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書信集》自去年8月出版，自然是本雅明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幸運。之前，似有本雅明和阿多諾的通信已經出版，名為“友誼的辯證法”，讓國內愛好者窺見了本雅明和阿多諾的學術與私人關系。這本書信集是阿多諾和肖勒姆在戰后所編第一部本雅明書信，后來翻譯為很多種語言，為人們了解本雅明思想和書信寫作藝術的第一個窗口。但是，這個編纂也有其文獻上的問題。首先，當時本雅明的許多稿件和私人書信或在通信對象手中，或尚在散佚，所以失收不少。其次是偏見和隱匿，比如阿多諾和本雅明的信就收得不全，本雅明和阿多諾妻子格雷特·阿多諾的信則更少，應該是當時涉及在世人的隱私。也有些著名的“故意不收”，比如本雅明給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一封短信，為保全他的名節也就不予收入。《本雅明書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些內容作了補充。但即便如此，我懷疑還會有其他信件被發現，比如已經有人研究本雅明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的信件殘片。本雅明和布洛赫（Ernst Bloch）關系也密切，但兩人通信不知為何沒出現太多。布洛赫活到戰后，應該保留一些信件。因此也許以后還會有更大的“書信全集”……

但即便如此，這一《書信集》被翻譯出來，對國內的讀者而言，也是多了一個了解本雅明的方便法門。雖然我因為研究需要，曾閱讀過這些信的大部分，但中文譯本不僅使我的研究更加便利，也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對本雅明的印象。聊舉數例，分享給讀者。

晚年本雅明

第一個細節是他與肖勒姆的一次爭論。以前閱讀時我有一個刻板印象，即肖勒姆比較偏猶太教，反對布萊希特把本雅明引到了“激進左翼”這個方向。這次重點翻了兩人爭執的信件，發現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其實很有些有趣的地方，尤其是這個“轉向”涉及他和肖勒姆的關系。肖勒姆其實相當長時間希望本雅明去耶路撒冷，但是，本雅明的態度很好玩，他在回信中寫道，“共產主義行動糾正了自己的政治目標”（426頁，翻譯有修改）。這個表達極為怪異，這意味著本雅明認同“共產主義行動”，而非“共產主義目標”。但是，當行動本身糾正，乃至成為目標的時候，“共產主義目標”就被“行動”凈化了。他還說，他在共產主義陣營里搞事情，其實和實現猶太教的目標是一回事，都是實現“激進政治”，為此，他也不否認自己以前是“無政府主義”（426頁）。這些表述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比較語境化，即本雅明同時接受法蘭克福社會思想研究所的資助，又希望“吊著”肖勒姆，因為后者提供的確實是“有編制”的正式工作。但是，這個“編制”的條件是要他學希伯來語，皈依到“猶太研究”這個既有政治傾向、又體制化的派性之中。這讓本雅明有點為難。從這個角度看，某些研究者就可以給本雅明“定個性”，覺得這個人“人品不行”。

但是，還有一個解釋：這確實是本雅明處理這個問題的立場，也是他的一種思想方法：懸置目標，保留手段，這樣共產主義手段，即共產主義行動就是目標本身。換句話說，本雅明認為，這一手段本身更好地批判了當時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在他看來，這個行動和猶太教反對當時歐洲資產階級的傾向沒有什么區別。當他抱著通過激進行動反抗資本主義的想法而加入共產主義運動時，他也就將這一手段置于最終目標之上，使其暫時懸置。所以，后來他的研究者和后繼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寫了一本書《無目的的手段》，致敬并延續了本雅明的方法。不僅如此，本雅明的激進性在于，他也發現，如果不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強調行動對目標的優先性，所謂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也會喪失其先進性，出現某種利用運動所塑造的體制，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可能。所以，他在和布萊希特為代表的左派知識分子合作時，又將“神學”和“唯物主義理論”相結合：“如果我可以簡明扼要地表達一下，我從來沒有能夠在任何意義上進行研究和思考，除了——如果我可以這么說——在神學的意義上，也就是說，符合《摩西五經》每一段關于四十九層意義的塔木德教義。”（523-524頁）猶太教的目標——拯救或者信仰，也被他懸置了，他只用猶太教的手段，去研究和分析那些非猶太教的目標。這種雙重懸置，意味著本雅明有可能在進行一種“激進”的思想和行動實驗，通過懸置一切政治形式或政治目標，保持一種資本主義批判的超越（也就是所謂“神學”）立場。

對這一點，和他通信的猶太神學家肖勒姆心知肚明。讀了許多本雅明的信后，我感覺他其實除了早年幾個“青年學生運動”時期的發小之外，一生朋友眾多，知己甚少。后期的朋友，阿多諾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而且對待他也有點競爭心和私心，布萊希特只是意氣相投。只有肖勒姆在學養、傾向和對他的判斷上，是最準的（當然，從學問和智慧看，肖勒姆其實也是最高）。肖勒姆的回信講了兩點。首先，本雅明根本的學養就是被哈曼和洪堡激發的德國語言論傳統和猶太神學傳統的結合（525頁），他講的辯證唯物主義，只是一種辯證唯物主義的語言-神學類比，他不可能被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接受，只會給他帶上“黨內唯心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帽子。其次，本雅明以為可以通過“辯證法”，用自己的激進神學立場，把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核心在思想上“辯證轉化”。但是，肖勒姆指出，“辯證喜歡辯證”（dialectica dialecticam amat），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落實到黨的制度上的，制度最終引導行動走向一個目標，而思想自然可以對觀念之間的關系進行懸置或調和。一旦思想的辯證法落實到制度對行動的規范，本雅明那些“馬克思主義與神學”只能被“辯證”掉，連本雅明自己的肉身都會被“辯證”掉。

肖勒姆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還是學者，也不是極端仇視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他意在提醒本雅明，這種利用政治激進化潮流，試驗自身理論立場的行為，具有理論勇氣，但卻是一種不理解政治本身的行為。肖勒姆建議，本雅明若是真的想成為激進的左翼運動分子，就干脆加入共產黨，嚴格用黨的規范要求自己。本雅明如果在自己理論立場和黨的規范之間，能夠找到“辯證”或者調和，或者干脆拋棄自己的“神學”和思想，全面擁抱馬克思主義，那他算是完成了自身的“左轉”。

這個建議并不荒誕，肖勒姆非常清楚，無論是宗教-神學規范，還是政治規范，在思想過程中可以搞“懸置”“調和”，展示出奇妙而神秘的觀念形態，但落實到現實中，最終必須回到一個目標、一種規范中去。本雅明這種與政治“調情”的行為，最終只會以泯滅自己的個性和才華而告終。但是，肖勒姆也清楚，這件事情不見得沒有意義。他引用了西班牙猶太人的事例來暗示本雅明，如果他的思想力量足夠強，即便是表面上皈依，或者找到了他的“神學”和馬克思主義和諧相處的方法，未必不是一條路：“時間能做到的，理性也能做到。”（528頁）

這個例子很有意思，因為肖勒姆所說的“西班牙猶太人”不是指別的，就是指他的研究對象：猶太卡巴拉主義誕生時期的一群特殊人群——“馬拉諾”。中世紀晚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高舉“復興天主教”的旗號，對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進行宗教迫害。部分猶太人為了保存生命和信仰，表面上裝著改宗天主教，背地里將猶太教的教義和儀式混到了禮拜和經文中。隨后，他們反過來改造了天主教的一些邏輯，讓它在內部猶太化了，這群人被稱為“馬拉諾”，即“偽信者”。肖勒姆暗示，本雅明足夠聰明，他是不是能在表面上或者真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將其猶太宗教神學化呢？那些“馬拉諾”在天主教里融合猶太教靠的是時間，本雅明也許可以靠理性和智慧。

這種表達，是既尊重（而且是從自己學問脈絡中加以理解）本雅明的思想傾向，又替他打算，并惋惜他才華的仁者之言。讓我對肖勒姆的人品和學問非常佩服。

第二個例子，就是霍夫曼施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我覺得本雅明和他的關系現在國內討論得不多。霍夫曼施塔爾算是本雅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比較重要的一個知音，本雅明的《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實際上經由他才在文化界——而不是學術界——產生影響。霍夫曼施塔爾似乎激發了本雅明做文學批評的激情，并始終希望將他留在德國文化界。本雅明也極為真誠謙虛地給他寫信。而且，他似乎隱隱有借霍夫曼施塔爾在文化界的影響力，讓自己重回德語文學研究界的企圖。明顯可以看出，1929年霍夫曼施塔爾去世后，本雅明已經沒有任何留在德國的動力了。

還有一個細節，同樣展現了本雅明思想極為復雜的一面。他晚年和神學家提姆（Karl Thieme）有一系列通信。提姆是新教家庭出身，卻致力于推進新教和天主教聯合運動，在納粹上臺后，本來傾向保守的他，堅決反抗納粹，保護猶太人，最后被迫流亡，他與布伯等猶太神學家都有交往。本雅明晚年除了和社會思想研究所通信，還和提姆通了好幾次信，內容涉及他的《譯者的任務》，還有布伯對猶太教《圣經》的翻譯，他在信中顯示出對卡爾·巴特神學的興趣。這些通信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譯者的任務》不僅是個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文本，還與當時西方幾大宗教教派——猶太教、新教和天主教——對《圣經》本質問題的探討密切相關，所以理解《譯者的任務》必須結合當時的神學-政治語境。其次，本雅明的思想傾向確實可以進一步討論，尤其是晚年，他與各種思潮——神學的、技術的和政治的——保持交往，迅速吸收化合，在這個過程中，他有自己獨特的判斷。就從書信上看，除了法蘭克福學派、肖勒姆、布萊希特，還有幾個思想傾向對晚年本雅明影響極大：當時精神病學的異端，代表人物有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法國的極端右翼和左翼，右翼指天主教保守派，左翼包含巴塔耶和卡約瓦（Roger Caillois）；以及提姆這位神學家。有沒有可能，本雅明仍然在重復肖勒姆所謂“西班牙猶太人”的手法，處理這些思想資源呢？

最后，我還是想對本書翻譯說幾句話。這本書由傳奇譯者金曉宇先生翻譯，豆瓣分數達到了9.9分，說明讀者對本雅明的喜愛和對譯者的信賴。實際上，本雅明極其不好翻譯，多年來雖然版本很多，但要做到真正完善，還是有一段距離。尤其是書信集，又是翻譯中的難點，它本來就是私人語言與公共語言的混合，而本雅明文風又處于拘謹和放肆的兩端。早年的信件中，他經常用暗語開肖勒姆和其他密友的玩笑，晚年與不同朋友通信的語氣也不一樣。不僅如此，這些信件的理解也需要一些前備知識和多語言能力。稍微舉幾個例子，就會發現，金先生的翻譯，還是可以推進的。

首先，如果一眼掃過，我們會發現有些名稱的翻譯可以斟酌。例如：

454頁，《巴黎拱廊：辯證法的仙女劇》，這個譯法是直譯，不符合中文習慣，德語中的Feerie經我查閱似乎是《冰雪奇緣》一類的“童話劇”。

肖勒姆的一部系列文集Judaica，就叫“猶太教”，譯者翻譯為“猶太文物”。

476頁，有個叫“布蘭德斯”的人，實際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勃蘭兌斯，這個現成的譯名更容易讓人聯想到本雅明和我們共同的閱讀史。

501頁，《浪子回歸》，實際上是《浪游者的回歸》，flaneur在本雅明研究界是專有名詞，譯為“浪子”有點怪異。

507頁，“布雷頓”其實就是超現實主義詩人布列東。

只是隨意掃過，也不一定我的意見就對。

其次，有些翻譯因為譯者不熟悉相關研究，可能意思對了，卻顯不出本雅明的意圖。比如本雅明早期的一封信，即他寫給維涅肯博士的絕交信（書信39），最后一段譯得比較勉強。首先有希臘詞“theoria”的一句，被翻譯為“您內心的theoria被蒙蔽了”，其實是不準確的。“Theoria”現在譯為“理論”，在古希臘語境中，指的是“明智的直觀”。這句話不是說維涅肯被蒙蔽，而是指他已經沒有洞察真理的智慧，說白了就是他“瞎了眼”，慫恿青年為德國皇帝賣命，導致本雅明好友及其女友自殺。譯文中的“思想”一詞加了黑體，譯者大概知道這個詞比較重要，但也翻譯得不妥帖。這個詞原文是“Idee”，即“觀念”或“理念”，參照前面的“theoria”，這里其實包含了柏拉圖“理念論”的哲學背景。這段話的意思因此是：本雅明認為，這對死去的年輕人，即他的好朋友海因勒，以及為他殉情的女友，因為“愛”而直觀了真正的理念。現在本雅明成為這一理念的繼承者。縱觀上下文，譯文雖然意思對了，但由于譯者不熟悉柏拉圖的理念論和《會飲篇》的愛欲學說，就沒有把意思充分表達出來。我核對了一些句子，相關例子還有一些。但本來翻譯就是難事，譯者在通順和清晰方面也已經做得足夠好，我們能做的，便是學習譯者的成果，略做推進，以期待本雅明用更準確精彩的中文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