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威廉·丘奇

1931年12月10日至1932年3月10日，時任齊魯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1930—1934）的老舍以“舍予”之名在《齊大月刊》（三至六期）上連載譯文《但丁》，全文長達130余頁，首刊譯文第三期還在題名后標(biāo)注原著者系“R.W. Church”。至于國籍和身份，四期連載的譯文只字不提。2013年版《老舍全集》第18卷全文收錄了《但丁》譯文，并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原著者姓名。但是，譯文中沒有關(guān)于原著者的注釋，“R. W. Church”何許人也？

張桂興和葛濤是國內(nèi)老舍研究界的領(lǐng)軍人物，偶爾會在論著中提及《但丁》這篇譯文，將原著者姓名拼為“B. M.Church”或“R. W. Chuvch”（張桂興：《老舍資料考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抑或“P. W. Church”（葛濤：《“探尋‘靈的文學(xué)’——論老舍對但丁的接受歷史》，載《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0年第1期）。由此可見，即使國內(nèi)老舍研究界的大家對原著者“R. W. Church”也比較陌生。

1999年，張昆河口述、李耀曦撰文，在《憶老舍在齊魯大學(xué)》一文中指出，老舍曾為齊大國文系三年級學(xué)生開設(shè)《但丁研究》選修課程（《山東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9年第3期）。據(jù)此，《但丁》譯文可能是老舍為選修課而作。王璟在《〈齊大月刊〉》與20世紀(jì)30年代齊魯大學(xué)新文學(xué)教育》一文中就曾斷言二者之間存在明確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玉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22年第1期）。2018年11月7日，《中華讀書報》的《國際文化》版面刊載了《但丁在中國》一文，文錚教授在回顧深受但丁文化遺產(chǎn)滋養(yǎng)的中國作家時，也曾提到老舍譯文《但丁》，指出原作出自“丘奇”之筆，但對丘奇本人未予說明。迄今，國內(nèi)尚無與原著者相關(guān)的任何介紹。

丘奇是否應(yīng)被國人忽視？ 如果丘奇是籍籍無名之輩，老舍怎會從浩如煙海的西方但學(xué)文獻中打撈出他的文字？ 如果丘奇之言是庸常空疏之辭，老舍怎會從教書寫作生活中騰挪時間研譯全文？ 由此，筆者決意解開“R.W. Church”或丘奇的身份之謎。

據(jù)筆者考，原著者R. W.Church的全名為 Richard William Church，漢譯名為理查德·威廉·丘奇，生于1815年，卒于1890年，是在國際化家庭和生活環(huán)境中孕育出的一位牛津?qū)W者，也是英國文學(xué)史上一位從知名學(xué)府歸隱鄉(xiāng)村教區(qū)、又從鄉(xiāng)村教區(qū)步入圣保羅大教堂的文學(xué)批評家，被公認(rèn)為當(dāng)時“英格蘭最好的但學(xué)者”（Algernon Cecil,Six Oxford Thinkers,London:John Murray,1909，P.126）。丘奇父親為英國人，母親來自英裔德國家庭，二人在葡萄牙相識結(jié)婚，并在里斯本生下丘奇。丘奇3歲時，全家卜居但丁故鄉(xiāng)佛羅倫薩。父親客死他鄉(xiāng)后，丘奇隨母親遷居英國，18歲入牛津讀書，而后一等學(xué)位畢業(yè)，23歲至37歲擔(dān)任奧里爾學(xué)院研究員，故其作品書封上常印有“奧里爾學(xué)院研究員”（Fellow of Oriel College）或者“奧里爾學(xué)院榮譽研究員”（Honorary Fellow of Oriel College）等字樣。這個時期，丘奇參與了“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1833—1845），晚年追憶這段經(jīng)歷時還撰寫了他著述生涯的最后一部專著《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1891）。丘奇離開牛津后，從教育界轉(zhuǎn)向宗教界，先在不足200人的沃特利村的小教區(qū)擔(dān)任教區(qū)長（Rector of Whatley），默默生活了近19年時間，后被時任首相的威廉·尤爾特·格拉德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推舉，擢升為圣保羅大教堂主任牧師（Dean of St. Paul’s），從鄉(xiāng)村走入倫敦。67歲，丘奇婉辭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職務(wù)的邀請，擔(dān)任圣保羅大教堂主任牧師至終。鑒于此，丘奇之女編輯整理的《主任牧師丘奇的生平和書信》（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1894）、D. C. 萊瑟勃利（D. C. Lathbury）撰寫的傳記《主任牧師丘奇》（Dean Church,1905），以及巴茲爾·亞力克·史密斯（Basil Alec Smith）撰寫的傳記《主任牧師丘奇——圣公會對紐曼的回應(yīng)》（Dean Church:The Anglican Response to Newman,1958）都將丘奇尊稱為“主任牧師丘奇”。此外，很多書籍的書封或目錄中還印有“圣保羅主任牧師”的字樣和介紹語。

無論在學(xué)術(shù)界還是宗教界，丘奇均以著文為務(wù)，曾為《基督醒世報》（Christian Remembranc?er,1819—1868）、《英國批評家》（The British Critic, 1793—1843）、與友人創(chuàng)辦的《衛(wèi)報》（Guardian,1846—至今），以及《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1855—1938）等報刊撰寫書評和論文，并著有《中世紀(jì)的開端》（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1877）和《牛津運動》等文史類作品。另年，丘奇善寫傳記，有《但丁》（“Dante”,1850）、《圣安瑟姆傳》（Life of St.Anselm,1870）、《斯賓塞》（Spenser,1879）、《培根》（Ba?con,1880）、《托馬斯·薩克維爾》（“Thomas Sackville”,1880）和《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880）等多（篇）部傳記行世。其中，《斯賓塞》《托馬斯·薩克維爾》《威廉·華茲華斯》皆被收入《英國詩人——選文并附諸位作家導(dǎo)讀和馬修·阿諾德總序》（The English Poets:Selections with Critical Introductions by Various Writers an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by Matthew Arnold,1880）之中，書中也敬稱丘奇為“圣保羅主任牧師”。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發(fā)表譯文《但丁》之后又分兩期在《齊大月刊》連載了題名為《維廉· 韋子唯慈》的譯文（1932年第7期和第8期），這篇譯文中的“維廉·韋子唯慈”即今人口中的“威廉·華茲華斯”。

《但丁的〈神曲〉：〈地獄篇〉》（Dante’s Divine Comedy,the Inferno）在倫敦出版，丘奇遂在歐洲漫游歸國后撰寫了書評，次年年初經(jīng)《基督醒世報》刊行于世，洋洋灑灑整整80頁。這篇書評，實為丘奇為但丁其人其作所作的傳評。傳記部分，重在介紹但丁的時代生平、政治理念及其作品。書評部分，重在闡發(fā)《神曲》與但丁其他作品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他對《神曲》的主旨、寓意和意象等方面的個人見解。全文體勢充沛，征引范圍覆蓋拉、意、英三個語種的作品，囊括了但丁早期作品《新生》（Vita Nuova，老舍譯為《新生命》），以及流亡期間創(chuàng)作的作品《饗宴》（Convito）、《論俗語》（De Vul?gari Eloquio）、《論帝制》（De Monarchia）、《致斯卡拉大親王書》（Ep.ad Kan Grand，老舍譯為《致Kan Grand函》）和《神曲》（The Commedia，又名The Div-ina Commedia）（此處外文書名皆源自丘奇所用書名，而漢譯名皆采用現(xiàn)今通譯名）。廣征博引，無疑是丘奇精研博覽但丁著作的明證。其中，丘奇對《神曲》的論述最多，共計60余頁。據(jù)丘奇之女憶述，丘奇漫游意大利期間隨身攜帶《神曲》，《但丁》即其深研詩文后所得（Mary C. Church, 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P.160）。丘奇征引《神曲》的次數(shù)也最多，共計80余次，短則只言片語，長則幾十個詩行，既有意語原文，也有英語引譯文。據(jù)腳注標(biāo)示，丘奇援引了英國詩人亨利·弗蘭西斯·凱 里 （Henry Francis Cary,1772—1844） 的無韻體（blank verse）譯文和牛津大學(xué)瑪格德琳學(xué)院（Magdalen College）研究員伊卡博德·查爾斯·賴特（Ichabod Charles Wright,1795—1871）的“改良三韻體”（modified terza rima）譯文。丘奇倚重賴特譯文，偶爾使用凱里譯文，彰顯出他倡導(dǎo)“以三韻體譯三韻體”的審美取向。

《但丁》是丘奇?zhèn)€人批評生涯中創(chuàng)制的“偉大經(jīng)典”（Mary C. Church, 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94，P.160），同時也奠定了其在英國、歐洲乃至西方但學(xué)界的先驅(qū)者地位。據(jù)丘奇自述，英德等國的但學(xué)研究皆在他發(fā)文之后才蓬勃興起（R.W.Church,“Notice,”in Dante.An Essay,London:Macmillan, 1878;R.W. Church, “Notice,” in Dante.An Essay,London: Mac?millan, 1879;R. W. Church,Miscellaneous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88）。這并非夸大其詞，他是牛津?qū)W者眼中的“英國知名但學(xué)者”（John C. Hawkins,“Some Helps Towards the Study of Dante,”The Expository Times,Volume 17,Num?ber3,1905）之一，《泰晤士報》還曾將其傳評比作但學(xué)界“用之不竭的采石場”（“Death of Dean Church,”The Times,December10,1890）。半個多世紀(jì)內(nèi)，丘奇?zhèn)髟u雄居西方但學(xué)界巔峰，被視為“無可超越的”“劃時代的”經(jīng)典作品（Edward Hayes Plumptre, trans, Dante:The Divina Commedia and Canzoniere,Vol.5,Boston: D. C. Heath &Co.,1899）。正如某些學(xué)者所言，丘奇?zhèn)髟u的成功之處在于展現(xiàn)出的“深刻見解”“廣袤思想”和“優(yōu)美表達”（Charles Allen Dinsmore, Aids to the Study of Dant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 Co.,1903）。

丘奇一生僅為但丁寫了一篇傳評，但是這篇洋洋灑灑的傳評已然成為一首優(yōu)美、偉大且經(jīng)久不衰的頌歌。遲至老舍翻譯《但丁》之時，丘奇?zhèn)髟u共有13個全本版本（節(jié)選本除外）問世，包括《基督醒世報》1850年初版，同年霍德&斯托頓（Hod?der & Stoughton）出版社選錄版（幾乎全文選錄，故可視作全本版本），J. & C. 莫茲利（J. &C. Mozley）出版社1854年修訂版，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878年和1879年修訂版，倫敦和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888年至1906年重印版，以及倫敦喬治·勞特利奇父子有限公司（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與E. P.達頓公司（E. P. Dutton & Co）的1906年重印版。近30年，丘奇?zhèn)髟u仍不斷重印，系其在西方但學(xué)界回響不止的明證。丘奇對但丁的深研、深悟，以及對后代學(xué)者發(fā)人深省的影響，無愧于一時無兩的但學(xué)者的稱號。

鄧小軍教授在《隱藏的異代知音》一文中提出“顯性的異代知音”和“隱藏的異代知音”兩個概念，用來指代兩種對待前賢大作“精微蘊藏”的兩類學(xué)人，前者依托獨到卓絕的評注，后者訴諸適切機巧的用典（《文學(xué)遺產(chǎn)》2007年第3期）。借用鄧教授的概念，丘奇的《但丁》不啻為其作為但丁的“顯性的異代知音”的宣言。如果將這個概念的語義延展，把翻譯納入其呈現(xiàn)方式，老舍的譯文《但丁》不啻為其作為丘奇的“顯性的異代知音”的宣言。換言之，丘奇是老舍研讀但丁時追尋的異代知音。

至此，我們可以在老舍與但丁之間為丘奇定位，呈現(xiàn)其人其作的概貌，至于老舍與丘奇的淵源研究須留待日后探討。老舍究竟通過什么途徑發(fā)現(xiàn)丘奇是但丁的異代知音？ 老舍對但丁和《神曲》的哪些觀點承緒了他所追尋的異代知音的觀點？ 這些問題關(guān)涉老舍但學(xué)的源頭，毋庸置疑給我們留下了值得深究的空間，也為在老舍與但丁的關(guān)系研究領(lǐng)域?qū)で笸黄铺峁┝诵碌倪M路。《齊大月刊》載130余頁的《但丁》譯文，堪稱中國最早、最全面的英國但學(xué)研究的啟蒙讀物（按：《學(xué)衡》第41期載吳宓譯《但丁神曲通論》系我國國內(nèi)首篇美國但學(xué)研究啟蒙讀物，共計35頁），由此可知探究老舍的但學(xué)源頭也關(guān)涉上世紀(jì)中國歐美但學(xué)研究的源頭和動向，故深入探索老舍與丘奇的淵源關(guān)系意義重大。

（本文作者系太原師范學(xué)院外語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