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起中國文化，阿齊茲（Abdel Aziz Hamdi）教授總是興致勃勃，這位埃及漢學家將半生奉獻給了中埃文化交流。

阿齊茲是埃及知名翻譯家和埃及漢學研究的重要創立人，現為埃及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主任、埃及高級文化理事會翻譯委員會委員、埃及作家協會會員，同時擔任世界漢學家理事會顧問委員會委員、埃及漢學家理事會召集人。在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阿齊茲筆耕不輟，他始終專注于中文教學、文學翻譯與漢學研究，為推動阿拉伯國家民眾深入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中阿文明交流互鑒作出貢獻。鑒于阿齊茲對中外文化交流的突出貢獻，他于2024年獲得第十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中埃友好往來的縮影

回顧阿齊茲半生的治學之路，他的個人經歷恰如中埃兩國70余年來友好交往的縮影，他生命中多次重要選擇無不貼合于兩國友好往來的大勢。

阿齊茲1959年出生于埃及達卡利亞省會曼蘇拉市，此時的埃及社會適逢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許多阿拉伯知識分子受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感召，集中翻譯了一批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中文革命論著和現當代小說，以期通過借鑒中國經驗，尋求阿拉伯社會自身解放之路。

阿齊茲于1977年考入艾因·夏姆斯大學中文系，1978年因成績優異獲得來華學習中文的機會。此后20余年間，他先后在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獲得了中國現代文學方向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并擔任阿聯酋駐華使館和中埃商務理事會顧問。這些經歷不僅使他深諳中外文化交流之道，也讓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更加深厚的情誼。后來阿齊茲因工作關系攜妻回埃及定居，于2001年在素有“伊斯蘭教最高學府”之稱的愛資哈爾大學開設了中文系。

作為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主任，阿齊茲20余年來一直致力于通過高校漢語教學，為埃及培養漢語人才。相比于埃及其他大學的中文系，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建成了獨具跨文化意識的課程體系，在教授基本的中文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之外，還專門設置了中國伊斯蘭史、漢譯《古蘭經》等課程，為中埃文化交流培養了大批通曉中國語言、了解中國文化、熟悉中國國情、深諳中阿關系的漢語人才。在這些已畢業的學生中，已有不少人成長為文學翻譯家或漢學家，長期活躍在中埃文化交流的舞臺上。

中國文學的阿語“再創造”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阿語譯介中，阿齊茲選擇的幾乎都是現實主義題材作品。阿齊茲坦言這并不是巧合，而是其作為阿語譯者結合多方面文化需求而確定的翻譯方向。

阿齊茲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深刻理解，是其能夠不斷推出暢銷阿語世界的譯作的關鍵因素。當筆者問及他對哪位中國作家的作品情有獨鐘，阿齊茲毫不猶豫地報出了沈從文的名字。此外還有曹禺、老舍的多部戲劇，余華的《活著》等，都深深觸動著這位文學翻譯家的情腸。

對譯者來說，不僅要通過個性化的理解才能使譯作“活化”為“另一部創作”，更要作為文化的“中間人”，以自己的獨特視角聯系起兩國文化之間的相似觸角，預判真正適合翻譯的文本，進而創造性地發掘全人類意義上的情感共鳴。

阿齊茲的翻譯能夠在阿語世界深受歡迎，他卓越的母語水平更能夠打動阿語讀者是重要原因。由于中阿互譯人才相對匱乏，大部分中國文學作品主要依賴從西方語言轉譯為阿語，直到現在，阿齊茲仍然是為數不多的堅持從中文直譯為阿拉伯語的譯者之一。在他看來，如果流行于阿語世界的中國文學作品僅是些“文采少、語病多”的低質量譯本，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文學更好地走進阿拉伯世界。

阿齊茲十分注重翻譯的靈活性與創造性，他強調要“用較為含蓄的阿語表達來替換原著中帶有宗教社會禁忌的詞句”，“同時盡量使用意思相近的阿拉伯成語或諺語來翻譯中國成語或諺語”。阿齊茲表示，他在翻譯沈從文的短篇小說《蕭蕭》時，曾被如何翻譯女主人公蕭蕭的名字所困擾：如果直接音譯，很多阿拉伯讀者會覺得這個名字不知所謂，而聯想到古代埃及社會也有類似蕭蕭這樣經歷悲慘命運的“小新娘”，阿齊茲最后決定將其翻譯成“童娘”，果然吸引了大批阿語讀者，其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另一本譯作《邊城》。

尤其在處理一些文化負載詞時，阿齊茲的譯作仍然能夠較大程度地還原中華文化的精義，體現了其作為漢學家譯者的良苦用心。其對劉震云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一些語言文化意象的翻譯，就較多地運用了歸化的翻譯方式，通過釋義直接翻譯出詞語背后的引申義和象征義，在保證阿語閱讀流暢性的同時，盡可能將中國特色的文化意象傳遞給讀者。

埃及著名文學評論家法特瑪·姆薩（Fatmaa Musaa）在閱讀過阿齊茲翻譯的《茶館》后，評價“譯者很成功地完成了翻譯思想性和審美藝術性的主要任務，他精通阿漢兩種語言，這主要體現于他生動、流暢的語言風格”，可見阿齊茲的創造性翻譯是較為成功的。

“一帶一路”漢學的古今相通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也促成著世界漢學在共建國家的空間拓展與范式重構。在這些國家，受惠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一大批新生代漢學家正在崛起，國別漢學研究正呈現出全新氣象。

作為第一批成長于埃及本土并且與中國保持長期密切交往的漢學家，阿齊茲的漢學研究起步于翻譯，但不限于對漢學學術著作的阿譯，他的許多漢學研究論著都體現了鮮明的文明互鑒觀念。

一般而言，阿拉伯文化對異國文化的理解接受更傾向于“求同”“尚古”，即他們更容易接受與自身文化特質相和合、充滿古典人文氣質的文化產物，但對那些與其文化精神迥異的當代文明則鮮有興趣。然而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阿拉伯學者對中國的興趣點已不再局限于歷史、文學和語言等領域，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吸引了他們更多關注。

20世紀90年代，剛剛攜妻回埃及工作的阿齊茲敏銳地察覺到，當時埃及社會迫切地想要了解現代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狀況，于是立即著手撰寫他的第一部阿語漢學著作《中國的嘗試》，該書甫一出版就受到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阿拉伯專家關注。

阿齊茲的翻譯也秉承這種漢學家式的認識論，他認為要讓阿拉伯讀者真正讀懂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就必須要讓他們首先了解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在為翻譯老舍的話劇《茶館》所撰的前言中，阿齊茲不惜筆墨地用150頁的篇幅分析了作品所述時代的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體量相當于一部介紹該時期的中國現代史學術著作。

越是深入研讀中國文學作品，阿齊茲越能夠體悟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體系中的獨特魅力。作為漢學家，他深知中華文明的古典性與現代性密切相關、渾然一體，一方面他長期致力于翻譯《論語》《老子》等傳統文史類著作以期鑒古知今，另一方面他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相繼翻譯了《現代中國人》《中國思想發展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學術專著，還撰寫《中國的穆斯林》等漢學著作，在埃及的漢學研究中引起良好反響。

作為翻譯家與文學研究者，阿齊茲的“域外”視野更使他長于發覺中西文學文化之間長期而復雜的交流對話過程。在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上，阿齊茲結合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典型案例，難掩贊嘆之情地談道：“正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與交流，讓人類的文學遺產更加豐富多樣，互相融合，展現出獨特的魅力。”他認為，中西文明盡管在地域上相隔甚遠，但其實自漢代起，中國與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一直保持著對話交流，這種對話交流不僅體現在商品交易的互利互惠上，在文學藝術層面上也激發了多種文化傳統之間的相互啟鑒。

阿齊茲盡管早已著作等身，但依舊孜孜不倦地翻譯、研究中國文化，一直與學界保持密切的學術交往。自2022年8月青島成立世界漢學中心以來，阿齊茲獲得了更多與其他國家漢學家一起研討中國文化的機會，許多重要的漢學學術會議上都能尋覓到他忙碌的身影。他認為，中國文化從古綿延至今，不僅造就了自身的輝煌歷史，還包孕了世界性的文化意義。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