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是20世紀30年代魯迅口中“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是80年代楊義著作里“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她31歲的生命雖然短暫，但以性靈之火熔鑄的作品與傳奇可謂密實而豐富。關于其最后發表的一篇文章，學術史上有四種不同觀點，或認為是《小城三月》（葛浩文），或提出是《馬伯樂》續稿（劉以鬯），或推斷是《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狄），或調和為“《馬伯樂》續稿第九章（也是最后一章）是蕭紅著作中目前所發現最后發表的小說，而《‘九一八’致弟弟書》是最后發表的一篇文章”（葛浩文）。

近日翻閱《柳州日報》，偶然發現一篇署名“蕭紅”的《隨感錄》，未見已經出版的九種《蕭紅全集》、百余種蕭紅傳記類書籍、《蕭紅年譜長編》及其他蕭紅相關研究資料收錄或記載，當為蕭紅重要佚文。此文載于《柳州日報》副刊“學習生活”第二期，出版時間在1941年11月11日。而連載《馬伯樂》續稿第九章最后部分的《時代批評》第4卷第82期的出版時間是1941年11月1日。這就提供了關于蕭紅“最后發表的一篇文章”這一問題的新可能。

《隨感錄》分三則，依次題為《“男女之間”》《陷阱》《愚問》，僅600余字，先照錄如次：

隨感錄

蕭紅

一、“男女之間”

最近參觀一間學校，看見一個教室的一書桌截分了二截。詢問之后才知道那張書桌原來是男女共用的，因為女的感到“男女同桌有傷風化！”而男的也有同感，便搬了座位到后面去。這真是“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親”的因襲思想至今仍盤踞在我們青年學生的腦海里。

學校里的男女座位的編排，照例是男的在一堆女的在一堆。遇有單數才不得已把男女編在一起；這些先生們的男女界限的森嚴已經可觀，但料不到有些青年們卻還更“澈底”與“進步”。

我們要求自由平等光明正大的男女關系，反對虛偽的禮教縛束，那些嘴里哼著“男女授受不親”的先生們，暗地里正是三妻四妾的家伙！

二、陷阱

一位大學的朋友告訴我說：“女子最好的職業是圖書館理員，書記之類。”

我說：“為什么呢？”

“因為閑，輕便，最適宜于女子。”

哦！原來如此！

我們的老先生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應做賢妻良母；希特勒之徒說女子要回到廚房去；新式的先生們說女子要找輕便的職業，其實這些都是陷阱。

女子要澈底解放，就要打破一切陷阱，要敢擔負一切工作。由于生理的分別以至于女子不能勝任的工作其實是沒有的。有，就是誤入社會的歷史的陷阱的緣故。

三、愚問

一位大學教授教導他的學生說：“一切哲學思想、理論、文藝都是人類理性和感情的共通的表露，是沒有社會階層性的……但你們不要讀卡爾，高爾基等的作品，因為他們是普羅層思想……”

“先生你不是說思想，文藝沒有社會層的性質的嗎？”學生問。

80多年過去，是日《柳州日報》的字跡雖已不甚清晰，但還是基本可以辨識。值得追問的是，這篇署名“蕭紅”的作品，是出自《生死場》同一作者之手嗎？她何以會出現在《柳州日報》？有沒有其他材料提及呢？

眾所周知，“蕭紅”是張迺瑩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場》時，首次使用的筆名。但民國報刊署名“蕭紅”者有其復雜性，存在著不止一個“蕭紅”。判斷《隨感錄》是“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蕭紅之集外遺珠，需要過硬的理由。這里列舉三個方面。

其一，鮮明的女性意識。新見《隨感錄》三則，前兩則都關乎女性，可見作者對女性問題的關注與敏感，已然隱現著作者的女性身份與女性立場。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第一則《“男女之間”》，還是第二則《陷阱》，都有鮮明的高揚的女性意識。第一則已然把女性的感受放在男性前面，而“我們要求自由平等光明正大的男女關系，反對虛偽的禮教縛束”更是可以視作女性主義的宣言。第二則討論女性的職業，顯然觸及婦女解放的核心問題，而并置從“老先生”到“希特勒之徒”再到“新式的先生們”的諸多冠冕堂皇的說辭，給予“其實這些都是陷阱”的斷語，更是體現了作者難得的清醒與決絕的力量。蕭紅多舛的悲劇人生賦予了她對女性悲劇的深刻體驗和高度敏感，“我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便是做了女人”（石懷池《論蕭紅》），可謂沉痛。

其二，明顯的魯迅影響。蕭紅是魯迅晚年最為青睞的青年女作家。魯迅對蕭紅的激賞與獎掖，蕭紅對魯迅的傳承與懷念，可謂兩代作家之間如父如女的文壇佳話。蕭紅對魯迅及其作品無疑是熟悉的，對魯迅雜文起步階段的《隨感錄》，自然也不例外。從形式與標題看，《隨感錄》三則可以視為對魯迅在《新青年》《語絲》等期刊開創的《隨感錄》書寫的繼承與致意，是魯迅影響的表現與結果。從內容與思想看，不論是第一則的“有傷風化”“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親”，或是第二則的“陷阱”，第三則的“高爾基”“普羅”，都是魯迅作品中多次出現并討論過的關鍵詞，其背后對虛偽禮教的揭示與批判，對婦女解放的分析與思考，對文藝階級性的辯駁與主張，也是一脈相承。從手法與風格看，《隨感錄》三則都是通過揭示諷刺對象的自相矛盾之處，來顯示其虛偽、陰險和荒誕可笑。這正是雜文之“投槍”“匕首”般的“魯迅風”。

其三，相似的語言風格。反復品讀這篇《隨感錄》，總覺得其語言之簡潔，對話之簡練，分句之簡短，都有與閱讀蕭紅其他文字非常接近的“味道”，呈現出相似的語言風格。第一則的“照例”，是蕭紅散文中的常用詞之一，在《三個無聊人》《孤獨的生活》《回憶魯迅先生》等文章中都有使用，如“照例是這樣”“照例買的面包和火腿”等。第二則末尾的“緣故”，也是蕭紅作品中的一個高頻詞。有時和“因為”搭配出現，有時是與《陷阱》一樣的單獨出現，如《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的“是老廚子的鼻頭流著清水的緣故”，《我之讀世界語》的“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緣故”等。第三則以近乎笑話的方式，通過簡單的師生對話，表達對“大學教授”的譏諷，揭示其自相矛盾與荒謬之處，也與小說《馬伯樂》的“笑話”情節非常相似。

至于《隨感錄》何以會出現在《柳州日報》，則可能和時任《柳州日報》總主筆姜慶湘有關。《現代作家駱賓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多處提及姜慶湘，如“1940年底，駱賓基抵達桂林，幾位浙東時期的友人——聶紺弩、石聯星以及姜慶湘、王鏞镕夫婦聞訊相迎”等。《駱賓基小說選》之《后記》提及的“我遂應中山大學的友人姜慶湘教授約會去廣東坪石了”，可以坐實姜慶湘確系駱賓基之“舊雨”；而“在九龍樂道蕭紅先生病榻前”的交流，則提供了得到蕭紅文稿可能。另外，端木蕻良與姜慶湘也是朋友。端木晚年與友人書信中仍對姜有掛念和期待：“我病仍不好，姜慶湘久未通訊，晚年能相見，當為一大快事”（1978年致劉承思）。因此，暫居香港的蕭紅之《隨想錄》，經身邊友人之手，來到姜慶湘的案頭，被編入《柳州日報》，應是合乎邏輯的推想。

令人欽佩的是，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柳州日報》收錄有鄧冠濂執筆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柳州日報〉的活動》，就已明確提到“副刊還刊登了一些作家的文章，如黃藥眠《論詩的創作》、蕭紅《隨感錄》等”。遺憾的是，如此重要信息，30多年來仿佛沒能得到蕭紅研究界的應有關注，沒能順藤摸瓜，找到這篇為蕭紅“最后發表的一篇文章”問題提供新可能的文章。

蕭紅《隨感錄》的創作時間，從“最近參觀一間學校”看，當在1941年8月再次住進瑪麗醫院之后。此文在80多年后重新浮出水面，作為“新史料”出現在學術界面前，無疑提出了新問題，也產生了新的研究空間，其重要的史料意義和研究價值毋庸置疑。如若“可能”不能排除，甚至得到進一步確證，則不僅豐富了蕭紅文學作品創作類型，以此前不為人知的三則短文填補了蕭紅雜文創作的“空白”，而且是作者高揚的女性意識的集中體現，是蕭紅在魯迅逝世之后學習魯迅、致意魯迅的又一創作。

（作者系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