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即對話（節選）

在不同的場合，我總是聽到人們說，小說家要與時代同頻共振。對于生活中的作家個體來說，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其實，對于大多數作家來說，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讓他同頻共振，他也要力爭同頻共振。連沈從文這樣的作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力爭與時代同頻共振呢，遑論他人？但是具體到小說創作本身，這個說法就值得推敲了。套用馬克思的那個比喻就是：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晚飯后從事批判。馬克思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白天“同頻”，晚上不“共振”？

小說寫的從來不是生活本身，更不是眼下的生活，而是雖然已經遠去，卻留在了腦子里的、對于經歷過的生活的“活潑的印象”，也就是經驗。“經驗”的原始語義就是“經歷”加“驗證”。“驗證”，就意味著你要不斷回到過去，意味著對“故事”的重新發現以及重新想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從來不說“小說要講新事”，而是說“小說要講故事”。辛亥革命過去十年之后，魯迅才寫下他的《阿Q正傳》，正是這個道理。

所有的小說家，只要他不是存心應景，他的寫作都會與現實保持著某種緊張關系。阿甘本在談到赫爾曼·麥爾維爾的小說《抄寫員巴特比》時，特別提到了寫作者使用的工具：墨汁。阿甘本說：“墨汁，這用來書寫的黑暗的水滴，就是思想本身。”阿甘本其實是想說，小說的注意力通常會集中于負面經驗。這當然也是常識。小說之所以與時代構成對話關系，或者說，小說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因為它與時代構成對話關系，就是因為在小說家眼里一切尚未被主題化。這種對話關系越是緊張，它與時代的關系就越是親密。在小說寫作的意義上，“緊張”才是“親密”的同義詞，所謂的“親密無間”其實意味著疏離，甚至背叛。當然，這也是常識，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耳聞目睹的景象。

所以，如果要問我，在你眼里，小說寫作在這個時代應該保持一種怎樣的姿態，我會說，我傾向于認為，一定要與時代保持緊張的對話關系。這種對話關系，當然應該落實到不同的層面，它既是與現實的對話，也是與傳統的對話，更是與未來的對話。套用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說法即是：“我們透過后視鏡看著現在，我們倒退著走進未來。”

本文為《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李洱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02）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