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劉霄的長篇小說《白牛》，是一次十分新奇的接受體驗。其有如神來之思的創意和穎異超卓的想象力，是對當下小說創作的一次新的沖擊、新的展拓。

《白牛》可歸類為動物小說，是以動物為主人公、講述動物生活、表現動物命運的虛構作品。小說第一人稱主人公2號，是一頭夏洛萊牛，全書敘事以2號的視角回望、展開和結束。以動物為第一人稱主人公，這在動物小說創作領域中雖不常見但文學史上早已有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1867年～1916）1905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我是貓》，即是以一位教師家的貓為第一人稱主人公，以這只擬人化的貓主人公的視角來觀察人類社會與人性。《我是貓》雖然也對動物之間即貓世界的生活有所涉及，但這并不是其重點所在，因此與其關于人類社會與人性的描寫和批判相較，關于動物生活的敘事部分，并無足夠的深入。《白牛》則首先是一部扎扎實實的動物小說，它對動物（夏洛萊牛）的生活、情感和命運，有十分細致的觀察、揣摩與描述。誠然，這是一場想象力的馳騁與翱翔，但其間需要強烈的自我的代入與共情。小說中的主人公2號，50年前的1973年，從法國索恩-盧瓦爾省夏洛萊地區的農場被選送到中國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小說濃墨重彩地描寫了2號在故鄉無憂無慮的歡樂的少年生活：“一群和我年齡相仿的小伙伴正在寬闊平坦的草坪上急速奔跑著，像參加一場沒有指揮、沒有裁判、沒有規則的自由短跑比賽。這樣的娛樂項目在這里經常上演，有時一天會重復好幾次，但大家都樂此不疲，幾乎能達到‘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效果。在那個精力過剩、情竇未開的年齡段，奔跑成了釋放體內洪荒之力的最佳方式，無論是一頭公牛犢，還是一頭母牛犢。”作品也濃情深意地表現了2號被送往中國時與父母“生離”其實也是“死別”的驚心動魄、撕心裂肺的場面：在2號和父母的種種反抗與拖延均無效之后，2號走上卡車，“卡車發動了引擎，向前駛去，我再也沒有忍住，將頭扭了回來。我知道，這是我最后一眼看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這也是我最后一眼看我至親至愛的雙親。如果我錯過了這一眼，此生有可能再也沒有下一眼。父親和母親一路小跑著追趕卡車，他們笨重的身軀顯得非常吃力，‘兒啊，保重身體，我們很快就會去看你。’母親邊喘著粗氣邊向我呼喊。父親默默地向前跑著，沒有說話，像在陪伴著母親一樣奔跑，怕母親一個人在奔跑的路上孤獨。”小說還十分令人動容地敘寫了2號和1號只能克制隱忍、有愛無性的愛情。動物小說是想象力飛揚的天地，但也同樣需要真實感，這種跨越人與動物邊界的寫作，要求作者深入的移情體驗與共情思考。牛也是與人相伴的動物，人對牛比對虎豹等動物要了解和熟悉得多，這種了解和熟悉為以牛為表現對象的動物小說的寫作提供了一種邏輯，《白牛》的創作在充分放飛想象力的同時，顯然也遵循著這一邏輯構思故事、組織情節和塑造形象，因此能夠喚起讀者感同身受的共鳴。

《白牛》又不止是一部動物小說，它還是一部講述歷史的小說。2號來到中國至今已50年，它和內蒙古草原人民一起經歷和體驗了半個世紀的歷史。2號和她的同伴們來到中國，是命運的偶然性，亦是歷史的必然性。1973年9月，應中國政府邀請，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中國。蓬皮杜是第一位訪華的西歐國家元首，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全程陪同，并將山西大同工匠精心打造的雕有“九龍奮月”圖案的銅火鍋作為國禮贈送給蓬皮杜。同年10月，蓬皮杜回贈周恩來總理50頭夏洛萊牛，其中十七頭被送到內蒙古培育。《白牛》以此歷史事件為背景，展現了敘說歷史的宏圖。小說中的2號因為參加法國全國性種畜大賽獲得第三名，所以作為50頭夏洛萊牛之一被選送到中國。2號不再只是一頭普通的、生物學和動物學意義的牛，而且是一個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是一頭“國家牛”“政治牛”和“文化牛”。這是《白牛》這部小說敘事的立意重心。作為寶貴的種牛，2號和同伴們的到來，使內蒙古西烏珠穆沁旗和錫林郭勒盟獲得了先進的凍精和冷配技術，使中國獲得了五萬八千頭純種的夏洛萊牛后代，并形成了獨特品種的本土化改良牛群體——烏珠穆沁白牛。2號也見證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打倒四人幫”“草畜雙承包”生產責任制、國營牧場的改制、通信技術的發展等歷史事件和歷史變遷，目睹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等標語所標志的治國理念的落實，還看到了“內蒙古的五大任務”的提出和貫徹……這些標語和理念，“濃縮了時代”，也凝結著歷史。《白牛》的寫作不僅著眼于白牛們作為動物吃喝拉撒的日常時間，更著眼于它們與人類生活聯系在一起的歷史時間，通過對歷史時間的觀照和把握，使小說具有歷史的質感與重量。

《白牛》則是一部“突破尺度”之作。2號和同伴1號，被作者賦予超能力，像人類的智者一樣通天徹地，生活哲理頭頭是道，古今詩詞倒背如流。作者如此大膽地塑造動物形象，是為了實現述說歷史的意圖，《白牛》成為一部半個世紀內蒙古草原發展變遷史的文學呈現，而它的獨到的敘事方式，包括對歷史的是是非非的評判，便是采取動物的視角。關于這一視角的價值，小說借1號和2號的對話予以揭示：“咱們這是牛眼看世界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就是那些擁有雪亮眼睛的群眾，盡管我們是一頭牛。”“還有一句話叫‘旁觀者清’。我們就是那些看得很清的旁觀者，盡管我們還是一頭牛。”這幾段牛的“對話”，即是人的對話，是人對動物進行換位思考，是對草原治理理念、政策是否符合草原實際，是否有利于草原生產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發揮牧業優勢、發展生態牧業等等的一個新異角度的觀察。而小說中“牛的視角”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還作出了對某些時期決策的評判，如關于夏洛萊牛所屬的達青寶拉格牧場改制，2號和同伴們從國營牛變成了個體牛，2號認為這一改制“對純種夏洛萊牛的繁衍以及夏洛萊牛與本地牛的改良工作沖擊之大，是有目共睹且無可爭議的”。對歷史的直言，使《白牛》獲得了一種勇于擔當的文學品格。

《白牛》的歷史敘述的意義，不僅是對內蒙古草原半個世紀發展歷程的回眸與梳理，還是關于中法關系和中法友誼的珍貴記憶和存照。小說對這一意義也進行了充分的開掘，2號和同伴們乘著從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前往中國上海的飛機，念著故鄉的父母，想著無法自己把握的命運，不禁傷心欲絕。接著，2號也想起了從故鄉動身前農場主人與那三個來接它的陌生人的談話：“他們說，我是肩負著法中兩國友誼的使命出發的，要做一頭有家國情懷的牛，怎么能計較個人得失呢？”而1號在臨終前感言：“日久生情，我早已把中國當成了自己的家。我覺得，我就是中國的一頭牛。當然了，我們最初是肩負著法中友誼的使命來到這里的。我們終究不辱使命，完成了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中法友誼將會地久天長。”誠然，在人類的常識中，一頭牛是絕無可能有這樣的思想和認識的，但小說中2號和1號的這些“思索”和“話語”，提醒著讀者在國際風云激烈動蕩、中國和西方合作又競爭的今天，保留這一段感人肺腑的記憶，體會這些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大地的夏洛萊牛，為中法友誼作出的貢獻與付出的代價，從而更深刻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領悟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和諧共生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