中青網：討論出來的小說會有什么不同嗎？

李修文：小說是一種現代性的文體，有著現代心理學的基礎。我篤信一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量曖昧的、殘缺的、不可捉摸的、不好判斷的碎片式的情緒，需要予以表現和確認，所以如何講述就變得很重要。我會邊講故事邊看對方的反應，他覺得這里不舒服，我下一次就換一種方式講。

我受到電影影響，拍電影總是要出門；我又特別需要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些證據，獲得一些確信感。我去了足夠多的工廠、見過聊過足夠多的工人，一個火熱的年代好像就要撲面而來，寫作就成了下意識的反應。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成名很早，27歲就是武漢文學院那時最年輕的專業作家。當時是怎樣的心態？

李修文：20多歲成為專業作家，是一個僥幸，我從來都很忐忑，現在也是。一個作家寫了一部小說，還能不能繼續寫下去，從來都是未知數。

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現一種美學上的新的表現形式，比如《猛虎下山》中，我找到一種舞臺感，山里、廠里，都在演一場大戲。這本書里用的都是短句，短句就像鼓點，敲起來之后，人物被催促著撩開戲袍，輪番上場，演繹疾風驟雨……

這些都是花費漫長時間、反復推倒重來才找到的，下一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腦子里有無數個故事，但能不能找到新的表現形式，我很慌張。每天都擔心和懷疑自己寫不出來，這可能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的真實狀態。

中青報·中青網：作為一個“過來人”，對今天的年輕的寫作者有什么建議嗎？

李修文：還是要一條路走到黑，在你的夢想之路上堅定地走下去。當然今天的年輕人所面臨的生活壓力比我們當時要大，但我覺得為了夢想這件事，就算“餓死”也是驕傲的，何況也不會“餓死”。這個時代有了網絡有了自媒體，給了年輕作家更多被發現的渠道。

年輕人去廣闊天地建立自己獨特的個人體驗和經驗是非常重要的，靠“一己之力”建立起來一種敘述。因為年輕人那種橫沖直撞的生命，本身就可以形成非常強有力的敘述。

但也要注意，文學在本質上是人類心靈的公約數，不是個人的。文學之所以幾千年來還能有生命力，是因為創作者讓讀者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甚至讓生活變得更加公正。而這些東西，需要創作者不斷去與更多人遭逢一種將心比心。

別擔心，只要你還想好好寫作，還能不計后果地寫作，生活總是能把你送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上去的。

中青報·中青網：你一般在什么環境中寫作？

李修文：可能因為做過編劇，我對寫作沒有講究，在哪兒都行，旁邊有人打摜蛋我都能寫。很多東西是在高鐵上寫的，上個月我摔了尾椎，但是在《花城》雜志開的專欄不能開天窗，我就站著寫。對我來說，不存在特定寫作環境，只要我想寫。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李修文：每到下午3點，如果還沒有人來找我，我就要開始主動組局了。我在武漢有很多不是搞文學的朋友，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跟這些人待在一塊兒，我最喜歡一幫種樹的（朋友）。我特別喜歡樹，一棵苗木多少錢買進來，在苗圃里養幾年，最后出圃的價格是多少，紫薇、櫻花有多少種……我一清二楚。

我的業余愛好就是找個地方待著，或者跟著朋友們出去看樹。可能因為樹是有生命的、寧靜的，培養它的過程就像搞創作。

中青報·中青網：接下來有什么計劃？

李修文：我在琢磨下學期開課后給學生講什么，這是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將來人生中心甘情愿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