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茅盾研究》第1輯（1984年）的《子夜》大綱之一

茅盾晚年寫作《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時加書名“我走過的道路”），有意拿《子夜》作為一個專章詳細介紹，這在以前是沒有的。1939年5月茅盾在新疆有一個講話，談他的《子夜》是怎么寫成的。后來這篇講話稿發表在《新疆日報》“綠洲”副刊。1977年《子夜》再版，茅盾應約又寫了一篇新的后記，復述他的寫作體會。盡管兩篇都談到了寫作計劃或意圖，新版后記還將意圖一一說明，但總體來說是籠統的。

《回憶錄》里對《子夜》的介紹就不一樣了。原來茅盾寫了一份提要，而在提要基礎上又寫了更詳細的分章大綱，《茅盾研究》1984年第1輯就載有部分分章大綱內容。

《子夜》三十余萬字，提要、大綱就寫了數萬言，對此，茅盾自己說：“我算是用過一番心的。”葉圣陶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記述茅盾：“他作小說一向是先定計劃的，計劃不只藏在胸中，還要寫在紙上，寫在紙上的不只是個簡單的綱要，竟是細磨細琢的詳盡的記錄。據我的記憶，他這種工夫，在寫《子夜》的時候用得最多。”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茅盾介紹他的《子夜》，是在《子夜》成書多年以后，詳細大綱更是在他逝世后才被披露的。葉圣陶所說的“寫在紙上”當是事實，因為早年他與茅盾同在上海，既是商務印書館同行，也一度是鄰居，關系密切。但很長一段時間，茅盾“寫在紙上”的那份記錄沒有被公開。

《子夜》自問世以來一直作為暢銷書受到讀者歡迎，評價非常高，上世紀80年代達到了鼎盛。翦伯贊、邵循正、胡華等所著《中國歷史概要》，五千年事寫入薄薄一本小冊子，惜字如金，也沒忘記將《子夜》寫進去。王瑤先生在一次研討會上說過：“關于現代作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除了魯迅之外，最多的就是茅盾。”又說：“一個作家，對他有興趣的人多，研究他的文章和著作數量大，這本身就說明了他的歷史地位。”《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包括《子夜》在內的茅盾作品開始受到質疑，認為《子夜》存在“主題先行”的刻意性，“概念化”傾向明顯，可讀性偏低，藝術表現力不強；還有一些人說，《子夜》是一部政治小說，是“宣傳品”，是“一份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這些質疑應該與葉圣陶所說那份“寫在紙上”的記錄有關。因為人們發現茅盾寫作習慣的確不同于常人，《子夜》是作了精心的準備和包裝的。而這份被披露的記錄似乎證實了這一質疑。

那時，先鋒派和新寫實主義正興起，審美趣味在一些青年讀者中發生著變化。說得通俗點，他們需要變換“口味”了。在這種“口味”的變換爭奪中，茅盾這道“餐”好像屬于被吃膩了的那類，不那么適口了，自然要被撤換下來。其實“口味”反映的只是讀者個人的喜好，以此作為評判標準似乎站不住腳，而手握“審美”的大棒威力更烈，時過境遷的《子夜》是招架不住的。

《子夜》既然有“問題”，那么“問題”出在哪呢？很顯然，不在《子夜》內，而在《子夜》外，即茅盾自述的“創作的準備”，也就是那份經過了精心準備的詳細大綱或記錄。茅盾在多種場合談過自己的創作，諸如收集材料、確立主題、擬寫大綱……他樂意談論自己的創作，《子夜》就是很突出的例證。

茅盾是一位非常坦誠的作家，甚至結合文藝評論也不忘談論創作方法，這在其他作家當中是很少見的。正因為此，茅盾反而成了“箭靶”，他的作品反而被他的“經驗論”打上“概念化”的標簽。他們握有“實據”后，回頭再看《子夜》，先入為主地拿著大綱證據來“圍獵”《子夜》，《子夜》的“問題”被一一揪出，羅列放大，被肢解，被曲解。

葉圣陶所指的那份寫在紙上的記錄，本意是對茅盾的敬重。他認為“對于極端相信那可恃而未必可恃的天才的人們”，茅盾的模式是可取的；1986年他在茅盾誕辰90周年會上又強調：“對于那些自認為創作全憑才氣的人們來說，雁冰兄的創作態度很值得供他們作比照。”看來，葉圣陶當時對于日后茅盾遭受的質疑有了預感，所以他對自己說過的話又特別作了加注。

茅盾原本是從事文學批評的，他的小說具有批評家的縝密與冷靜，《子夜》尤其明顯。《子夜》的醞釀及其寫作過程，其實出現過多次變更、停頓，有時甚至連大綱也不太管用。批評家的大綱是在腦中，而非完全“在紙上”。就個體而言，創作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寫提要、擬大綱只是其中一種，在某些人看來雖然笨拙，但沒有必要硬生生將其與“主題先行”掛鉤，甚至扯上“概念化”——難道做小說真的可以全憑才氣，打無準備之戰？那樣的話，以曹雪芹的天賦，寫《紅樓夢》似乎完全可以一蹴而就，何須10年之久的“披閱增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