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最珍貴的情感，莫過于骨肉親情。父母的愛是無條件的付出。孩子的愛是在日常生活中滴灌而成的，先有索取的本能，再有報恩的情感。人生很短，倏忽而至，悄然而逝，往往來不及品味與等待。人生又很長，一瞬即是千年，古往今來，多少人總在不厭其煩地回溯、訴說、捕捉過往的朝暉夕陰。斯人遠去，情到濃時，潸然淚過，懷念潛藏心底，難以忘懷，久久醞釀，曾經的傷痛，慢慢衍生出無邊的詩意，彌漫開來，生命的意義才得以升華。

在閱讀張年軍的長篇兒童小說《遠飛的紅嘴鷗》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這句話總縈繞心頭。這是一部動情之作、深情之作、傳情之作。初讀淡如水，再讀意味雋永，那種深入心肝脾肺腎、深入骨髓的憂傷氣息，濃得化不開。

靜水深流的真情流露

小說故事并不復雜，開頭基調有點灰暗，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需要歌頌，也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需要琢磨。情之所動，興之所至，句句留痕，字字鉆心。主人公“我”一再訴說年少喪父那段凄惶、無助、哀傷、失魂的時光，沉溺于歲月長河中難以自拔，任由情感的漣漪隨意蕩漾，無處安身，無法立命。“我”的回憶是內心無可名狀的獨白，也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絮語，恰如一段段漫無目的的意識流，隨意傾瀉，時空變換，不斷閃回，虛實交替。慢慢的，故事線索漸漸清晰起來，人物面目也漸漸豐滿起來，因為真摯濃烈的情感始終把控心靈的中樞，一刻不曾分神，即是對父親無盡的懷念。還講述“我”與玩伴陳小維、魏梨依偎取暖的相處時光，算是“我”的自我療愈，見證少年堅韌成長歷程，親情與友情相互交融，分外感人。

一般而言，中長篇小說往往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較少采用第一人稱限制性視角。第一人稱敘述，天然地限制了敘述的廣度，勢必帶來囿于自我世界的自傷自悼的小情懷、難以觸及更廣闊的現實生活的掣肘，但是能增強敘述的情感濃度、故事的真實性與藝術感染力。歌德25歲時寫出聞名于世的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便是第一人稱敘述的典范之作。少年維特戀愛失敗、工作不順，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充滿對封建等級制度的憤懣，充滿對自由個性的極度渴望，最終走上不歸路，引起了“狂飆突進”時期德國各階層的熱烈反響。恰如少年人的沖動、愛幻想的特質，《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語言也呈現熱情澎湃、激情四射的浪漫主義特征。

或許與張年軍的成長經歷和個性有關，他鐘情以第一人稱敘述展開故事，也特別擅長運用通感、幻化、變形、象征等藝術手法，愿意袒露、開掘、分享人物的細膩、敏感、碎片化、矛盾駁雜的心理空間，以靜水深流的方式娓娓道來，以恬淡平和的語言來表達，制造特別真實的代入感。這種無聲的代入體驗，抽絲剝繭，絲絲入扣，由己及彼，潤澤心田，順乎自然。

《遠飛的紅嘴鷗》設置兩重結構，在兩組父子關系中，“我”既是父親的兒子，也是兒子的父親。開頭，“我”已經成年，也有了自己的兒子，接待黃伯伯和他兒子一家，共敘兩家的友誼。記憶的閘門打開，為講述往事做了自然的鋪墊，也讓親情傳遞更真切。父子角色的轉換，將時間軸從沉重的過去拉到了輕松的現在，沖淡悲傷的基調。結尾，“我”在江邊眺望沙洲，偶遇一個天真期盼父親會歸來的小男孩。作家在此有意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喪親之痛，不是個體偶然的悲傷事件，而是每個人無法繞過的命運。小說的敘述邏輯起點更加穩固，也讓探討生命的普遍性意義成為可能。

在由湖北省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主辦的“如果”兒童文學論壇上，林彥、蕭袤、舒輝波等作家都談到張年軍小說意象是碎片化的且點到為止的。舒輝波肯定其作品的人性人情之美、意象詩意之美、層次豐富之美、物哀幽玄之美，也在敘述方面提出建議。舒輝波引用伍爾夫的話：“我的那些意識流、比喻，我為什么要這么寫，大家看到我的作品都是精美的蜘蛛網，卻沒看到蜘蛛網的四角都是附著于現實之上的。”張年軍小說中很多意象是美麗的樹葉、花朵，缺失枝干與根基，因為被他故意剪裁，因為他太在乎抒情。真情流露也是一把雙刃劍，如何把握好情感表達與敘事流暢之間的平衡，值得思考。

日常生活的審美表達

少年兒童天性喜熱鬧、愛歡樂，不太喜歡悲情的人與事，因為他們對于人生的酸甜苦辣還沒有足夠深切的體味，習慣于享受父母親朋的寵溺、無憂無慮的甜蜜時光。兒童文學作家在謀篇布局時，不應設定哭哭啼啼的悲切基調，而應設定充滿陽光與希望的溫暖基調。這倒不是要求作家排斥殘酷、黑暗、污濁、悲傷，因為這個現實世界是復雜的，是陰陽調和的，是清濁并存的，是悲喜交融的。

應該說，林海音自傳體長篇小說《城南舊事》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城南舊事》以“小英子”的童稚眼光，向世人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大人世界的悲歡離合，以及北京城的生活風貌。生離死別原本是人生的常態，如果將孩子的天真與人世的復雜濃縮其間，便會產生一種不得不接受“失去”的超乎常情的痛感。

以此觀之，《遠飛的紅嘴鷗》講述少年的悲傷心事，真實是底色，傷痛是本色，但是，如何采擷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如何實現超拔的審美表達，做到“哀而不傷”，呈現出“中和之美”，極其考驗作家的藝術直覺與駕馭能力。

蕭袤認為，作家首先要講好一個傳奇性的故事，只有傳奇才能夠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深受日本物哀文學影響的張年軍卻著墨于日常生活的平淡無奇。“讀懂了詩里所蘊含的故事還不夠，還不算品味，真正有品位、有藝術意境的是從世俗的生活中讀出詩的氣息。”從這句話可窺見作家的創作初衷。

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作家筆端，日常生活涌動著詩意的情愫。這就要求，敘述者既不能沒節制地絮絮叨叨個沒完，又不得不平心靜氣地重章疊唱；既不能落于個人小悲歡的窠臼，又不得不滿含似水柔情、見微知著，從小處著手，寫出情感的漣漪乃至波瀾。

父子間的真情流露，方式千萬，各不相同。文壇素有魯迅與周海嬰的父子情的佳話。周海嬰有一天不愿意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后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周海嬰一直都記得這段往事，也被寫進《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

在《遠飛的紅嘴鷗》，也有這樣柔情似水的描述：

我對父親的選擇很滿意，我表揚他說：“知我者父親也。”他輕輕扇了我一下。哪里是扇，分明是一片薄如蟬翼的鳥羽輕盈地從我臉上飛掠而過。我仰見父親的目光，真想說再來一下，再來一下好嗎？父親未等我開口就說：“時間不早了，我們快吃。”從此以后，我如饑似渴地等待著那片薄如蟬翼的鳥羽的降臨，希望它再次劃過我的面頰。

“薄如蟬翼的鳥羽降臨”，“我”很希望再來一次，再來一次，永遠期待著再來一次。但是父親走了，永遠走了，等不到下一次。在日常生活中寫出來這種細節，寫出這種永遠的缺憾，非常感人。這種獨屬于“我”的特殊的親昵方式，印在彼此的心田，難以磨滅，經由時間的點染，美好的詩意便油然而生。

因為聚少離多，父親在前往東郊沙洲支教前，為了給“我”留點念想，偷偷帶著“我”跑到玩具店買了一個紅嘴鷗。更讓人艷羨的是，父親還親手制作了一個紙飛鳥。這個紙飛鳥，雖然是硬紙板所做，但是能夠通過鐵絲而活動，恰如雙翼飛翔。這樣無法替代的手工藝品，在這樣一個流水線商品過剩的時代顯得彌足珍貴。

至于紅嘴鷗、草帽這些意象以及洞簫古曲《憶故人》等，無不承載著作者的情感奔流，也寄托著作者的無盡思念。在火與冰的交錯敘述中，在熱烈與冷靜的往復之間，情感不斷地變換、跳躍、演進，營造出無法言盡的詩意。

超越生死的生命哲思

“生離死別，悲歡離合，是我的創作的主基調。”張年軍曾在《跟蹤吹笛人》的后記中自述。寫一個悲傷故事，作家不應該止于悲傷，不應該沉溺于傷痛中走不出來，而應有所升華，有對生命的感悟與思考。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部作品的高度與境界。

雖然《遠飛的紅嘴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灰暗基調、憂傷氣息，但是張年軍的敘說實現了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越，值得稱道。

在為父親送葬的章節中，“我”的思緒漂泊不定，不斷閃回，不斷訴說“那一縷頭發”。一個月只有四天團聚的日子，聚少離多，“我”總是依依不舍地送別父親，總是巴望著迎接父親，這是僅限于兩人之間的常情。但是，那一縷頭發的場景又不斷浮現，看似突兀，其實有深意。有些看起來不起眼的東西，如果用心去觀察，就能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記。

父親最后說：“少年的母親頭上那一縷頭發，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有點枯萎的頭發，我真是永生難忘。”

父親看到，清潔工的那一縷頭發顯得有點枯萎，是希望能通過自己的支教，為貧困地區的孩子撐起希望的天空，這是樸素真實的悲憫情懷。“我”還看見另外一綹頭發。

于是就在這一瞬間，我看見了歲月，我看見那兩綹頭發似乎糾纏著，似乎因微風的吹拂而起起落落，或許飄蕩在我的心靈的沃野，或許正在盼望著雨水的洗濯。小女孩母親的那一綹頭發干結而枯燥，小女孩的那一綹頭發確實那么鮮嫩而絲滑，那么富有韌性，那么強勁、油亮。

生命在繁衍延續，父母為孩子奔忙鋪路，只為孩子有更好未來。父親看見的是責任，“我”看見的是希望。

如果說這些細節的不斷鋪陳還停留于現實層面的呢喃，那么結尾的哲思則有了精神的飛翔。

千里長江，洶涌澎湃，它用奔騰不息的黃色江水，沒日沒夜地訴說著人類的歷史以及足以讓每一個人震撼的生命的故事。它走了，它又來了。它走的時候洶涌澎湃，它來的時候勢不可擋。但它有非常溫柔的時光，溫柔得讓你心河激蕩。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從“哀吾生之須臾”，到“羨長江之無窮”，起于長江之濱的送別，終于長江邊上的沉思，人生即使是一場輪回，也應似飛鴻雪泥。

文學有三重功能：情感教育、審美教育、生命教育。教育似乎是令人不悅的事情，好像沒有人喜歡被別人教如何做事。我以為，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接受教育或者說自我教育。真正的自我教育，恰如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每一次的自我教育，都源自于心靈的覺醒，也必將帶來一次次的新生。而這是文學的任務，有賴于閱讀的體認，因為文學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直接塑造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