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南遷路”考察活動開啟時，我對故宮文物南遷可以說還一無所知。那時我正師從劉夢溪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沒能參加這次考察活動。此后我有幸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有機會深入到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中。越來越多的文獻、檔案，包括文字和圖像，帶著與那段歷史有關的信息涌到我的眼前，破碎的、遺落在歷史深處的時光一點點拼合起來，那段被屏蔽掉的歷史，像拼圖一樣，越來越完整。雖然那段不尋常的歷史賜給了我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但我深知，非虛構歷史作品側重于對歷史脈絡的梳理與重構，而要表達他們內心的起伏跌宕，他們在多變的世界上的命運抉擇，必須借助于一種更深刻的表達，只有文學能夠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這群在戰亂中守護文物的故宮人的一生，幾乎囊括了20世紀的國家命運。每當我面對他們的舊照片，都會被他們面容的平靜所感動，尤其是那個在貴州安順加入故宮博物院的黃居祥，臉上總是掛著微笑。那份淡定，透露出他們內心的強大，強大到了我不可想象的地步。很多年中，他們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閃動，他們的命運在我的心中翻騰，攪得我心神不寧。我要潛入他們的命運軌跡，去感受他們生命的溫度，觸摸他們的心跳，面對他們面對過的復雜現實，從無數種不確定中找尋通往未來的路徑。不知從何時起，我有了寫一部小說的沖動。

我預感到《國寶》將被寫成一部長河小說。長河不只意味著形式上的多卷本，更意味著敘述時間的大跨度和社會、歷史內容的豐沛容量，猶如一條悠悠大河，河道寬廣，奔騰不息。長河小說的寫法和一部精致的小長篇的寫作是不同的，一部十萬字左右的小長篇，一般是集中在敘事上的，采用線性結構，一條道跑到黑，把一個故事有聲有色、有頭有尾、有序幕有高潮地講完，環環相扣，嚴絲合縫，好似一個導游，引領你一路看風景，假如是一個不錯的導游，的確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在我有限的視野里，還沒看到過這樣的小說。長河小說更復雜，更有兼容性，可以包羅人間萬象（當然也不是漫無邊際），它寫的不是一條觀光路線，可能是一片路線，像我當年拍攝《天山腳下》紀錄片時，深切感受到絲綢之路不是一條路，而是一片路，在天山南北，有無數條這樣的通道。橫亙東西的天山山脈是天然的坐標，只要抬頭能看見山影，就沒有偏離方向。

故宮文物南遷是一個歷史事件，它已經發生過了，它的所有路徑都無法更改了，已經變成了歷史知識的一部分，被我們所了解。但對于當事人來說，一切都是未知的，正如我在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的先導片的字幕里所寫：“沒有人知道，這條路有多遠；沒有人知道，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寫的，是這種未知感，命運的不確定感，以及糾結在這種不確定感當中的復雜人性。

故宮文物南遷還是一個閉環的歷史事件，它的起點、終點，都在歲月中塵埃落定了。這決定了小說的敘事是線性的，但我不想把它寫成一部封閉的小說，而是無限敞開的，把近百年歷史、幾代人的命運都寫進去，太和殿是坐標原點，故宮文物南遷是一條線，那文松、梅遇影、梅從云、丁鐵竹這些人物的悲欣苦辣、生死契闊是串在這條線上的珍珠，也是小說的靈魂。因此這部小說，主題是故宮文物南遷，容量卻不止于故宮文物南遷，而是百年國運興衰，是我們國家從屈辱到自強的抗爭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闊主題。我力圖使這部小說有更大的歷史吞吐量，成為一個命運交叉的城堡，每個人都是在這個城堡里交集、相遇，構建矛盾，進而編織起敘事的經緯。當然，在故宮文物南遷的整體敘事中，這些大歷史只是背景，對這些事件的引入是碎片式的、個人化的、生活化的，在個人與時代的碰撞中，展開我對那段歷史的想象。

這部小說在我心里盤桓了好幾年，大約是在2019年前后，我就曾為這部小說寫過一個大綱。單就大綱而言，還是蠻吸引人的，也是很嚴絲合縫的，然而一旦動筆，就發現這份大綱是一個緊箍咒，讓我根據它的初始設計亦步亦趨，束手束腳，文本不能充分打開。所以在實際寫作過程中，我拋棄了這個大綱，讓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脈絡像大地上的植物，自由生長。故宮文物南遷的總脈絡是確定的，不確定的只是附著在這個歷史大敘事的具體人和事。真正好的小說，不是作家帶著人物往前走，而是人物帶著作家往前走。這樣的小說，才是接地氣的、自然生長的、有生命力的，而不是生硬的、主觀臆造的、先入為主的。這是我寫作《國寶》時一個切身的感受。假如說《國寶》有一個大綱，那大綱就是歷史的真實脈絡，但那只是一個模糊而粗略的輪廓，是事件發展的總軌跡，而不是每一個人物的具體生命路徑。我要讓我筆下的人物命運在這樣歷史的大輪廓下自己浮現出來，奔跑起來，哭起來笑起來。放棄了最初的大綱以后，《國寶》的寫作終于大踏步地前行了。那家、梅家兩家的人物，還有易東籬、馬橫嶺、石不言、呂醫農這些故宮博物院同人就紛紛向我走來，帶著各自的命運沉浮、各自的人生苦辣。

《國寶》的寫作過程讓我興奮，我感覺自己在經歷著主人公的經歷，與他們一路相伴，同甘共苦。我不是正規軍，充其量只是游擊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沒有任何負擔。盡管每天伏案幾個小時，每天結束寫作時都幾乎要癱倒在沙發上，視疲勞一時難以恢復，從體力到心力都是極大的付出。但我覺得《國寶》的寫作對我是一種鍛煉，甚至是一種滋養。通過寫作，我的創造力得以激發，心氣得以凝聚，毅力得以培養。《國寶》的寫作是一場持久戰，不是殲滅戰。《國寶》的寫作經歷讓我認識到，這種60萬字規模的大型作品的寫作與散文不同，也與單卷本小說的寫作不同，想快快不了，就像一鍋老湯，只能文火慢熬，否則不是夾生，就是燒煳了。

小說跨越了“九一八”事變、長城抗戰、盧溝橋事變、淞滬抗戰、南京大屠殺、花園口決堤、豫湘桂戰役、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處決日本戰犯、國民黨敗退臺灣、北平和平解放等諸多重大事件，當然都是作為“幕后”，隱隱地存在著，決定著人物行進的路徑。出現在“臺前”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是深深嵌入國家“大歷史”的私人“小歷史”，只不過在那段非常的歲月里，所謂的日常生活也變成了“非常”，變得顛簸不定、險象環生、充滿不確定性。的確，那些被歷史事件所裹挾的生活，就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日常。那些歲月像流水，滋養著他們的精神，雕刻著他們的風骨，承載著他們的情感，縱然在狂風暴雨中，也表現得從容而堅定。