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伯克

《更多萊姆豪斯之夜》封面

英國作家托馬斯·伯克（Thomas Burke）出生于1886年，從事報業工作和通俗文學寫作，在20世紀前30年，伯克發表了大量關于倫敦萊姆豪斯唐人街的系列故事，1915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萊姆豪斯之夜》（Limehouse Nights）中若干短篇作品，被美國通俗劇導演大衛·格里菲斯翻拍成電影后震動文壇，隨后伯克出版了《更多萊姆豪斯之夜》（More Limehouse Nights）等小說，繼續講述萊姆豪斯地區華人移民生活。

在摘得“萊姆豪斯桂冠詩人”頭銜的同時，伯克也遭到了英國國內的負面抨擊，輿論認為他過度美化黃種人，鼓勵“邪惡而骯臟”的跨種族通婚。在當時的英國通俗文壇中，華人形象深受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筆下“傅滿洲博士”系列故事的影響，通常被描繪為陰險狡詐的犯罪分子。伯克的寫作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官方大力鼓吹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之際，他的萊姆豪斯華人故事卻與甚囂塵上的“黃禍論”意識形態相悖，呈現出一種逆流而上的姿態，突破了粗暴且含糊的種族主義敘事。

然而，正是這位以親華態度而知名的作家，這位曾自稱在華人社區萊姆豪斯長大、與華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甚至還以華人朋友“李宗”的視角創作了詩集的作家，卻又在其晚年自傳中“坦言”，他從未踏足萊姆豪斯，也未曾與中國人有過接觸，所有關于萊姆豪斯的故事均為虛構。這一自相矛盾的反轉不免引發讀者對其作品真實性和創作動機的質疑：伯克究竟寫了一些怎樣的故事，其筆下的唐人街故事是否真實地反映了萊姆豪斯華人移民的生活狀況？伯克為何要筆耕不輟地虛構華人故事，并且將其作為自己寫作生涯的重心呢？

中國文化與英國社會的創造性融合

伯克的唐人街系列短篇故事，大多講述萊姆豪斯地區的逸聞軼事、華人移民生活或華人男性與白人女性之間的跨種族戀情，題材和情節包括兇案犯罪、英雄救美、愛情悲劇等。在這些故事的寫作中，伯克所采納的是“貧民窟羅曼司”的工人階級小說框架——一種誕生于19世紀90年代后期，聚焦城市窮人生活的一種貧民窟田園詩與現實主義混合的奇特風格。伯克在這一框架下成功突破了“傅滿洲”以來的臉譜化刻板形象，塑造了一系列或是敦厚恭順、或敏感善良、或幽默狡猾的生動多樣的華人形象。曾被改編為電影《殘花淚》的短篇小說《中國佬與孩子》是伯克的早期作品，故事中，英國女孩露西時常遭受父親毆打，并被父親賣到妓院，來自中國的男主人公程桓將其救出，二人也隨之產生感情，露西的父親得知此事后將女兒虐打致死，而程桓悲憤之下殺死了露西父親。在該小說中，華人男子程桓作為正面英雄主義的拯救者形象出場，為露西悲苦的童年帶來一絲光明和希望。作為邊緣化的異鄉“他者”，此時成為了故事的道德中心，對華人力量的塑造既表達了伯克對英國底層社會問題的批判，例如對女性和兒童的暴力、父權壓迫和種族偏見等，也隱含了對跨種族交流的某種期待。

再如在短篇小說《紅鞋》中，伯克講述了萊姆豪斯一對不被認可的底層華人男女的愛情悲劇，小說中這樣寫道：“這些陌生的街道都是她的一部分，她也是街道、陰沉的天空和船只的一部分；對他來說，唐人街的簡陋生活，因為是她所熟悉的，而突然變得高貴而令人向往。”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啞女，男主人公則是窮小子，在破敗的萊姆豪斯貧民窟中，因為愛情的出現，男主人公眼中的景色仿佛被賦予了田園詩般的色彩，這種情感為陰暗的貧民窟生活注入了一種浪漫與溫情。通過這些處理可以看出，盡管伯克的萊姆豪斯故事不乏聳人聽聞的奇情元素，但華人角色并非僅僅作為獵奇的工具，而是真情故事的核心人物，華人移民與倫敦生活的互動，以及跨文化的情感交織與沖突得到了頗為充分的展現。這些小說賦予了萊姆豪斯地區鮮活的面貌，使之成為倫敦城市一角的風俗畫卷，而華人移民作為重要力量，也共同參與了萊姆豪斯羅曼司的建構。

伯克筆下關于萊姆豪斯華人生活與中國文化的許多細節也較為扎實，例如伯克對當時華人家庭內部男尊女卑的結構、婚配時濃厚的門第觀念，以及中國文化經典和民間故事的模式均有了解。如在小說《何凌之歌》中，主人公何凌嚴格遵循著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恪守孝道，伯克這樣寫道：“沒有人像他這般虔誠地遵守《四書》的教義……也沒有人像他這般仔細地學習孝經、禮儀、禮記。” 在《紅鞋》中，華人男女的定情信物被設定為一雙紅色布鞋，這體現了伯克對中國民間傳統習俗的了解。在《完美女孩》中，伯克巧妙融入了“書中自有顏如玉”及“黃粱一夢”的幽默意象：一名賭桌上的男子繪聲繪色地講述自己如何遇到一位富有的完美女孩，給他帶來諸多好處并收留了他，故事情節頗似《聊齋》或游仙詩中的奇幻經歷。這些細節表明伯克對中國古典民間傳說也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與借鑒。由此可見，即使伯克的萊姆豪斯故事是完全的虛構，也是基于對華人移民生活及中國文化一定程度的了解之上寫作而成的。那么，伯克為何選擇了中國人？我們是否可以通過他的萊姆豪斯唐人街故事窺見伯克所處的英國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沖突和變化？事實上，伯克的寫作確有更深層的含義與動因。

東方主義式的異國情結

19世紀末，隨著中英貿易的發展，大量中國藝術品流入英國，對英國的美學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羅杰·弗萊等東方藝術愛好者積極推動了中國藝術在西方世界的話語轉型，也將中國藝術引入了英國現代主義的話語范疇。這一時期，在現代主義精英文人團體中流行的一個特點是去“異域”尋求精神避難所，印象派接觸到了日本木版畫，高更借鑒了南部海島的原始主義，畢加索早期迷戀非洲雕塑，被遺忘已久的“中國風”也被重拾和二次挪用，隨之，阿瑟·韋利等漢學大師涌現。而在當時英國知識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成員也對中國展示出了濃厚的興趣，例如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其小說《到燈塔去》中創造了莉莉·布瑞斯珂的角色，她被賦予了一雙“中國眼睛”，象征著伍爾夫對東方文明的想象；而朱利安·貝爾與中國的聯系尤為顯著，他不僅與中國作家凌叔華有過深入交往，還親自來到中國，在武漢大學執教；利頓·斯特雷奇以慈禧和光緒為題材寫作了劇本《天子》，這一時期親近東方、學習中國文化成為了英國文人的文化風尚之一，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事物被先鋒派藝術家美化，并成為一種潮流。

然而，伯克卻并不在這個群體之中。在伯克活躍的20世紀前30年里，英國大眾讀者群體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正在生成，大眾文化與占據文化領導權的現代主義精英文化的裂谷也愈發明顯，關系劍拔弩張：中產階級出身并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精英文人團體吸引了嚴肅文學的讀者；而來自工人階級和職員階層的人士，則普遍投入到大眾新聞和通俗文學市場中。伯克本人出身中下層，自稱幼年住過孤兒院，未受過正規大學教育，曾做過酒店靴子清潔等零工維持生計，后進入報界成為職員階層，偶爾接受普及性藝術教育，1909年，伯克在《英文評論》（The English Review）上給自己的署名是：“曾是福利院兒童、工人小伙、失業者、低等人口。” 伯克聲稱厭惡“衣食無憂的西區小說家”對東區人士屈尊附就的傲慢態度，并多次指出，中產階級青年對東方和波西米亞生活方式的向往，通常只是一種缺乏真正了解的無病呻吟。事實上在倫敦許多工人街區，真正富于異域風情的、波西米亞式的精神是鮮活生動的、隨處可見的，無需刻意模仿，也不必用力拔高，這是一種正在上演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來妝點精英階層的前衛標簽。因而，伯克通過將自己定位為萊姆豪斯的真正代言人，來爭奪對倫敦工人階級以及邊緣群體生活的敘述權，這可以看作是對現代主義精英知識分子的有意挑戰。

除此之外，伯克也有鮮明的東方主義式的異國情結，但他對異域和遠方的向往也根植于他對城市現代性的更深層的理解。在伯克活躍的20世紀前30年里，英國社會心態及文化精神經歷了驟變與崩壞，一戰帶來的歐洲內部自相殘殺使歐洲中心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觀念受到極大沖擊，而萊姆豪斯對于倫敦而言也意味著一個不安的邊緣地帶，表面來看這里的危險在于犯罪、毒品交易和移民亂象叢生，而內部更深層的焦慮則源于日不落帝國的衰微以及一戰與外來污染的預言，萊姆豪斯之夜系列故事正寫作于這樣一個崩壞與重組的歷史節點上。而在伯克看來，融合與雜多恰是倫敦走向多元現代性大都市的宿命，因此伯克筆下的華人移民在進入萊姆豪斯社區后，并未受到白人的拯救或是被英國文明同化，從而成為更“優越”的新人類——如吉卜林小說中的常見主題。萊姆豪斯華人移民反而作為邊緣群體參與到現代倫敦這座中心城市的建構當中，為其注入了新鮮血液，正如伯克筆下萊姆豪斯地區的很多底層白人通常野蠻無知，而部分華人移民卻保留了古老的東方文明與體面，其傳統風俗和尊嚴從未隨著進入貧民窟入鄉隨俗而消失，華人甚至呈現出參與重塑帝國首都倫敦的集體性力量。盡管伯克的萊姆豪斯故事或許出于虛構，但其通過精心編織的敘述框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真實感”，這種“真實”的虛構性，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再現異國他者時的復雜結構，也提供了一種對文化身份和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

（作者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