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的正月，北平城里還沉浸在一股濃濃的春節節日氛圍中。一場隱秘的征途悄然啟動。1933年2月5日夜（正月十一），一批國寶級文物從紫禁城神武門廣場起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又覬覦華北，故宮文物危如累卵。為安全考慮，故宮博物院牽頭組織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處的文物共1.9萬余箱，分批南遷，最終轉移至四川的巴縣（現屬重慶）、樂山和峨眉臨時庫房存放。

護送文物“南遷”的，還有幾十位故宮人。在歷史的大剪影背后，當時負責南遷的故宮人是如何具體操作南遷的每一個細節的？如何對文物精心盤點、造冊、封箱……以保證文物在漫長的路途上不遭閃失？

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2025年1月，作家祝勇的最新作品——兩卷本60萬字長篇小說《國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小說透過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聚散流徙，講述其因故宮文物南遷而波瀾飄搖的家族史，豐富的細節還原歷史現場，一代故宮人的守藏之心提筆于紙上。近日，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專訪到祝勇本人。

以一部小說再現故宮文物南遷

近些年來，身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專注深耕故宮題材，從文學的角度書寫故宮，已出版數十部故宮系列著作，被譽為用文學建造了一個“紙上的故宮”。2025年1月，與《國寶》幾乎同時，祝勇的另外兩本新書《在故宮尋找宋徽宗》《在故宮解密〈清明上河圖〉》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隨著書寫故宮的深入，祝勇與故宮一段特殊的歷史相遇了——故宮文物南遷。2020年，為紀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宮博物院建院95周年，故宮博物院出品了六集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由故宮研究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牽頭，身為該所所長的祝勇參與其中。因為籌備拍故宮南遷主題的紀錄片，祝勇將南遷線路走了個遍，沿途考察。他還采訪了當時參與南遷的那一代故宮人的后輩。祝勇發現，這段歷史有太多難以盡述之處。為此，他又寫出一本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202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縱然如此，他還是覺得有很多話沒說出來。“故宮南遷的很多細節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覺得不寫小說都不行了。”長篇小說《國寶》由此誕生。

文學敘事讓作品充滿藝術性

故宮文物南遷牽涉人、事、物眾多，要用一個小說作品去呈現，并不容易。《國寶》選擇重點塑造一個叫那文松的故宮人。

小說圍繞主人公那文松護送石鼓等故宮文物南遷展開，從他個人的家庭悲歡離合映射出整個文物南遷歷史。當時文物從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繼續撤退至大西南，分為北、中、南三條路線。《國寶》小說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負責護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線，屬于三條線中的重點：沿隴海鐵路西行，先至寶雞，后穿越秦蜀古道，遷于漢中、成都、峨眉各處。

小說不是歷史，它以虛構的力量，劃開歲月的迷霧。小說中，在文物即將南遷動身之前，那文松與家人共度除夕。一家人圍著爐火守歲、聊天、飲酒。家人“興致都很高，似乎在推杯換盞之間輕輕抹去了國家的傷痛。年輕的那文松不會想到，眼前的一切都會被時間帶走，直到自己去世，再也沒能和岳父、岳母、妻子，還有妻子腹中的孩子共度過春節……很多年后，每當那文松憶起民國二十二年北平的春節，都覺得那么遙遠、恍惚，好像做了一場夢。”

《國寶》在塑造人物、推動故事情節的同時，還不時穿插著一些藝術史、詩歌史的內容以及對自然的描繪，文筆韻致動人。比如當文物動身南遷的日子里，祝勇這樣描述北平冬天里的大雪，“那么恢宏、浩蕩，合乎這座北方帝都的氣質，不像南方的雪，那么微小、輕盈、柔媚、婉約。”故宮南遷路線的目的地在四川，在《國寶》中有相當大的篇幅寫到四川。蜀地的風光地理、人文特色、性格特點也多被著墨。如今常住成都的祝勇說，“遇到困難的時候，川人的幽默達觀，是一劑良藥。我也希望能在小說人物身上給予充分體現。”

從大散文的詩意縱橫到小說的細膩鋪陳，祝勇做到了自然的轉換騰挪，也讓《國寶》既有足夠生動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帶讀者觸摸人物真實生命和歷史的鮮活質地，又有足夠的文學敘事讓作品充滿藝術性。比如當寫到南遷的車子走過黃河北岸的風陵渡，這里是山西、陜西、河南三省交界，隔河相望，就是潼關。行筆至此，祝勇這樣描述，“潼關是連接西北、華北、中原的咽喉要道，是陜西的東大門，也是由華北、中原進入陜西的大門。它北鄰黃河，南靠秦嶺，西鄰華山，東接崤函通道——一條東起洛陽、西至潼關，蜿蜒數百里的羊腸小道，杜甫《石壕吏》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這‘石壕村’就是崤函古道上的一個村莊。古道周圍山連山，峰連峰，山高路狹，谷深崖絕，中通一條狹窄的羊腸小道，往來僅容一車一馬，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之地，所以元代文學家張養浩寫下一則散曲《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

將大歷史滲透到人物的細節中

作為上世紀90年代國內興起的“新散文運動”的一員大將，祝勇在散文領域深耕多年。從“布老虎叢書”到故宮系列書寫，“祝勇散文”已成為當代文學一個不容忽視的標牌。從《故宮文物南遷》到《國寶》，從散文到小說，從史海鉤沉到文學虛構，對祝勇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跨越。

祝勇在接受采訪時坦言，自己摸索了較長一段時間，《國寶》光是開頭都開了好幾個。2021年開始動筆寫，第一稿寫了30萬字，發給幾個朋友看看，有人直言說不太好。祝勇自己也不是很滿意。“回到家我咔嚓就先刪了一半，然后在剩下的基礎上開始改。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到第二稿才寫得比較順一些。”

一番探索下來，祝勇逐漸體悟到，寫小說得把自己的思考滲透到筆下主人公的言行舉止當中。祝勇還特別提到，寫真實歷史題材的小說，不能寫得太全太滿太傳奇，那樣像編故事。“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個人的身上，歷史的背景跟日常生活互相滲透，歷史和人物要落地，有血脈感。而且寫散文寫慣的人，得注意自己不能寫著寫著，直接跳到前臺去了。散文里，作者是顯出來的。小說里，作者是隱身的。”

《國寶》動筆之前乃至寫作中間，祝勇常常拿出《四世同堂》《白鹿原》重讀，收獲不小，“老舍先生就是以一個家庭的故事為核心，勾連出相關人物，然后來反映抗戰期間北平的歷史。陳忠實寫《白鹿原》也是這樣，將大歷史滲透到書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細節中。”對于如何生動塑造一個虛構的人物，祝勇又從作家、編劇劉恒寫電影的例子獲得不小的啟發，“當一個人物的素材細節不夠的時候，可以照著一個自己熟悉的人物的日常狀態去寫。”

多年來用文學的方式講述故宮的故事，祝勇感慨道，與學術研究多從物的層面、歷史的角度去考證文物不同，文學最終聚焦的是文物背后的人。這兩者沒有高下之分，只是視角、分工的不同。最好的狀態是互相啟發。“比如說看一件青銅器，文學工作者在了解學者的相關考證之后，還試圖動用想象力，去感受并描述青銅器背后的心跳、呼吸，以及它與日常生活的連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