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節，我驅車前往薛濤在沈陽渾河北岸的家。此前，他已在丹東白旗鎮駐村兩年多，瘦了，但是很顯年輕健碩，那雙眼睛有幾分鷹的犀利。我想起《砂粒與星塵》中鷹和少年的故事，一股鄉間質樸卻敏捷的氣息撲面而來。十年前，我跟薛濤赴川北參加一次閱讀推廣活動。我們從沈陽出發，乘最早的航班，換乘一趟穿越秦嶺山脈的大巴，深夜抵達。這一路有穿不完的隧道，看不完的山。但我常常回憶起隧道出口那驟然一亮，以及撲面而來的連綿高山。

他在大山深處的那所小學臺上講話，把底下的孩子們、校長和老師們，逗得捧腹大笑。在那個講故事的人飛揚的眉眼里，我捕捉到他的輕松愜意，想到他常常提到寫作刻骨銘心的艱辛。大笑時候的他如鷹一般翱翔，不知多久，他便要再一次扎下去，扎進曠野或森林里，扎進故事或童話里。那天，他歡喜地告訴我，駐村又延續一屆，年后將從營口出發。如果有機會瀏覽他的朋友圈，常常能看到一個叫“獾子洞”的地方。每每想起那本《獾的禮物》，溫暖而善良的獾永遠活在動物們的記憶里；想起格雷厄姆與《柳林風聲》，持重、穩健、威嚴的獾要講話時，總是會有人聽的。孩子們一定很喜歡這只獾，他雖然老，但那只是帶著一點老派。我們都希望有獾那樣的朋友。在遼寧法庫有一個獾子洞濕地公園，那里是向西伯利亞遷徙的白鶴的第一站。候鳥的千萬里征途，會落腳到一個叫獾子洞的地方。我因此猜想，那是一個傳播故事的人對于家和故鄉的銘記。多少年來，薛濤的旅程已到天涯海角，這個叫獾子洞的地方卻從不曾被他抹去，哪怕繞路，他也一定要從那里再出發。

去年11月末，我來到薛濤駐村的地方，丹東白旗鎮。現代化城鎮應該有的樣貌，在中國北方樣樣不落：一個個塑料大棚橫亙于初冬的田野，各種叫不上名字的中藥材種植，過路的小客車喊著目的地，出租車司機駕輕就熟。薛濤騎著一輛老式自行車飛奔而來，后座上馱著一袋狗糧。太陽偏西，路的盡頭是一座橋，橋旁有一座加油站，遠方是靜默的山脈，氣溫如一個走路緩慢的老人發起脾氣般突然下降。我盼著趕快能到他的南山居、他的寫作與居住地去。

“我在白旗鎮的一座山下居住快兩年了。”這是薛濤寫在《南山童話故事》封底的一段話?，F在，我終于來到了他的南山居前。南山居正對一座山，并不很高，樹木蔥蘢筆直，似乎有黑色的鳥隱匿其中，叫球球的土黃色小狗順壟溝跑過來，一黑一花的兩只小狗跟在它身后。薛濤扛著狗糧袋子進院了，小狗們特別激動地圍前圍后。薛濤進進出出，戴上手套，換上勞保鞋，背包放在炕沿上。我環顧這間東北典型的小平房，一邊是炕，炕上放一張小炕桌，一剪小窗能望見小院，炕柜上整齊摞著一疊被褥，屋的中央是一張書桌，桌子上下左右擺滿書籍，靠墻有些雜物，另一剪小窗臨后院。此刻，寒冷的山村中，炊煙裊裊，動物吠叫，四面的天空依然是明亮的，頭頂上空已經似一塊瓦藍綢布，幾顆明亮的星星正俯瞰大地。

薛濤請我暖和一下，茶水味道清甜，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而他盤腿坐到炕桌前寫日記，要記下路上的一些事和想法。再次隨手翻閱《南山童話故事》，在此刻的南山居里，腦海中回響著薛濤“跟友善的鄰居說話”“跟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說話”“跟山中的鳥獸說話，也跟山下的樹木說話”。他找到了童話的入口：“我”和于老師一起挖沙參，野豬、寒鴉、山雞、松鼠、貓、老鼠和小狗加入進來，長長的隊伍出發了（《我們一起挖沙參》）；栗子收獲，獾子先生帶來一份分配協議，但具體操作可沒那么“言簡意賅”（《栗子分配協議》）；一條黑狗蹲在路邊，送“我”一個長長的故事，并讓“我”把天麻捎給他從前的老主人（《路口的黑狗》）；唐家溝診所的老唐接待了一位神秘的病人，他幫它恢復了記憶，重新成為富翁，也許還不止這些（《唐家溝診所》）；大雪天，公交車緩慢爬行，一車特殊的乘客，到莫家村送別莫老五（《老獸醫》）；目光炯炯的大橘貓和“我”聊做夢，“我”用魚罐頭和方便面跟它交換樹葉汁（《后街橘貓》）；楓楊的種子在小狗頭上長成了樹，老護林員最后把樹鋸掉了（《小狗頭頂有棵樹》）；還有強子、鉗子、黑貓和一塊鐵的故事（《一把鉗子》）……

《南山童話故事》值得一讀再讀。薛濤重新定義了童話的書寫，他并非簡單地講故事，這里的每一篇童話都有極為豐富飽滿的情節和曲折的敘述，加上作為背景的真實的環境描寫，使得他筆下的人類與動物性格塑造非常成功，尤其不容忽視的是他的心理描寫，生動展現了角色的內心世界，并與人物形象緊密相連，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傳達出作者的隱喻與情感寄托。我在心中贊嘆他對語言的駕馭能力。他善寫短篇，我深信這里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是錘煉的結果，因此，無論是從故事的奇幻幽默，還是遣詞造句的準確鮮活，哪怕是年齡很小的孩子，也能從中獲益匪淺。

日光燈發出輕微的蜂鳴聲，薛濤還在書寫。我在困倦中想，此行的第二站又是什么呢？第二天，我隨他一起去逛山觀鳥，探訪他居所附近的“瓦爾登湖”。薛濤是2021年9月來到莫家村擔任駐村書記的，如果按照出版時間順序，長篇小說《樺皮船》后，他在2023年6月出版了散文集《我不是博物學家》，而后才是《南山童話故事》。散文集中，他告訴讀者，他居住的南山居西邊有一個池塘，池塘邊也許就是野鴨的窩。他管那個池塘叫西塘，又名“瓦爾登湖”。和“獾子洞”一樣，我相信這是薛濤的文學地圖的重要標識。

一路上，我凝視身旁的植物和腳下的路。大自然在早已安排好的序列里，既漫不經心，又沉默莊嚴，空氣凜冽而清香，目之所及，色彩層層疊疊。薛濤走在最前面，手持一柄鐮刀。從散文集里可以得知，他曾多次遭遇蛇及野豬等獸類。在童話、散文與真實交錯的世界里，眼前的寫作者簡單、粗糲而溫情，他常常就是這樣穿過樹林，爬上山坡，去稱作瓦爾登湖的池塘邊觀鳥、發呆。鐮刀和望遠鏡是必須的，有時也帶上一支筆一個本子。

我跟上他的步伐，終于看到被樹林環繞的池塘。他默不作聲地掃視對岸，大概是尋找鳥的蹤跡。我豎起耳朵辨析鳥的吟唱，慶幸自己讀過《我不是博物學家》。要知道，尋常目光里鳥要么丑，要么靚，叫聲要么難聽，要么如百靈，乃至對昆蟲、草木、獨行或群居，人類并不常常有耐心從置身于萬物的角度打量自己。薛濤在這部博物題材的散文集中，記錄了百多種鳥類、昆蟲、草木，“解釋它們各自的山居生活”，也解釋它們如何來到他的山居生活。在我看來，這部作品不僅是他這段生活的真實呈現，更與《南山童話故事》有相當深入的契合關系，二者間的互文性非常明顯，處處體現出薛濤的自我觀照和文學初心。無論是在童話還是散文中，我們都可以感知薛濤在創作上的自覺和人生上的求索。

（作者系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