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時有很多專家學者并無學歷與學術背景，而是憑借興趣自學和時間的累積，終成一代名師。比如錢穆、沈從文、金克木等，他們不僅沒上過大學，甚至連中學也沒讀完，但他們都站在了中國頂尖學府的講臺上。多年前，我曾與故宮博物院的羅隨祖先生聊起他的父親、著名文字學家羅福頤先生，我問：“福老似乎沒上過大學吧？”不料隨祖先生笑著答道：“大學？我父親連小學的校門都沒進過！”當然，羅福頤是羅振玉的幼子，家庭條件不一般，他幼年即隨父親和王國維僑居日本，十三歲回國后一直陪伴在父親左右，往來皆鴻儒；這得天獨厚的環境，大概是今天的博士研究生也無法比擬的。這類自學成才且能取得相當成就的人，應該以人文學科為多，如果在土木工程專業，至多是“三腳貓”；如果在醫學專業，大概率是聲名不佳的“江湖郎中”了。像華羅庚這種只有初中學歷卻成為大數學家的人，鳳毛麟角。

至于文博、考古這類專業，自學成才的人就更多了。1922年，北京大學在國學門下設立考古學研究室，由馬衡出任首任研究室主任，這是中國乃至東亞最早的專門研究考古學的機構。馬衡、羅振玉等學者，都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人物；人們不是常說“第一位大學老師一定沒上過大學”嗎？盡管馬衡中過秀才、讀過南洋公學，但他金石考古等方面的知識，全是自學的。再比如本文要談的著名文博學家、書畫鑒定大師楊仁愷先生，也是一位高中都沒讀完、憑借興趣自學成才的專家。有人曾問他的學歷，他笑稱自己是從“北京琉璃廠大學”畢業的。

楊仁愷年輕時當過老師，不到二十歲就在成都群覺女子中學教語文和歷史，他還做過印刷廠的出版校對工作。由于喜歡歷史和書畫，為此刻苦鉆研，二十多歲的他在教書之余兼任重慶《文物》雜志的顧問，就此與文物結緣。不過讓他有實質性提升的，還是和前輩學人的交往經歷。抗戰時期，一大批文學藝術界的知名人士聚集于大后方重慶，同在重慶的青年楊仁愷，得以有機會結識郭沫若、徐悲鴻、沈尹默、謝無量、馬衡、老舍等先生，這是何等的福氣？與前輩學人近距離接觸，是最佳的學習機會，每每回憶起那些難忘的歲月，楊仁愷感慨良多，真可謂深獲其益?；蛟S正是這段經歷，促使他走上了文博之路。

因為重慶時期的交往，楊仁愷與郭沫若一直保持聯系，連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寫書法，也讓楊仁愷幫忙找些資料和字帖。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推薦楊仁愷到國家文物局工作，不料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先期錄用了徐邦達，所以楊仁愷改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下文簡稱東北文化部）文物處任研究員。說來又是機緣巧合，正因為到了東北文化部，他才遇見《清明上河圖》，成就了一生都繞不過去的功業。

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東北文化部對庫存書畫進行鑒定、整理，其中包括一批當年被溥儀夾帶出宮的稀世珍寶。據楊仁愷事后回憶，誰都不知道《清明上河圖》藏在里面，連溥儀自己也搞不清楚。張擇端繪制的《清明上河圖》自北宋以后就失傳了，幾百年來，雖然文獻記載眾多、坊間摹本無數，“假作真時真亦假”，其真面目反而成了一個謎。楊仁愷在鑒定這批書畫時，見有兩幅明代蘇州造的仿品被當成真跡，真正的原作卻被閑置一旁，而他看后眼前一亮，自覺有戲，又將其與宋代筆記《東京夢華錄》中所述的細節一一比對，完全吻合，由此發現了這幅消失八百多年的曠世名作。就這樣，楊仁愷的名字也和《清明上河圖》一樣，可以載入史冊了。

很多年以前，經朋友介紹，我獲藏楊仁愷先生的一頁短札，墨筆寫在遼寧省博物館的箋紙上，受信者是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館長；其時，楊先生正在遼寧省博物館副館長的任上，所以這是南、北兩大博物館館長的通函，我覺得很有意思。再者，楊先生的字既有法度，又自然灑脫、不染俗塵，是典型的文人學者字，這是我喜歡它的另一個理由。雖然楊先生自謂“缺乏臨池功夫，淺嘗輒止，始終徘徊于書苑的門限之外”，這不過是老輩學人的自謙之辭，在擺脫與純粹書家一爭高下的俗念的同時，放低自己的身段，如此反而愈顯高格。楊先生是書畫鑒定的“國眼”，所見之廣、眼界之高，非尋常之輩可以相提并論，所以他筆下自有一種清氣和書卷氣。古人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指的是作文，但我想如果用到作書上，或許也能說得通。書家王蘧常曾評價楊先生的書法：“先生于書，初嗜蘇長公，喜《西樓帖》，后上及《石門頌》《龍門二十品》，復合漢碑、晉帖為一冶，凡數十年，所造益雄奇?！睏钕壬霭孢^一本書法集《沐雨樓翰墨留真》，據說他也能寫篆書和隸書，可惜我未能賞讀為憾。不過他最擅長的，還是行草書；寫得最漂亮的，還是他的題跋和尺牘書法，就從這頁短札來看，確實存有一點蘇字之風，頗可玩味。

承源同志左右：

拜讀尊作，啟發殊深。遼博四十周年館慶文集，增輝多矣。

尤為難得者，尊稿于百忙中撰成，觀點超越前人，洛陽必將紙貴。作為第一位讀者，幸何如也。顓頌著祺！闔府迪吉！

仁愷頓首 九月十八日

這封信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即遼寧省博物館建館四十周年前夕，籌備出館慶文集的時候；落款是“九月十八日”，可知確切時間為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從內容上看，楊先生為籌備館慶文集向馬承源館長約稿，馬館長“交卷”后楊先生寫信致謝，贊賞有加。信中如“觀點超越前人，洛陽必將紙貴”云云，應屬尺牘中夸獎對方之慣用套語，作為受信者一方，是當不得真的。

不過，既然楊先生如此欣賞，我就很想知道馬館長究竟寫了什么文章，遺憾的是信中未作注明。我查閱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馬承源文博論集》（2007年12月版），寫于那段時期的論文有幾篇，其中發表于《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第1期）的萬余字論文《從剛卯到玉琮的探索——兼論紅山文化玉器對良渚文化玉器的影響》可能性最大。當然，這只是猜測，要找到遼寧省博物館建館四十周年的館慶文集，才能最終確定。承蒙上海博物館的好友榮毅兄輾轉費神，為我找到那期《遼海文物學刊》，果不其然，這期學刊的副標題正是“遼寧省博物館建館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馬館長將引起“洛陽紙貴”的大作赫然在列，除此之外，還有傅振倫、謝稚柳、饒宗頤、汪慶正等眾多文博專家的大作。我將馬館長的論文粗略地拜讀一過，對剛卯、玉琮的研究，我等畢竟外行，似懂非懂，隔行隔山，很難完全領略文章的妙處。

楊先生與上海博物館有很深的淵源，早在徐森玉擔任館長時就有交往，和謝稚柳以及后來的馬承源、汪慶正，都有較多往還。楊先生年長馬承源十多歲，2004年9月，馬承源先行離世，楊先生不顧九十高齡，專門寫了紀念文章，可見兩人的交情之深。

許多人都知道，楊仁愷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的成員，這個1983年8月31日在北京成立的鑒定組只有七人，均為當時頂尖的書畫鑒定大家，他們是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鑒定組歷時八載，行程數萬里，對二百多個文博單位及部分私人收藏的古代書畫進行巡回鑒定，共過目書畫作品八萬余件，終于摸清了中國大陸保存的古代書畫的基本家底。楊仁愷所得“國眼”之稱號，或許就與此有關。

當然，楊仁愷搶救的書畫還有很多，晚年他專門寫了《國寶沉浮錄》《沐雨樓書畫論稿》等，記述自己幾十年來在書畫鑒定上的心得體會。我覺得他最傳奇的經歷不在八十年代，而在1962年他發現米芾《苕溪詩卷》的故事。

每次到北京，楊仁愷總會去琉璃廠轉轉，那時他也舍不得住旅館，大都下榻榮寶齋，他是榮寶齋的座上賓。一天，楊仁愷正在榮寶齋的后院午休，有位外地的年輕人背著一個裝滿破紙片的布包袱，來榮寶齋求售。店員打開一看，全是破損的書畫殘紙，吃不準是不是好東西，趕忙跑來請楊仁愷“掌眼”。楊仁愷出來一看，大吃一驚，那包破紙片里竟然有北宋大書畫家米芾的《苕溪詩卷》，這可是國寶級的珍品；雖然殘破得厲害，但他花了一上午仔細拼接，終于拼出一個長卷，僅僅缺了五個字。楊仁愷非常高興，問年輕人要賣多少錢？那人開價一千六百元。就這樣，舉世之珍的米芾墨跡，以這個價格成交了！

后來，在剩余的殘片中，楊仁愷又拼出好多幅書畫，雖不如米芾的墨跡有名，也都是珍品。他覺得給一千六百元實在是太少了，就讓榮寶齋再送三千元過去，不料那位年輕人沒留真地址，錢無法送出……

二十多年前，曾有人開玩笑地請楊仁愷評估，這幅《苕溪詩卷》眼下價值幾何？楊仁愷說：“應當值一億六千萬！”其實這就是說說罷了，因為能出一億六千萬的買家或許能找出好幾個，但《苕溪詩卷》卻是獨一無二的。所謂“無價之寶”，無法用金錢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