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難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難覓。”我今年92歲，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與發稼相識，算起來也有40多年了。我倆不僅興趣、愛好相投，而且性格、脾氣、秉性，彼此也都十分了解。發稼是我的摯友，我的好兄弟，可以說，他就是我這一生中難覓的知己、知音。

2010年，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年會在上海舉行期間，作者（右）與樊發稼（左）合影

我與發稼結緣從《少年文藝》開始，它創刊于1953年，那時，我倆都是在大學讀書的學生。大學時代，我就愛好兒童文學，記得寫的第一首兒童詩《金達莉》，就是在該刊發表的。而相隔不久發稼發表的《我們是一群年輕的初中畢業生》，據他后來說，也是自己寫的第一首兒童詩。從那以后，我倆對彼此的名字就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又回到《少年文藝》擔任詩歌編輯，他則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兒童文學研究，我們才真正建立了聯系。開始，我和發稼的聯系，大多是信件的來往，在信中談各自的經歷、創作和思考的問題，彼此才漸漸熟悉起來。我知道他對自己發表處女作的《少年文藝》很有感情，即按月寄贈新出版的刊物給他，而他也回贈由文學研究所主管、出版的刊物《詩探索》給我。直到有一次，大約在1981年的秋天，發稼回崇明探親，我邀請他返京的時候來我家做客。這時，我倆才第一次見面。

那天，他來我家的時候，還帶了家鄉的土特產崇明米糕，以及自家種植的俗稱蘆粟，即甜高粱，也叫“二代甘蔗”。而在當時我與親友往來中，饋贈的都是從商店購買的各式糖果、糕點，從沒收到過這樣的禮品。由此看出，發稼質樸、忠厚，也不矯情、做作。這份禮物，給我一種特殊的驚喜和親切感。直到今天，每每想起來，似乎口中仍留有余香，又甜又糯。

我也曾向發稼約稿，希望他將近作給刊物發表。也許他那時一心撲在兒童文學的研究上，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沒經我發過他的兒童詩。反倒是在發稼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兒童文學部分的時候，他竟想到了我，約我寫約兩千字關于賀宜的條目。我珍惜他這次的約稿，可是，正值我愛人因抑郁癥住院，我必須在醫院陪護。盡管《少年文藝》主編任大霖破例讓我帶了稿件在醫院辦公，附帶照顧病人，然而我對在這特殊條件下的寫作成果并不滿意，卻又沒法查找資料將它寫好，遂不得不求助賀宜，最后經他詳細修改才得以完成。這份珍貴的原稿，我已與其它書籍、資料一并捐贈給了浦東圖書館兒童文學基地。

上世紀80年代是我國兒童文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全國性的各種創作和研討會議特別多。我與發稼都是許多會議的親歷者，因此，我倆見面的機會也多起來。特別使我難忘的是1982年7月《兒童文學》在煙臺召開“全國兒童詩創作座談會”。這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兒童詩研討會，王一地、金近、金波、圣野、張繼樓等兒童詩人都參加了，主要是探討兒童詩創作問題，以促進兒童詩創作的繁榮和發展。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特點是暢所欲言，敢于批評、爭論。發稼與我不同，他顯得沉穩、內斂，輕易不表示態度，表現得寬容、大度。在這次會議上，我和發稼曾一度出現分歧。不過，我和發稼性格上的差異，以及處世方式上的不同，并沒有影響我倆的感情。

任溶溶曾在電話中溫和地批評過我：“古人說：做人要內方外圓，你是內方外也方。內方是好的，應該有自己的看法；外圓并不是圓滑，而是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什么事可以溝通、商量，即使你是對的，這樣做，別人也樂于接受。”從我工作開始就與任溶溶做同事，他非常了解我，時時提醒我“不要得罪人”，然而我本性難改。就是這樣一個人，竟然與發稼相處這么多年，而且感情越來越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這與發稼的待人處世有很大關系。

發稼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兒童文學界的朋友，上至各級領導，下至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文學愛好者，大家提到發稼，沒有人不夸他好的。發稼待人熱情、真誠，樂于助人，不少人都受過他的恩澤，從心底里崇敬他。對此，我更有深切的感受。

1986年，我利用母親的舊居，創辦了第一個作家沙龍“泉舍”，開展各項文學活動，包括作品研討、作家聚會，甚至為外地來滬的作家提供食宿。依我的經濟條件，全靠工資、稿費，很難應付日常開支。發稼知道以后，第一個寫信給我，表示給予經濟上的支持。我了解他并不富裕，所以被我婉言謝絕，可他一再與我商量，最后決定臨時借給我一筆錢，以應急需，才解決了我當時的窘迫。發稼待人如此慷慨，他自己卻是我的朋友中最節儉的一個人。他的衣著很樸素，出席會議或參加重大活動，總穿著那套深色的舊西服，一雙普通的皮鞋，似乎沒見他添置新的。他在北京生活，平時外出很少叫出租車，有時開會可以報銷，他也不怕麻煩，硬是要擠公交車。

前面寫了我與發稼結識的經過，以及對他的生活、為人處世的印象。但更想說的還有兩件事，一是從他開設博客得到的啟示，學習他每天敲打點文字，從擱筆很久又開始練筆，并寫出了幾本新作。另一是退休以后，我創辦《作文大世界》，請發稼擔任編委，他為我的這份事業竭盡全力，作出令我感動的奉獻。

發稼自2011年8月開設“樊發稼博客”，到2017年1月，他每天都在寫，6年5個月至少寫了2500篇各類文章。這些文章無論針砭時弊，仗義執言，干預生活，都寫得言簡意賅，文筆越發老練，時而犀利，時而溫和，時而嚴肅，時而調侃，寫來得心應手，令我十分敬佩。這些“博文”成了我每天必讀的范文、學習的教材。我決心向發稼學習，自2013年7月也開設了“刺猬詩人的博客”，作為一種練筆。在我寫博客過程中，發稼始終給我鼓勵，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動力。最初，他讀了我的小林系列童話，即寫了《為刺猬喝彩》，又將這些童話取名為《錦囊“妙”計》，編入“兒童文學名家名作美繪本”。我在博客中寫的短詩計有85首，匯編成《給孩子們的詩》，發稼還為此書作序。這兩本書也許是我留給孩子們的禮物，而它們卻是在發稼的幫助下一起完成的。睹物思情，每當我看到自己的這兩本書，就會想起發稼。如果不是他，我又怎會像他那樣寫下去，又怎會完成這兩本書的創作呢？它們凝結了我和發稼的感情，是我倆深厚友情的見證。

2000年初，我主編的《作文大世界》創刊，這份刊物更拉近了我和發稼的距離。《作文大世界》定位于由作家來指導學生寫作。發稼從一開始就十分贊賞這份刊物，撰寫了《后來居上，卓爾不群》的推薦文章。他為刊物寫指導性文章，提供示范性的童年散文，點評大量學生習作。還在他的博客上，不時選載《作文大世界》各類文章、活動報道、刊物目錄，不遺余力地為刊物宣傳、推廣。他的博客幾乎成了《作文大世界》的“公眾號”。辦刊物是一件難事，像這樣一份民辦刊物，自籌資金，自辦發行，更是難上加難。發稼多次提出不要支付他稿酬，但既辦刊物又怎能不付稿酬呢？雖然我沒有采納，但心存感激，感謝發稼和眾多朋友對刊物的厚愛和支持。2016年8月，《作文大世界》問世16年后終于停刊。最后一期，我沒有寫停刊啟事，而在扉頁上錄了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中的詩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這期刊物也沒贈送朋友，但發稼幾次說他沒收刊。直到最后一次來上海，還是向我要了一本，可見他對刊物的感情多么深厚。

另外，有兩次重大的活動頗值得一提。一次是我以《作文大世界》的名義，為發稼舉辦“慶祝樊發稼七十誕辰暨兒童文學創作五十周年”活動；另一次是我籌辦的在海洋賓館與上海作家們的聚會。2005年5月26日，時任安徽省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劉先平在合肥為發稼舉辦了“慶祝樊發稼兒童文學創作50周年”。我參加了這次活動，時隔兩年多，發稼還在給我的短信中提到：“那次你不辭辛勞，自費專程趕去祝賀，眷眷兄弟情誼，永銘心中！”因在此次活動的報道中有“《作文大世界》主編劉崇善專程由上海趕到會場，帶來了上海市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的賀信”，我開玩笑地對發稼說：“那次我也沒有白去，這是在為《作文大世界》做‘免費廣告’啊！”2006年2月20日，發稼再次來上海，這次他準備宴請上海的作家朋友。這年恰好是發稼70虛歲，我遂想趁此為發稼祝壽。遂于2月21日在淮海路南鷹賓館舉辦了“慶祝樊發稼先生七十誕辰暨兒童文學創作五十周年”。到場的作家有樊發稼、任溶溶、圣野、任大星、孫毅、張秋生、汪習麟、陸梅、殷健靈、郁雨君、任哥舒、程逸汝、章大鴻、劉崇善和發稼的家屬。2014年4月3日，發稼與上海作家再次聚會，除前次參加慶祝活動的部分作家以外，還有張錦江、簡平、周基亭、郁雨君、劉保法、黃亦波等參加了這次聚會。聚會定在提籃橋遠洋賓館旋轉餐廳，大家一邊欣賞黃浦江燈光璀璨的夜景，一邊把酒言歡，其樂融融。

發稼最后一次來上海是在2018年10月，不過他并非是前來與上海朋友們最后告別，而是他特地前來探親的。發稼自小體弱多病、多愁善感，還記得多年以前，他在墓地祭奠母親的時候，曾聲淚俱下地說：“姆媽，這是我最后一次來看您了……”那時，我和汪習麟都將此話當作笑談，即使這一次見面，我倆依然與他相約，下次在五星級賓館接待他。他也意外地允諾了。哪知，這次見面倒是真正的最后一次，發稼就這樣不辭而別，悄無聲息地走了。

凡夫說：“發稼，一位難得的好人。可惜走早了。”許多他生前的好友都很懷念他。人間自有真情在。發稼走后，金波第一個寫了懷念文章，隨后，我又讀到束沛德、高洪波、張曉楠、蕭袤、張菱兒、安若水、劉希濤等人的文章。但我始終沒有寫片言只語，心里總有一種愧疚之感。在發稼逝世四周年之際，我寫出這篇懷念文章，借此告慰我的摯友、我的知己、我的兄弟。

（作者系兒童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