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在北京與講學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羅素、勃拉克、蔣百里。后排右起：孫伏園、王賡、趙元任、瞿世英。照片由作者提供

趙元任南下上海迎羅素

伯特蘭·羅素是20世紀聲譽卓著、影響深遠的英國哲學家、思想家。他一生研究的領域涉及哲學、數學、科學、倫理、社會、教育、歷史、宗教、政治等，其中在數學、邏輯研究以及人文科學上尤有建樹，其研究成果已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寶貴財富。1920年秋，羅素應梁啟超、張東蓀邀請，來中國進行學術巡回演講。這也成為五四時期影響中國知識界的一件大事。為迎接這位重量級大師來華巡講，邀請方為他物色了一位堪稱不二之選的翻譯，他就是當時正在清華任教、不滿三十歲的趙元任。趙元任也是當年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并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中最年輕的導師。

當時來華講學的還有美國教育學家、哲學家杜威，他的翻譯是胡適。為了請杜威、羅素這些大師來中國講學，邀請方還組織了一個講學社。負責他們演講事宜的講學社負責人蔣百里，經咨詢蔡元培、丁文江、秦景陽和陶履恭等人意見后，與時任清華校長的金邦正商量，以講學社的名義“借”趙元任一年，做羅素的隨行翻譯。于是趙元任便推薦朋友王賡，接下自己暫別清華期間的授課任務，并把他在清華上的心理、物理兩門課講義大綱交給王賡。

1920年10月12日，趙元任到達上海。翌日上午，黃浦江上薄霧蒙蒙，江面上不時有帆船穿行，趙元任一眼就看到了停泊在碼頭上羅素乘坐的那艘“波謅”（Porthos）號輪。上海是羅素在中國巡回演講的第一站。趙元任后來在日記中寫道：“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惟看起來比我想象的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由于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結識他。”請趙元任擔任羅素的隨行翻譯，梁啟超他們是考慮了各種因素后才確定的，其中之一即如后來成為趙元任妻子的楊步偉所說：“因為元任的博士論文是數學的哲學，正對他的題目。”要勝任羅素的翻譯，首先必須兼通數學和現代物理。

趙元任是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的留學生，與同期考上的胡適等人一起赴美求學，那年他18歲。趙元任后來回憶道：“我在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畢業，然后在研究院讀一年，后轉入哈佛大學，于1918年修畢哲學博士學位。”繼哈佛大學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學和柏克萊大學多方涉獵”，直至1919年康奈爾大學召他回校，擔任物理講師。在此期間，趙元任對羅素的思想已有了解，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記中，趙元任就提到，羅素的《哲學論文集》“極符合我的想法”。這些也可以說是趙元任的學術背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趙元任的語言天賦，他除了懂多國語言外，還掌握中國多地方言。盡管斯時趙元任還沒有成為日后的“語言大師”，但作為羅素訪華期間的隨行翻譯，趙元任很快就于不經意間顯露出了其不凡的語言天賦。

在羅素到達上海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邀請方在上海市區和吳淞，分別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歡迎會都是先由邀請方致歡迎詞，然后羅素致答辭，接著是他女友勃拉克（又譯多拉·布萊克）起身講話。這些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是他們每講完一段，趙元任便翻譯一次。趙元任后來回憶說：“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后（為羅素）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演講大綱的時候為然。”當時羅素在華擬有五大演講內容，涉及哲學、物理、心理學、數學、邏輯學、社會學等，范圍很廣，而趙元任的學術背景基本能涵蓋這些領域。另外他掌握本國語言的能力很強，懂不少方言。

在翻譯中體驗“樂趣”

羅素在上海短暫停留后，趙元任即隨其經杭州、南京、長沙，北上去北京，這一路上自然會有許多故事。趙元任說：“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比如到杭州后，他就用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話，并說“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首都，故帶官話語匯”。有的地方方言，趙元任更是現學現用。比如去長沙途中，同船的有曾游學英國七年的湖南人楊端六，趙元任就向他學習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趙元任在長沙為羅素演講擔任翻譯。演講結束后，突然有一個學生走到趙元任面前，好奇地問他是哪里人。趙元任說，當時“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還有讓趙元任覺得有趣的一件事是，湖南督軍譚延闿設宴歡迎羅素，當時趙元任為譚翻譯，楊端六為羅素翻譯。趙元任回憶說：“那晚（出現）月全蝕，羅素在講詞中特別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嚇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可是楊端六只翻譯他（羅素）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蝕的事！”確實，翻譯天狗吞月亮的故事難度實在太大。

也是在那次宴會上，羅素初次見到杜威和他夫人。當杜威夫人得知中國當時初等教育學校太少，如果女孩不與男孩同校，就無處求學，希望湖南能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譚延闿回答說，此事要認真考慮，因為湖南的情況還不成熟。羅素后來在《中國問題》一書中寫道：“那時候，我剛到中國，認為中國是落后的國家，第一次聽到男女同校的建議，頗感驚異，但后來才知道我們所空談的改良，在中國卻能得到實行。”

到了北京，蔣百里在東城遂安伯胡同二號找到一所四合院，安排趙元任和羅素住在一起。羅素和勃拉克住北上房，趙元任睡東廂房，西廂房做書房。趙元任回憶說：“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這不知是否可視為當時國人觀念的日漸開放或是對像羅素這樣的外國名人的寬容。不過對趙元任來說，讓他難忘的是11月5日這天，迎來了讓他仰慕已久的梁啟超到訪。趙元任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個月我們都引頸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很快，羅素在北京大學開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場演講，那天前來聽講的約有1500人。從臺上望下去，人頭攢動，他們多是慕名而來。趙元任在這年11月10日羅素第二場演講后的日記中寫道：“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后才引起聽眾反應。”如趙元任對羅素的研究領域了解不夠，或者他自身知識儲備不足，顯然不可能在為羅素翻譯中，體驗到他所說的“樂趣”。趙元任在日記中還提到，羅素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演講中講到的哲學“老問題”，比如：什么是物質？不足掛齒！什么是心意？無關重要！趙元任說：“我翻譯起來頗覺困難，只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在他看來，“需要大加思考以證明沒有思考”這句話，反倒容易翻譯。趙元任還講過一個故事，那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北京師大演講，也是由趙元任擔任翻譯。勃拉克在演講中提到了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趙元任說：“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聽眾當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后再告訴你’。”

接下來更多的便是與羅素演講有關的一連串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蔣百里創辦、瞿世英任編輯的《羅素月刊》出版，像楊端六一樣作為“羅素贊助人”的傅銅創立“羅素研究組”，等等。當時羅素不知道趙元任正在和后來成為其妻子、當時還是醫生的楊步偉在交往。那天羅素要在北京師大演講，他已經到了，可翻譯趙元任還沒到，他只能在臺上干等著。趙元任后來回憶道：“看到我和女孩子（楊步偉）進來，他（羅素）低聲對我說：‘壞人，壞人！’”從中或許也可看到羅素說話風趣的一面。

羅素在中國的大部分演講都在北京，但也有例外。如1921年3月，距北京三四百里的保定育德中學邀請羅素前去演講，他欣然前往。趙元任說：“盡管羅素思想激烈，在日常習慣上，他卻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禮堂演講，一向堅持脫掉大衣。”結果就是在保定育德中學的這一脫，羅素受了涼。他回到北京后即發起高燒，住進一家德國醫院診治后，還查出左右兩肺均發炎，身體極為虛弱。因為艾瑟大夫輕聲說了句羅素先生的病情“更壞了”，引起虛驚一場。直到4月17日，大夫才宣布，羅素已無危險。5月3日，羅素又開始會客并接受采訪。而此時倫敦的報紙，竟出現羅素在中國病逝的報道。知道這一消息，羅素不由笑道：“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夸大其詞。”事實也確實如此，趙元任回憶道：“他（羅素）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作過若干次演講，并參加幾次盛大宴會。”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聚會，尤其是在此期間，趙元任和楊步偉走進了婚姻殿堂，并請羅素、勃拉克小姐還有英國公使館的班奈特到他們租住屋的屋頂花園小聚。還有一次中國科學社會員聚會，也邀請了羅素、勃拉克和班奈特出席。趙元任回憶道：“我冒昧說那天羅素照的相片極似‘發怒的獨居人’（Mad Hatter），他說不那么妙想天開的比喻也許更為適切。”

應該一提的是，羅素在華演講期間，美國教育學家、哲學家杜威先生也正應邀在華講學，趙元任和羅素、勃拉克一起與杜威多次相見，并出席各種宴會，當然也為他們當翻譯。趙元任曾再次感慨道：“我發現翻譯那些客氣話比翻譯數學的哲學要難得多。為杜威翻譯，有時我不得不自作主張，他的格調極難表達。例如，他提到‘談話、討論及會議’（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幾個中文近乎同義字。”

他指出了一百年前中國存在的問題

羅素訪華十個月間，當時的《時事新報》《民國日報》《晨報》《東方雜志》等報刊陸續登載了他的演講和文章；《新青年》第八卷第二號、第三號，也用主要篇幅介紹他的學說和生平。除了巡講，羅素當然也少不了游歷和考察。作為訪華游歷和考察的成果，羅素離開中國一年后，寫出了《中國問題》一書，這也是羅素唯一一本關于中國的論著。書中記載了他在中國游歷和考察時的點點滴滴：“我記得有一個熱天，我們一行人出游，坐轎登山。山道崎嶇難行，轎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們休息十分鐘，讓轎夫也可休息一會兒。他們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煙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間萬事都已了無牽掛。如果在任何一個工于心計的國家，他們肯定會乘機抱怨酷暑難當，以求增加小費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羅素在談到中國人的性格時寫道：“他們曾經被征服過，最初是蒙古人，后來是滿族人，但兩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國人的實力在于四萬萬人口，在于民族習慣的堅韌不拔，在于強大的消極抵制力，以及無可比擬的民族凝聚力……”羅素還觀察到，“接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意識到，必須使中國傳統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卻又不照搬我們的全部，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不過，一百年前中國所存在的問題，也沒能躲過羅素探究的目光。他在《中國問題》一書中寫道：“在我離開中國之際，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請我指出中國人主要的弱點，我推辭不過，說了三點：貪婪、怯懦、冷漠。他聽了之后，不但不生氣，還認為評判恰當，進而探討補救的方法。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國（人）的最大優點。”

我們不能說羅素一百年前在中國的見聞、評論及所提建議都正確，但說他的訪華讓剛經歷過五四洗禮的中國學界開闊了視野、增進了對西方世界及思潮的了解應該并不為過。而作為羅素訪華期間的隨行翻譯，在傳播羅素思想、加深羅素乃至當時整個西方對古老中華文明的了解上，應該說趙元任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