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寫作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寫紅色題材，寫“主旋律”題材。

作家們走進的是主題寫作，既然是寫紅色題材、寫主旋律，就應該旗幟鮮明。寫紅色題材、寫主旋律的作家要在內心深處有這樣的理念：成不了英雄，能歌頌英雄、有歌頌英雄的心志和能力，就沒有自甘墮落；自己干不成大事，能歌頌那些為國家和民族做大事的人及他們做成的大事，便也是一種積極的參與，足可自豪。我為孩子們寫《華僑旗幟——陳嘉庚》《大成智者——錢學森》《向孩子講長征》《藍天和大地的交談——獻給中國科學家黃大年》《陽光大聲地朗讀中國》……寫之前、寫之后、寫的過程中，一直都有那樣的氣韻蕩漾在心中。我相信，每個寫紅色題材、寫主旋律的作者，當作品出版、發表后得到積極的、正向的反饋時，都會感到自己做了有價值、有意義的事，都會覺得自豪。

崇敬英雄、關心大事，是孩子健康成長的重要元素和標志。因此，兒童文學一定要有優秀的主題寫作，要持續地涌現優秀的紅色題材、主旋律題材作品。孩子從小接觸什么、走近什么不是小事，孩子需要從小養成“趨光性”。綠色植物天然地具有“趨光性”，但人不行，人會在隨時隨地接收各種氣息的過程中，心性、品位、人格被影響和左右，渾然不覺地搖擺和改變取向，未成年人尤其如此。“樹人”的工作要從小做起。

還有，主題寫作不是“急就章”，它需要長久、深厚的積淀。寫好任何題材、體裁的文學作品，都需要具備長久、深厚的文學功力的積淀，這已是共識，暫且不論。對主題寫作來說，還有一種尤為重要的積淀，諸如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淬礪，對民族血脈、人間正道的體認，在向上、向善、向雅、家國情懷上的升華。這些方面的積淀，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格局”，而格局又直接影響著寫作者美學疆域的日光月華、化育生機。既然是積淀，就意味著它往往是無意識的、心性使然的，而不是功利的；是長時期的、潛滋暗長的，無法速成的。

詩歌《向孩子講長征》于2016年在《光明日報》發表后，陸續有老師、家長反饋說，像“人都怕饑餓、人都怕寒冷/人都怕疼怕苦/誰交出生命都會死亡/沒有任何日子會在日子之外/沒有什么人真的是鐵是鋼……那些走過長征的人/就是這樣一些普通的人/饑餓也會把他們折磨得打晃/寒冷也能把他們一點一點地凍僵/扎進的刺刀和射入的子彈/也會讓他們鮮血流淌”這樣的詩句講長征，不僅能讓孩子聽得入心，連大人也覺得更有切身感。有人問我是怎么想到這樣寫的，我真的說不清，只能告訴他們：我第一次知道“長征”是十歲左右的時候看過一本書叫《憶長征》，作者是誰、由哪個出版社出版的，已經完全記不得了，但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腦袋里開始有了“長征”，開始關心“長征”。成年后，我注意到有些作品對長征進行歪曲、污化、攻擊，更留意到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外國的有識之士，開始關注長征、禮敬長征、贊嘆長征。當年中國的那樣一群人面對和經歷的是人類極限的挑戰，建樹和完成的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功業，表達和捍衛的是“大寫的人”的尊嚴，而這一切都是超越種族、超越政治、超越意識形態的。紅軍的長征已經結束，可我追隨長征、探求長征、思考長征的“長征”一直都沒有完成。可能正是緣于這些，不知道是哪一天，我動了用自己的話語方式講長征、專門給孩子講長征的念頭，于是就那樣寫了。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獻禮的少年朗誦詩集《陽光大聲地朗讀中國》，在吉林出版集團外語教育公司組稿后，我很快就交了稿子。編者有些吃驚：怎么這樣快就能拿出這樣一部“主旋律”的詩集？我告訴他們：這里大多數詩都是我在幾十年的時間里陸續創作完成的，并不是有了這個組稿才開始寫的，比如其中的《獸牙項鏈》《長城上》《石牛》《駱駝隊》《詹天佑銅像》等，都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詩刊》上發表過的，它們僅是發表的時間，就距2019年已有30多年。伴著時光陸續生長出來的作品，與在短時間里集中突擊出來的作品，在品質、品位上，往往前者更可靠。

主題寫作從古至今都有。遠的不說，魯迅先生1927年10月21日在上海《民眾旬刊》第五期發表的《革命文學》一文，實際上談的也是今天所說的主題寫作，其中有這樣一段可以用來結束我這篇文章：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作者系兒童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