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與發展正在重構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態。與人類獨享創作特權的傳統文學場域不同，AI技術的介入模糊了創作主體的邊界，從文本生成到意象構建，從情感表達到美學經驗，智能寫作正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參與文學生產。與簡單的輔助工具不同，AI創作展現出獨特的算法邏輯與美學特征，這使得當代詩歌創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當代詩歌寫作將在這場技術革命中呈現怎樣的新面貌？詩人們如何看待并回應這種創作范式的轉變？對此問題，一直關注AI寫作實驗及其問題的詩人、學者于2024年11月底在上海大學當代詩歌研究中心主辦的“詩歌與AI”工作坊上，分別從“‘新詩之歌’的嘗試”、“兩種‘黑盒子’：AI與人腦”、“一種全新的文藝形式的生成”等論題切入，對人工智能與詩歌創作的關系及其可能性展開了深入而富有洞見的探討。本次工作坊由上海大學教授、詩評家錢文亮主持，楊鐵軍、翟月琴、朱春婷、曹僧、曉松、王子瓜、顧甦泳、馬曉萱、黃藝蘭等詩評家與創作者等參加。

工作坊現場

會議伊始，詩人曹僧首先分享了國內一批青年詩人已經開展的詩歌實驗——“新詩之歌”活動。據曹僧介紹，始于2024年4月的“新詩之歌”實驗，是他與炎石等青年詩人共同開展的創新嘗試，其核心是利用Suno AI等智能音樂創作平臺，將新詩文本轉化為聲音藝術形式，他們精心打造了公眾號“新詩之歌”，并將這一創新形式命名為“樂讀”，旨在讓讀者以更立體的方式感受新詩的魅力，改變人們對新詩嚴肅、刻板的印象。炎石發起了“新詩無限音樂合作社”，旨在促進詩人們在新詩音樂化探索和實踐方面的交流。目前，炎石等人還有一個宏偉的計劃，就是以音樂閱讀的獨特方式推出“百年新詩”選本。關于“新詩之歌”實驗的技術實踐過程，曹僧講解說，從Suno AI到網易云音樂、抖音等眾多平臺都在積極開發音樂AI技術，在把詩歌輸入給AI音樂模型進行轉化的過程中，詩人們充分考慮詩歌的聲音特質，通過選擇合適的音樂類型和關鍵詞來匹配詩歌風格。但他們也面臨著技術挑戰，即因為1990年代以來詩歌敘事性增強、詩行變長，需要對分行進行調整以適應歌詞形式。為構建音樂結構，他們借鑒了《詩經》常用的重復手法，在聲音流中建立記憶點。盡管目前技術仍有局限，但曹僧對此卻持樂觀態度，期待能實現聲軌分離等更高級的功能。關于“新詩之歌”的命名，曹僧認為這不僅體現了新詩的音樂性，更強調了對語言表達的重視。他將“歌”理解為一種隱喻，體現了當下詩學變革的內在需求。從歷史角度看，詩歌本應具有多維度的表現形式，而不應僅限于視覺閱讀。在播放曹僧的《后花園》（結合AI的音樂化詩歌作品）后，與會者更加意識到AI技術與詩歌藝術的結合正在開啟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新階段。

呼應曹僧的觀點，詩人王子瓜指出，近現代以來的詩歌觀念日趨狹隘，純詩與生活的距離不斷拉大。而AI技術的介入或許能夠重新激活詩歌的音樂性，使其從“死”的文字回歸到有聲的藝術形式。他特別提到江弱水的《帝國的鏗鏘：從吉卜林到聞一多》一文，認為詩歌的音樂性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和意識形態意義，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媒介可能催生出全新的文藝樣式，而非僅僅改變新詩格局。

本次工作坊的第二個論題“‘黑盒子’：AI與人腦”，則是由詩人翻譯家楊鐵軍打開。他首先回顧了新詩百年發展歷程，指出這是一個詩歌不斷喪失陣地的過程。但他同時肯定了當下詩人如曹僧等人借助新技術探索詩歌新可能的嘗試，認為這種努力雖難以完全恢復新詩的傳統功能，卻可能催生新的藝術樣式。而后，作為一位從比較文學轉向計算機科學的學者，楊鐵軍著重介紹了AI系統中最具突破性的神經元網絡技術。他指出，盡管當前AI系統的節點已超過人腦，但在本質上仍無法完全模擬人腦功能。這種差異源于兩個“黑盒子”的根本區別：AI通過不斷調整權重來“學習”，而人腦的運作機制則遠比這復雜得多。最后，楊鐵軍從哲學角度探討了人類研究AI的深層動機，借用海德格爾的觀點，他指出這體現了人類試圖突破自身限制的野心，“這就像試圖抓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提起來”，他形象地比喻道，“如果AI真能完全取代人類，那就意味著人類達到了‘神’的地位。”楊鐵軍的跨學科背景使他能夠既看到技術發展的潛力，也認識到人類創造力的獨特價值，為當下AI與藝術創作的討論提供了重要參考。

楊鐵軍的跨學科思考引發了與會者熱烈的研討。詩人朱春婷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表達了對 AI 與詩歌關系的獨特見解。她表示，自己最初對 AI 取代詩人存在焦慮，但經探索后卻終于釋然，因為文學創作的核心在于成為獨特的創作者，如成為第一個普拉斯、魯迅、杜甫等，每個人的“刺激-反應”結構獨特，這是機器無法復制的。她通過將普拉斯和休斯的詩拼合讓 AI 創作的實驗，發現 AI 在處理詩歌時存在邏輯問題，其結果往往取決于權重等因素，且 AI 訓練出的情感效果只是模仿，無法像人類創作者一樣真實地表達情感。而后，馬曉萱博士深入淺出地解讀了AI寫詩的技術機制。她指出，人工智能發展經歷了從專家系統到神經網絡的重要轉變。早期的專家系統因人類認知的局限性而顯現出不足，這推動了向神經網絡模式的轉型，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海量數據的積累為神經網絡模型提供了豐富的實驗基礎。馬曉萱將AI寫詩比作“超級學習者”，其表現主要取決于學習材料的質量和具體的創作指令。以AI學習杜甫詩作為例，她指出AI并不會成為另一個杜甫，而是在其詩歌風格框架內探索出杜甫在有限生命中可能但未曾寫出的詩歌可能性。她認為，人類應當更坦誠地承認AI寫出的詩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所參照和模仿的人類詩歌材料，但是，寫詩對人類來說，重要的可能不是最終寫出了什么，而是寫作主體在寫作過程中的感悟和成長。此外，詩人曉松繼而提出了對AI詩歌機械化、情感不足的擔憂，以及它可能導致創作懈怠的問題。對此，楊鐵軍回應并指出了一個關鍵區別：AI在學習過程中無需付出真實的情感代價，這種特質決定了AI與人類創作在本質上的差異。曹僧也提及AI介入詩歌創作的市場效應，認為各大平臺對AI創作技術的競爭已經開始，這可能導致新的市場壁壘，對此，楊鐵軍認為，詩人需要在市場機制與藝術獨創性之間找到平衡點，這種平衡本身就體現了詩歌創作的魅力所在。而主持人錢文亮則總結指出，AI不應僅被視為創作工具，更應被看作一個推動詩歌發展的競爭者，類似于長跑競賽中的陪跑者、乒乓球訓練中的陪練高手，詩人們需要在保持獨創性的同時，思考如何與這一新興力量形成富有張力的競爭與合作關系。

此后，與會者圍繞AI與詩歌融合可能催生的新型文藝形式展開了深入對話，打開了本次工作坊的第三個話題：“一種全新的文藝形式的生成”。

青年學者唐小林首先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盡管AI與詩歌的結合已有四十余年歷史，但為何至今未能產生一個“AI杜甫”？他認為，AI或許能創造第二個、第三個杜甫，但無法創造第一個杜甫。同時，他建議將AI技術引入詩歌教學，以應對文科教育的整體轉型。在談到當下的詩歌音樂創作時，唐小林還將其與網絡文學的發展歷程作了類比。他肯定了以曹僧為代表的詩人在詩歌音樂領域的開創性工作，認為這些嘗試擴大了詩歌的受眾群。但他同時指出，當前的詩歌音樂創作仍處于一個轉換階段，就像早期網絡文學簡單將傳統文學搬上網絡平臺一樣，唐小林認為“詩歌創作和詩歌音樂創作使用不同的媒介，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目前的工作雖然仍處于轉換階段，但相信未來會孕育出全新的藝術形態。

不同于國內研究者對AI詩歌技術層面的更多聚焦，學者顧甦泳提出了觀察與思考AI詩歌創作的另外視角。他指出，在迄今為止有關AI詩歌的討論中，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批判主義“這兩種態度都將AI視為外在于人的存在，忽視了它作為特定社會歷史產物的本質”。借鑒馬克思的“機器論”， 顧甦泳強調AI不僅是一種技術產物，更是包含著特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系統，而當前AI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不可分，是資本增殖邏輯下的必然產物。所謂“AI帶來的不僅是技術革新，更可能導致創意產業從業者的技術性失業”。他警示道，“這種變革可能加劇行業內卷，推動更多類似ChatGPT的機器語言系統的發展”。面對這種形勢，他還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詩歌是否應該成為逃避現實的本真性庇護所，還是可以成為重新介入并改變現實的工具？顧甦泳的分析超越了單純的技術討論，將對AI與詩歌關系的考察置于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

此外，黃藝蘭博士以當前AI生成氣味的技術發展為切入點，探討了技術介入對藝術體驗的雙重影響。在探討AI與詩歌創作的關系時，黃藝蘭將寫詩行為分為兩類：一是應需而作，這種情況下AI可以提供主題性的詩歌創作支持；二是源于創作主體的自發沖動，這種創作動力是AI無法替代的。她認為，AI可以協助完成特定主題的詩歌創作，但它永遠無法取代詩人內心的創作沖動。對此馬曉萱博士通過分享一首AI創作的關于反思人機關系的詩歌，指出AI創作其實僅能反映當下人類的思考，而無法預見未來的思維方向。

由詩歌借助AI的幫助與音樂合作的跨媒介實驗，學者翟月琴也從自己的研究經驗出發介紹了詩歌與其他藝術形式跨界融合的實踐。她以周瓚的瓢蟲劇社等為案例，展示了詩歌作為展演形式進入劇場空間的可能性，指出了這種嘗試面臨的挑戰。她認為“這些創作不僅是簡單的藝術形式轉換，更是對消費時代中詩歌神性與靈韻的深度追問”，“跨界表達提醒我們，對詩歌的理解不應局限于單一視角，而應該通過多元藝術形式的交融，發掘詩歌文本中被忽略的維度。”其實，無論是跨界演繹還是AI寫詩，都無疑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技術創新不應僅停留在文本生成層面，而應該探索如何與人類的創造力相結合，在保持詩歌藝術本質的同時，開拓新的表達維度。這也許是人工智能與藝術創作融合的一個重要方向。

“詩歌與AI”工作坊會議結束后，與會者們仍沉浸在討論氛圍中，圍繞傳統與現代、人文與技術、保守與創新等等問題，共同勾勒著詩歌在AI時代的新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