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是一位非常全面的學者和評論家。就評論而言，他涉及的領域就有小說、散文、戲劇、電影以及北京的民間文化等；在學術領域，他曾出版了《梁啟超傳》《張恨水傳》等。因此，在北京文化界，解璽璋大名鼎鼎。很多著名導演、作家特別是劇作家，有了作品都希望解璽璋給看看。璽璋熱情，一般情況下他是不會拒絕的。但他有自己的原則：必須遵循自己真實的體會。璽璋曾講，一位著名劇作家和他說能不能給說幾句好話？璽璋毫不客氣地說：“晚了，已經罵完了。”雖然是玩笑話，但從中可以看出璽璋的秉性和對待文藝批評的態度，他不是那種隨意說好話的評論家。我的意思是，不止璽璋的興趣或涉及的專業領域寬廣，更重要的，他是一個多少有些風骨的評論家。

解璽璋新近出版了一部著作《隱藏的文脈——北京書院述微》。在我看來，這是最能代表解璽璋學術水準和學養的一部著作，這是一部發現邊緣和重新闡釋歷史的著作。這部著作我想大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評價。

首先，是獨到的學術眼光。我們知道，北京的文化非常豐富，皇家文化有故宮，官學有國子監，市民文化有天橋，地方文化有胡同，名家文化有會館等，但北京也有士子或士大夫文化，這個文化的表意符號就是書院。北京的書院遠沒有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以及嵩陽書院四大書院名動天下的影響力，但北京畢竟也有書院文化，這種文化一直沒有引起學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因此，它是一個非常邊緣化，甚至被埋沒的一種文化。解璽璋意識到了這種狀況是有問題的，因此他用“隱藏的文脈”表達了他的隱憂，以及使其重現天日的強烈愿望。可以說這是一種文化使命感使然。

其次，是這本書的學術性。談這本書的學術性，其實更是這本書寫作的艱巨性。說它艱巨，首先是資料方面的稀缺。關于北京書院的文字記述極其少見，現在見到的也就是趙連穩的《北京書院史》等極少的著述。因此，資料的稀缺是書寫這一文脈最大的難題，書中提到的各種典籍大概有數百種。也就是說，解璽璋是通過閱讀大量典籍文獻，按圖索驥，一點點積累，將北京各大書院的歷史狀況連綴和呈現出來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巨大的學術耐心，這本書的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據作者自己講，除了望風捕影地尋找各種書籍外，還要到各書院的遺址實地勘察，盡管北京書院的遺址所剩無幾。

第三點，是對書院和典籍的考據。考據最能體現作者學術水準和準備是否扎實。這方面的工作大約有兩點。一是對北京書院總體的把握，也就是要大體知道北京有多少書院。該書寫了十四個書院。我們不知道作者是否窮盡了北京書院，但這十四個書院在北京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二是更要功夫的考據，比如他談到北京最早的書院竇氏書院，稱其“創建于唐末五代”，但北京書院實實在在的起點，則是元代的“太極書院”，是北京城里的第一所書院。北方知有程朱理學是從江漢先生（趙復）講學太極書院開始的。這種知識性的考據，大有北京書院列傳的寫法。具體的比如明代大儒顧炎武在《昌平山水記》中寫道：“而東山口內二里景陵果園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數十圍，中空，可容十人坐，相傳為燕山竇氏莊。自陵木盡而槐亦伐也。”但作者認為，明末清初，距竇禹鈞生活的五代時期，中間隔著六七百年。顧炎武在昌平一帶實地考察，見過“燕山竇氏莊”的可能性已經很小。這是因為，在他到此一游的二百余年前，此地已被官家選中用于建造陵墓，也就是后來所謂“明十三陵”。無論“燕山竇氏莊”還是那株古槐，“此皆在陵山以內者也”。作者的意思是，“燕山竇氏莊”在明皇陵建造以前就消失了。這樣的考據非常有趣，也有說服力。但顧炎武為什么在《昌平山水記》中那樣言之鑿鑿，書中沒了下文，我略感遺憾。

第四點，是這部書的可讀性。我們知道，學術著作最大的問題就是因學術而無趣，專門性的學術著作大多有這樣的特點。我們很難說這究竟好不好。學術著作畢竟不是娛樂性作品，它有自己的專業要求，但是專業性不那么嚴格的學術著作，是可以寫出可讀性的。《隱藏的文脈》在這方面有它的特點。比如講“太極書院”時，講到趙復。趙復，字仁甫，德安（今江西德安）人。學者多稱其為江漢先生。1235年蒙古軍攻德安，他被俘，楊惟中釋之，遂隨楊前往今北京地區。楊惟中、姚樞建太極書院，請他講授程朱之學。時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等皆從其學，至此，程朱之學在北方才開始廣為傳布。趙復曾作《傳道圖》《伊洛發微》《師友圖》等。

趙復被楊惟中、姚樞解救之時，姚樞覺得他不是一個尋常之人，希望他能隨自己到北方去。但趙復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他的九族親人都在這場戰爭中被殺害了，他正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姚樞擔心他尋短見，把他留在自己的帳中同宿。夜里醒來發現，趙復雖然寢衣還在，人卻不見了。姚樞在戰場的死人堆里搜尋很久，都沒發現他的身影，直到江邊，才看見披頭散發的趙復仰天而號，似乎要投水自盡。姚樞趕緊拉住了他，對他說，就這么死了，有什么意義呢？“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聽了姚樞的勸告，趙復勉強北行。

這樣的文字不僅有人物有情節，而且將當事人的生存環境和內心狀態一覽無余地呈現出來，文人的惺惺相惜也可見一斑，其意義和價值超越了敘述本身。我還要強調的一點是，書的緒論是關于中國書院的一篇宏論、一部簡史，它表明的是作者對書院文化研究的深入。文章梳理了中國書院文化的源流，以及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巨大作用。書院文化是民間文化，和皇家文化以及官學有巨大差異。這一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載體和流播方式。更重要的是，書院作為文化遺產，對其歷史價值的闡釋并沒有終結。解璽璋對書院的歷史地位和價值的重新闡釋，特別是其與官學的差異、重合以及妥協等的理解，非常具有現代意識。這個現代意識激活了書院的傳統，對理解古代士人和現代知識分子，都大有裨益。

（作者為北京評論家協會原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